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線城市”群體盤桓數年以后，中國大陸27座GDP萬億城市中的“人口增量冠軍”又回到一線城市。

5月22日，深圳發布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當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785.95萬人，比上年末增長19.94萬人。至此，所有萬億城市去年的統計公報出齊，中心城市作為承載經濟、人口等發展要素主要空間形式的作用凸顯，去年23座萬億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長，一線城市深圳、廣州（15.1萬人）分居增量第一、第二，合肥（14.9萬）、長沙（10.34萬）、杭州（10.2萬）的增量也超過十萬人。

GDP超萬億、常住人口過千萬的“雙萬城市”，去年因合肥的加入而增至16個，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蘇州、成都、杭州、武漢、天津、青島、長沙、鄭州、西安、東莞等。其中，處于長三角城市群的4個，珠三角城市群有3個，京津冀、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群各2個，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各1個。

在全國人口總量持續減少的背景下，中心城市作為承載經濟、人口等發展要素主要空間形式的作用凸顯。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202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以后的2021~2023年，“新一線城市”武漢、長沙、合肥分別拿下城市年度人口增量第一。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新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明文彪在接受潮新聞采訪時表示，城市的人口規模、增速離不開空間承載力和產業承載力，改革開放后沿海城市率先競逐資源要素，承載力大幅提升，人口增長最快。隨著產業集聚，產業鏈開始圍繞核心城市周邊布局，這直接影響到人口發展趨勢，本來已有相當基礎，又搶抓風口發展新興產業的新一線城市成為人口增長之星，西部經濟中心成都、中部經濟中心武漢、“數字經濟第一城”杭州成為市區人口逾千萬的超大城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2017年、2018年，深圳曾連續站上城市人口增量榜首位，時隔五年，憑借活躍的經濟和年輕態的人口結構，機械增長（外地人口凈流入）、自然增長（出生人口大于死亡人口）共同出力，鵬城再次登頂。

深圳的經濟總量穩居全國第三，2024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68萬億元，5.8%的增速在全國城市前十強中列第二。目前，當地的經濟發展已進入提質階段，高附加值產業對人才的需求推動外來高素質人口流入，加速了技術擴散、產業升級。

據“七普”結果，深圳常住人口中0~14歲的占15.11%，15~59歲的占79.53%，60歲及以上人口僅占5.36%，勞動年齡段人口占比近八成，市民平均年齡32.5歲。

人口的平均年齡與自然增長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動態關聯，年輕人口占比大，一定時期內生育率通常能維持在較高水平。目前，含常住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數據的《2024年深圳市社會性別統計報告》尚未發布，此前兩年的報告顯示，2023年深圳常住人口出生率8.46‰、死亡率1.16‰，即自然增長率7.30‰（同期全國-1.48‰）；2022年常住人口出生率9.23‰、死亡率1.18‰，自然增長率8.05‰（同期全國-0.60‰）。

以常住人口持續的強增長而論，萬億城市中以長沙、杭州為著，到去年，保持每年10萬人以上的人口增量已超過和達到10年。從南北劃分看，去年北方的“人口增量第一城”也發生易位，西安以8.94萬人超過鄭州的7.8萬人，奪回“北方第一”。

在全國的出生率已數年低于1%、最近三年人口總量持續減少的背景下，萬億城市的人口增量更多地依靠機械增長。與此同時，各地著眼長期，正努力通過給予經濟補貼和福利待遇，平衡職場壓力與家庭生活，優化公共服務、提升普及水平等，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

“百萬英才匯南粵”N城聯動春季招聘活動（上海站）上，深圳數百所中小學、醫療機構誠意引才。

深圳近年來打造“民生幸福標桿〞，在教育、醫療、托育、就業等方面持續發力。其中，基礎教育學位累計新增82.4萬個，數量為全國城市之最，2024~2035年規劃改擴建幼兒園、中小學校160所，新增基礎教育學位18萬個；三甲醫院數量已由2015年的10家倍增至33家?。4月中旬，以深圳為主力的廣東“百萬英才匯南粵”N城聯動春季招聘活動（上海站）設置教育醫療專區，借重上海、長三角的高校資源、醫療儲備人才，為當地的“民生提質”加力。

今年3月，浙江省出臺有關實施方案，將根據國家部署建立實施生育補貼制度，為符合條件的生育家庭發放生育補貼；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發放結婚消費券、托育券，開展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務。

2018年以來，萬億城市寧波已多次放寬落戶政策，在浙江率先試行居住證轉戶籍制度，去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77.7萬人，增加8.0萬人，但人口自然增長率已連續兩年為負數。據報道，4月下旬，寧波市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市政府關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有委員提出，當前一些問題需要高度關注，有的地方對生育問題的嚴峻性認識不夠，認為“生不如搶”，把很多精力用來吸引外來人口，目前寧波外來務工群體中適齡女性的比例下降，削弱了產業工人扎根的意愿。同時，性別責任分擔機制亟待重構，可以借鑒國際經驗，推行“父母同權”，實施男女均等的養育假政策，強制規定父親參與育兒假期，破除女性“生育就要犧牲職業”的制度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