在過去，房價的上漲令無數人趨之若鶩，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抑制購房熱情。然而，盡管如此，市場依然火爆。王健林曾經預言：“房子建得越來越多，許多樓盤面臨滯銷的局面，未來這種趨勢將愈加明顯，屆時調控政策不再重要，市場的自然規律會決定房價的走向。”但即使如此，眾多購房者依然不減熱情，借貸購房、囤積房產，導致房價如脫韁的野馬般一路飆升，甚至那些遠離城市的十八線小縣，房價也翻了好幾番。

但物極必反，這一切終于在2021年得到了驗證。從這一年開始，房價迎來了下行的走勢，尤其是十八線城市價格腰斬，三四線城市普遍下跌50%，連一線城市的房價也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而在過去兩年，為了平穩市場，政府加大了救市的力度。從最初的“限跌”政策，到房企一降價就被約談，再到首付比例的降低、貸款利率的調降，乃至稅收優惠和放松限購限貸等一系列措施，試圖刺激市場復蘇。

然而，盡管如此，許多房企的財務狀況已變得堪憂，債務壓力巨大。市場中觀望情緒愈加濃厚，許多人害怕買房后又面臨貶值的風險。曾經被視為最賺錢的行業，如今卻讓人望而卻步，越來越多人開始認為房產投資不再是致富的捷徑，甚至把其視為沉重的負擔。

在這種背景下，擁有三套房產的家庭，面臨著三個可能的結局：

第一，供過于求，轉手困難。

王石、黃奇帆等業內大佬早已預言，未來房企將面臨一場大規模的洗牌，資金鏈緊張的房企將陸續退出市場。而那些資金鏈穩固的大型房企，依然能夠在這一領域繼續發展。然而，隨著市場供給的過剩，特別是在城鎮化接近尾聲的今天，依賴農村人口進城推動房價的時代已經過去。與此同時，老齡化和少子化的趨勢也讓未來的購房需求大大縮減。許多城市依然面臨高空置率問題，去年商品房待售面積達到7.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了10%。房產的競爭激烈，想要順利轉手，價格成為了最大的挑戰。

第二，兩大稅種的落地，租賃市場壓力大增。

房產稅和房東稅正在一些城市試點，并且稅率不容小覷，最高甚至可達20%。一旦這些稅種全面實施，擁有三套甚至更多房產的家庭將面臨巨大的稅務壓力。無論是出租房產，還是空置房產，都會被征稅。對于大多數地方的房主而言，除非是四個一線城市或部分強二線城市，否則通過“以租養貸”已經變得幾乎不可能。

第三，遺產稅與共同富裕政策。

在房價飆升的年代，約45%的家庭擁有兩套或更多房產，造成了顯著的財富集中現象。一方面，富裕家庭的房產空置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仍有兩億人無法承擔購房負擔。這種貧富差距的加劇，引發了社會的不滿與矛盾。美國的例子警示我們，長期的貧富懸殊最終可能引發社會沖突。如今，政府更加注重推動共同富裕，并通過一系列稅收政策來縮小貧富差距。例如，針對房產繼承，已出臺相關政策：子女繼承房產后，若轉售，則需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除非符合滿五唯一條件。這樣的政策無疑會對高凈值家庭的財富傳承產生深遠影響，迫使他們面臨更高的稅收負擔，進一步推動財富的公平分配。

從長遠來看，政府的這些措施旨在通過限制不合理的房產積累，促進財富的更公平流動。雖然這一過程可能會帶來短期的陣痛，但卻是實現社會長期公平和穩定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