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永杰

近日，圍繞ASML是否曾向美國提出“監控中國客戶”的指控，一場跨越企業、政府與輿論的爭議迅速升溫。而在中美科技競爭持續深化、歐洲戰略空間日益緊縮的背景下，這一事件不僅牽動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也再次凸顯了技術公司正在被卷入地緣政治漩渦的現實。盡管ASML第一時間堅決否認，但爭議背后所折射出的國際科技秩序演變，卻遠比指控本身更值得我們關注。

真假難辨：新書指控與ASML的否認

提及前述的爭議，其起點來自前彭博社記者迪德里克?巴齊爾（Diederik Baazil）和卡甘?科奇（Cagan Koc）合著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機器，De belangrijkste machine ter wereld》（以下簡稱：新書）一書。該書試圖講述全球半導體產業以及ASML作為核心企業的關鍵角色，因此作者想要呈現一個“被美國拉入出口限制體系的ASML”，難免帶有敘事性夸張。而在中美科技對抗高度敏感的2025年，這類帶有爆炸性內容的話題非常容易被放大。

書中描繪的核心情節是：ASML在2023年美荷達成出口限制協議的“過渡期內”賣出超出合約數量的DUV光刻機，并因此招致美國不滿，要求ASML表現出“誠意”；而時任ASML CEO皮特?溫尼克（Peter Wennink）曾提出愿向美國提供中國客戶的內部情報，以交換繼續為已售設備提供服務的許可。

無論這一敘述是否夸張，它的出現本身反映了一個事實，即西方內部正在試圖重新構建“誰在遵守規則、誰在鉆漏洞”的敘事，以匹配新的技術管制邏輯。

ASML對此的反應則非常迅速，發言人稱書中描述“嚴重不準確”，并強調公司不會向任何政府提供客戶內部數據。需要說明的是，這類否認并非情緒化，而是合規體系的自然反應，畢竟大型跨國科技公司受制于GDPR、隱私法以及與客戶簽署的嚴格保密協議，任何主動分享客戶信息的行為都足以構成法律風險和商業災難。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事件并不是“突然發生”。如果將時間往前倒推，我們可以看到三個清晰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ASML處在新舊領導層更替期，溫尼克在2024年退休，新管理層希望重新塑造品牌與政治形象，并強調公司“商業而非政治”，而任何與情報、監控掛鉤的指控都會打擊這一努力，因此，新書的敘述反而在政治上更敏感；

其次，美歐正就進一步出口限制進行新一輪談判，美國希望將更多ASML中端DUV納入限制范圍，而荷蘭和歐盟內部則出現一定抵觸，因為這關系到ASML的實際營收，新書的內容在這種背景下極易被政治化解讀；

最后是中國的半導體制造能力在2024–2025年間快速推進，無論是國產化DUV、先進封裝產能的擴張，還是7nm及以下工藝的可持續量產，都讓西方內部對ASML在中國的服務是否構成突破窗口產生擔憂，而新書抓住了這種焦慮，媒體則進一步將其擴大。

因此，在我們看來，此事件的關注點不應停留在ASML是否真的監控中國客戶這一表層，而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現實，即當科技公司位于地緣政治沖突的中心，其行為會被外界用地緣政治的角度解讀，新敘事就成為一種“結構性必然”。

戰略困局：ASML游走在

技術霸權與“合規平衡術”夾縫間

其實前述并非ASML首次處在業內輿論的“風暴眼”（例如此前其可以遠程關閉光刻機的傳聞就一度將其置于風口浪尖），而要理解ASML為何經常成為“風暴眼”，必須從其特殊的技術結構與全球產業位置來審視。

眾所周知，ASML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商業企業，也不是完全受單一國家控制的工業主體，而是一個高度全球化、高度依賴多個國家戰略資源的技術綜合體，而它的商業選擇也從來不是自由市場競爭，而是受多國政府政策塑造的結果。

業內知道，EUV光刻機號稱“世界上最復雜的機器”，擁有超過10多萬個獨立零部件、5000家左右的供應商，而其核心零件或模塊則依賴美國、日本、德國等相關供應商。這意味著，ASML無法脫離美國供應鏈，美國對其關鍵部件的出口擁有否決權，這使得ASML無法在地緣政治沖突中保持完全中立。

與此同時，中國又是ASML最大的單一市場之一。例如其DUV設備營收中，過去幾年有40%—50%來自中國，對于一家公司而言，這顯然是無法主動放棄的市場體量。因此ASML在商業層面必須維護與中國客戶的信任。

