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劉鋒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 2025年10月31日

日前，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并發布了公報。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學院首席經濟學家劉鋒教授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結合公報中關于綠色發展有關表述，以及我國綠色發展相關政策導向與發展實踐，從戰略定位、政策融合、“雙控”轉型、金融支撐 “十五五”發展重心五大維度，系統闡釋綠色轉型路徑，為“十五五”期間綠色發展提供關鍵思路。

一、綠色發展戰略定位：從“外部補充”到“內生核心”的根本性轉變

四中全會公報對綠色發展的表述調整，成為戰略升級的重要標志。劉鋒指出，公報首次將綠色與智能化結合，這一變化并非偶然，而是長期實踐后對綠色發展規律深度把握的結果，意味著綠色發展在戰略定位上實現深化與升級。

從發展階段來看，“十四五”時期已為綠色轉型奠定基礎，“十五五” 期間的核心任務則是推動綠色發展走向系統化、產業化、智能化，并與經濟核心內容深度綁定。公報明確提出將綠色發展融入實體經濟核心，把綠色轉型納入產業升級路徑，使綠色成為產業本身的構成要素。以零碳產業園為例，綠色已成為產業發展的必備前提，綠色轉型不再是與經濟建設相悖的環保任務，而是成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

這一定位轉變是戰略思維的關鍵突破。過去綠色發展是經濟增長之外的獨立增量，如今已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唯有通過綠色發展，經濟才能實現長期增長，綠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從“外部補充”徹底轉向“內部共生”。

二、政策融合方向：產業政策與綠色政策的深度協同

綠色發展定位的轉變，預示著未來產業政策與綠色政策將深度融合，核心體現為協同推進的系統性。綠色發展并非單一領域任務，而是涵蓋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系統工程，需多領域、多環節相互支撐。

從實踐層面看，政策融合需解決兩大關鍵問題：一是數據支撐，減排目標的實現必須以精準數據為基礎，若碳排放數據監測不準、統計不全，后續減排政策將無從落地；二是可持續激勵，綠色發展不能依賴 “單一給錢推動” 的模式，資金投入主體需獲得合理回報，單純要求貢獻的模式缺乏可持續性。

未來政策將聚焦綠色轉型、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多目標動態平衡。一方面，產業政策制定將以綠色化為核心前提，制造業升級、服務業轉型、園區建設等領域，綠色將成為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指標；另一方面，綠色政策不再獨立于產業政策，而是嵌入產業發展全流程，形成“產業綠色化、綠色產業化”的雙向融合格局，讓綠色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三、“雙控”機制轉型：從能耗雙控到碳排放雙控的精準跨越

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是綠色轉型的重要改革方向。這一轉變的核心內涵是從“控制能源消費總量”轉向“精準管控碳排放質量”，能更直接、高效地推動能源結構優化，直指碳減排核心目標。

從我國現狀來看，當前仍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國，約60%的碳排放來自能源領域。盡管我國新增非化石能源裝機容量居全球首位，但清潔能源占比仍不足 20%，遠低于澳大利亞（傳統礦產資源大國）70%的占比，能源轉型壓力顯著，亟需通過“雙控”轉向提升減排精準度。

實現這一轉變，需把握三大關鍵機制：一是科學把控節奏，堅持“先立后破”。傳統能源退出必須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基礎上，避免沖擊能源安全與經濟穩定。以江西為例，其新能源裝機容量已超過傳統能源，但太陽能、風能的不穩定性對儲能、傳輸技術要求極高，導致能效偏低，“十五五” 期間需優先解決新能源穩定性問題，確保傳統能源有序退出與新能源補位的銜接。二是健全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精準減排的前提是 “摸清碳家底”，必須建立統一、科學的碳排放監測、報告、核查體系（MRV 體系）。只有明確 “誰排碳、排多少、通過何種方式排放”，才能制定針對性減排政策，合理分配補貼資金與投資方向，避免數據不準則減排無據。三是完善碳市場市場化定價機制。碳市場核心是為碳排放權定價，通過市場化手段倒逼企業減排。碳排放越多，企業成本越高，主動減排產生的減排量可轉化為經濟收益。目前我國碳市場僅覆蓋能源行業，2025年新增鋼鐵、水泥和鋁冶煉領域，“十五五”期間需進一步擴大覆蓋范圍，同時探索碳期貨、期權等衍生品，完善風險對沖機制，讓市場在碳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四、金融支撐路徑：針對不同主體構建多層次支持體系

綠色轉型的各項任務均需金融體系提供精準支撐，核心是根據不同綠色項目的“風險-收益特征”，創新工具與機制，構建多層次支持體系，具體可從三方面推進：

第一，提供長期低息資金，降低社會資本準入門檻。針對降碳、擴綠等高風險、長周期的重大綠色項目（如生態保護修復工程），需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先行，通過長期低息資金降低社會資本參與成本與風險，吸引更多市場主體投入綠色領域。

第二，創新專項金融工具，支持高碳行業轉型。近兩年，轉型債券、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等專項工具已在鋼鐵、化工等高碳行業的減排技術改造中發揮作用，未來這類工具力度還需加大。若無專項工具，高碳行業想轉型卻缺資金，減排目標將難以落地。

第三，建立地方綠色擔保基金，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題。中小企業是綠色轉型的重要主體，但普遍面臨信用不足、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可鼓勵地方在零碳產業園等場景建立綠色擔保基金，為其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增信；同時，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激活碳市場的金融功能，探索期貨、期權等衍生品，幫助企業對沖碳排放風險，實現減排即增效。

五、“十五五”戰略重心：以 “雙碳” 為牽引，聚焦兩大核心方向

公報提到“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十五五” 期末（2030年）正是我國碳達峰目標年，當前及“十五五”期間的很多工作，都是為碳達峰后推進碳中和做準備，“牽引”二字凸顯“雙碳”目標對綠色轉型的核心引領作用。

實現這一目標，需把握積極與穩妥的平衡：“積極”體現在方向與決心上，需緊抓2030年前碳達峰的關鍵窗口期，在可再生能源發展、綠色技術創新等領域采取堅定行動，保持戰略定力；“穩妥”則體現在節奏與風險防控上，要充分考慮經濟承受力與能源安全底線，科學把控工作節奏，避免運動式推進對產業與經濟造成沖擊。

對于“十五五”綠色轉型的戰略重心，可聚焦兩個方向：一方面聚焦能源革命與產業深化：工作重點從能源結構初步調整轉向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推動傳統化石能源占比降低；同時推動制造業、服務業等各領域深度脫碳，實現全產業鏈綠色轉型。另一方面，強化制度建設與市場機制完善。綠色發展不再僅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事，需統籌完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體系，進一步擴大碳市場、用能權交易市場的覆蓋范圍，打造適配綠色發展的行政體系與市場體系。只有通過制度創新細化各項舉措，才能為綠色轉型提供持久動力，確保經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依據21世紀經濟報道《關于綠色發展，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的三個“加快”意味著什么》編輯整理 點擊閱讀原文可查看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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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鋒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