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開始有富豪榜開始，四川最有錢的男人幾乎一直都是賣飼料的劉永好，直到2021年，另一個賣飼料的四川老板才靠著賣光伏硅棒反超劉永好。

不過，他還是姓劉，叫劉漢元，也就是說，劉永好、劉漢元兩個劉姓富豪承包了過去20多年的四川首富寶座。

而2025年，四川最有錢的男人終于改姓了。

近日，上市公司百利天恒發布公告，收到美國客戶BMS（百時美施貴寶）的2.5億美元里程碑付款，這家與美國公司做生意的企業老板朱義，就是今年新誕生的四川最有錢的男人。

根據2025年胡潤百富榜的數據，朱義以1150億的身家力壓兩個劉姓前首富，賬面財富高出了近400億。

值得一提的是，朱義的反超全靠一個超級大單。

2023年12月，百利天恒與美國企業BMS簽訂協議，賣給對方一款抗癌藥的全球授權，這一單就賣了600億。

不過，這600億不是一次性付款，而是按照多個里程碑分批支付，前面提到的近日到賬的2.5億美元，正是600億大單的一部分。

近兩年來，百利天恒時不時就會收到來自美國BMS的付款，而就在這一筆筆跨洋付款到賬的過程中，百利天恒的股價從120多漲到了現在的370多，一舉把朱義推上了四川首富的寶座。

朱義的首富之路是一條獨特的“曲線救國”路徑。

1963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他，先后在四川大學獲得無線電物理學士學位、在復旦大學生物物理專業獲得碩士學位，最終在四川大學取得企業管理博士學位，兼具深厚的理工科背景與商業管理視野。

1987年，他進入華西醫科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教研室任教，在實驗室里鉆研病毒學，這段經歷為他日后深耕生物醫藥領域埋下了科學的種子。

然而，朱義內心燃燒著更宏大的產業抱負。1990年代初，他毅然“下海”，在廣西北海通過外貿和房地產賺取了“第一桶金”，然后又迅速回歸心心念念的醫藥行業。

1996年，政策放開后，朱義在成都創辦了百利藥業（百利天恒前身），開始了他的制藥征程。

公司從化學仿制藥和中成藥起步，1998年推出的首款仿制藥利巴韋林顆粒（商品名“新博林”）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銷售額破億，為企業在初期站穩腳跟并積累了寶貴的渠道資源和現金流。

盡管仿制藥業務一度年銷售額穩定在十億元以上，但朱義很早就看到了行業的天花板。2010年前后，他敏銳地預見到仿制藥利潤將薄如刀片，于是力排眾議，堅定啟動了向創新藥研發的戰略轉型。

百利天恒的轉型之路，是一條充滿勇氣與智慧的“厚積薄發”之路。

2010年，在自有現金流并不充裕的情況下，朱義堅持“以仿養創”的策略，利用仿制藥業務的穩定收入，為風險極高的創新藥研發提供“壓艙石”。

轉型之初異常艱難，沒有成熟團隊，他就從高校大量招募人才；沒有海外創新資源，他便親自帶隊全球考察。

關鍵的飛躍發生在2014年。正值美國生物醫藥投資低谷期，朱義逆勢而為，在美國西雅圖成立了全資創新藥研發中心——西雅圖免疫公司（SystImmune）。

這一布局旨在融入全球創新高地，并開啟了針對“臟靶點”EGFR×HER3的雙抗ADC藥物iza-bren（BL-B01D1）的探索。

當時，全球大藥企普遍因毒性問題放棄EGFR靶點，但朱義憑借對腫瘤生物學的深刻洞察，堅信可以通過獨特的分子設計實現精準打擊。他頂住內外壓力，甚至親自招募科學家進行第三方驗證，最終用數據證明了其設計理念的前瞻性。

此后十年，公司經歷了仿制藥業務受國家集采沖擊、公司整體陷入虧損的“至暗時刻”。朱義坦言，2021年前后資金壓力巨大，每年現金流僅剩約1000萬美元。

但他通過精準的研發節奏把控和成本控制（如“自主研發+自主生產”模式），帶領企業熬過了寒冬。

2023年，百利天恒成功在科創板上市，募資緩解了現金流壓力。同年6月，iza-bren在ASCO年會上公布的驚艷臨床數據引發全球轟動，隨后與BMS達成總額600億的大交易。

ADC（抗體藥物偶聯物）被稱為“魔法子彈”，什么意思呢？

眾所周知，以前治療腫瘤的最佳方法就是化療，化療的用藥能殺死癌細胞，但同時也能殺死人體的正常細胞，就像散彈槍，誤傷率非常高。

而ADC就像狙擊槍，精準滅殺腫瘤細胞，不傷害身體里的正常細胞，這是未來治療腫瘤的方向，而百利天恒在這個方向上走在了前面。

百利天恒的iza-bren是全球首創且目前唯一進入III期臨床階段的EGFR×HER3雙特異性ADC藥物。相較于單抗ADC，雙抗ADC具有更精準的靶向性和更廣譜的抗腫瘤潛力。

公開信息顯示，目前，該藥已在全球開展約70項臨床試驗，在中國啟動了10項III期臨床，覆蓋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鼻咽癌等多個高發瘤種，并獲得中美藥監部門多項突破性療法認定。

2025年下半年，其針對末線鼻咽癌的適應癥有望率先在中國提交新藥上市申請（NDA）。

值得一提的是，百利天恒可不止一款ADC藥，目前已有9款ADC藥物、4款GNC多特異性抗體藥物進入臨床階段，未來將持續輸出全球首創或同類最佳藥物。

朱義曾豪言：“不怕大家笑話，我就是要做跨國公司（MNC）。”

朱義與百利天恒的故事，絕非個例，它是中國醫藥產業從“仿制”到“創制”、從“中國新”到“全球新”歷史性跨越的生動注腳。

過去，中國藥企多以“快速跟進”為主，如今，以百利天恒、榮昌生物、信達生物等為代表的一批企業，通過在ADC、雙抗等前沿領域的底層技術創新，正在實現從“跟隨式創新”向“定義式創新”的躍遷。

它們不再滿足于簡單的License-out（對外授權），而是追求與跨國巨頭“共同開發、共享商業化”的平等合作，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利潤分配。

盡管當前行業仍面臨靶點同質化、產能瓶頸和監管壁壘等挑戰，但百利天恒等企業的成功突圍，清晰地指明了一條以創新為基的破局之路。

當一筆筆來自BMS的里程碑付款跨洋而至，推動百利天恒股價與朱義身家迭創新高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四川新首富的誕生，更是一個國家產業競爭力的深刻蝶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