其實，這之中最尷尬的還是荷蘭政府，它既期望維持本國科技主導產業，又希望維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同時也不愿破壞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換言之，ASML要同時滿足三類不同的政策要求，而三者之間又經常存在沖突和矛盾。

例如在2023年美荷限制談判中，荷蘭政府的立場就是“被動接受”多于“主動提出”。談判中美國希望擴大限制范圍，而荷蘭企業界和商業組織則希望盡量減少損失。新書所說的“ASML多賣DUV惹怒美國”，從現有所有公開資料看，雖難以證實，但卻反映出一個事實，那就是ASML多年來一直在遵守規則的灰色地帶中尋找業務空間，而美國則希望消除這些所謂的“窗口期”。

但實際情況是，ASML在過去幾年確實做出過一些“合規但不完全符合美國期望”的商業選擇，例如在限制生效前加速履約、提前出貨等。但這些行為本質上屬于商業邏輯，而非政治邏輯。新書將其敘述為“違反協議”“惹怒美國”，其實是把商業行為政治化了。

在此背景下，新書中所謂“情報交換”式提議顯得更像文學性渲染，并非真實的公司行為。而按照ASML的組織結構，公司內部工程師并不會參與客戶的商業或技術戰略判斷，更不會收集客戶機密，工程師上門維護設備時只會接觸有限的工藝數據，而這些數據本身也受到雙方保密協議約束。此種情況下，ASML若真有意為美國監控客戶，法律風險遠大于政治收益。

基于上述，從我們的角度看，ASML的否認并非簡單的公關策略，而是基于其商業利益、法律風險、供應鏈結構與全球品牌信譽的綜合評估，畢竟對于一家以“可信賴的全球技術供應商”為核心競爭力的公司來說，“監控客戶”這種污點幾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何去何從：ASML難以擺脫的三方戰略價值

如上述，ASML處于“風暴眼”，并非因為它有意卷入，而是因為所有國家都希望它站在自己一邊或非此即彼。原因很簡單，ASML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夠量產EUV的公司，是先進工藝的咽喉，是產業鏈中無法替代的節點，而在當下的大環境下，越是關鍵的節點，就越容易成為政治敘事的焦點。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ASML是技術封鎖體系的關鍵出口，其核心目標是確保7nm及以下制造工藝不會在短期內大規模擴散，而光刻機正是其中最關鍵的環節，美國由此希望通過限制ASML，讓先進技術延遲進入中國，并在時間上獲得結構性優勢。而在這種壓力下，ASML的很多正常商業行為難免被美國鷹派視為“不夠配合”。例如“出口前加速履約”或“在限制未完全生效時執行原有合同”都會被認為是規避策略。因此，新書部分內容其實是美國某些政策圈的觀點投射。

而從荷蘭和歐盟角度，ASML是戰略資產，歐盟要求“技術自主”，ASML又是為數不多能在全球供應鏈中具備主導權的企業，此種訴求之下，如果ASML變成美國政策的工具，歐盟的技術自主將成為空談，這也是為何荷蘭和歐盟一直強調“限制應由歐盟主導，而非美國要求”的原因。

最后從中國方面看，ASML是戰略性供應鏈伙伴，其不可能放棄DUV設備，也不可能放棄與ASML的正常業務關系。事實上此前中國與ASML的商業合作一直是全球最穩定的供應鏈合作之一。

如上述，正因為ASML同時具有三方戰略價值，其行為必然被高度政治化，任何細節都會被放大、重構、解讀、甚至被當作戰略論證的素材。同時，這一事件也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全球趨勢，即在地緣政治主導全球科技競爭的時代，企業行為越來越無法被視為“純商業行為”，而會成為國家敘事的組成部分。至于此次新書引發的輿論風波，無非是政治敘事強行壓入技術行業的又一個典型案例而已。

寫在最后：綜上，上述事實可能永遠無法被準確復原，但卻清晰地展示了一個現實，那就是全球科技競爭已然進入深水區，任何一家關鍵企業的任何一次動作，都會被重新解釋為大國角力的一部分。正如ASML，它既需要不斷證明自己遵守規則，又需要維護與中國的商業關系，還需平衡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盡管其不是這場博弈的發起者，卻始終是被置于“風暴眼”。

基于此，此次ASML“監控中國客戶”的爭議，與其說揭示了ASML的真實行為，不如說是提醒我們，未來的科技競爭將更加復雜，企業與政治的界限將更加模糊，而處在這種新常態下，任何一家全球科技企業都必須在透明、合規、商業利益與地緣政治壓力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