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圍繞美聯儲最高權杖的“白宮版《學徒》”正在上演，四位候選人的背后是貨幣政策獨立性與特朗普式的“政治忠誠”間的艱難角力。

鮑威爾任期提前迎來倒計時，繼任者會是何方神圣？

2025年7月，據Polymarket的數據顯示，鮑威爾年內被免職的概率在兩周內從15%飆升至38%，創下美聯儲百年史上在任主席面臨的最嚴峻政治危機。這一異動直接源于特朗普的連續施壓——他多次抨擊鮑威爾維持高利率是“榆木腦袋”，并主張將利率降至1%以下以刺激經濟。

鮑威爾

而更致命的信號來自白宮的程序性動作：特朗普政府已正式啟動美聯儲主席遴選程序——盡管鮑威爾法定任期要到2026年5月才結束。財政部長貝森特更暗示，鮑威爾一旦卸任，若繼續留在美聯儲理事會將會“引發市場混亂”，這幾乎斷絕了鮑威爾的退路。事實上，這場提前一年半的“權力過渡”，不僅是鮑威爾個人的危機，也讓市場普遍擔憂未來的美聯儲是否會喪失其政策獨立性。

那么，如果鮑威爾提前卸任，美聯儲主席的職位會由誰來繼任呢？從目前白宮給出的信號來看，頭號熱門是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

凱文·哈塞特

哈塞特憑借與特朗普近十年的捆綁關系在這場繼任者競爭中強勢領跑。他在貿易、稅收及貨幣政策上與特朗普高度同步，甚至公開為總統的“解雇鮑威爾”言論辯護。他所特有的“地理優勢”更使其占據先機——他的辦公室同樣位于白宮西翼，這使他獲得了隨時接觸特朗普的特權。而特朗普也曾公開放話，“他（哈塞特）懂我的經濟愿景”。

但哈塞特雖受大老板的青睞，卻也面臨著多重質疑：

1、零貨幣政策實操經驗。事實上，哈塞特缺乏的不止是實際操盤經驗，他上世紀（1999年）出版的著作《道指36,000》，曾經預測道指將在3-5年內升至36000點。這一失敗的預測一度淪為整個市場的笑柄；

2、業內認同度極低。哈塞特在美銀全球基金經理調查中支持率僅7%，是目前四位主要候選人中最低的一位，遠低于現任財長貝森特的26%——這說明市場從業人員完全不看好他；

3、市場普遍存在對其上任引發災難性后果的擔憂。一些經濟學家警告，因市場視哈塞特為“政治傀儡”，若其成功上任美聯儲主席可能會引發美債拋售，這是市場和美國政府都無法承受的災難性后果。

除了哈塞特，目前還有三位熱門競爭者，分別是：

——現任財長貝森特（美銀調查支持率26%，位居第一）：華爾街出身（索羅斯前副手），金融圈認可度高，但特朗普公開稱其“非首選”，畢竟財長這個位置也十分重要，若轉任美聯儲主席，特朗普還得再去物色合適的財長人選。

貝森特

——前美聯儲理事沃什（支持率17%）：保守派背景，近期轉向鴿派。2017年曾獲特朗普面試，但因“過于年輕且偏鷹派”而失寵。這幾年重新進入特朗普政府的視野。

沃什

——現任理事沃勒（支持率14%）：技術官僚代表，獨立性最強，被視為是這場競爭中突然出現的一匹“黑馬”。但其核心劣勢是與特朗普陣營缺乏紐帶，這在極端重視“忠誠度”特朗普陣營中將會是致命劣勢。

沃勒

事實上，特朗普對美聯儲主席人事更迭的核心訴求非常明確。首先，繼任者需絕對服從降息指令——特朗普多次指責當前利率“每年浪費千億國債利息”；其次，他要毫無保留地效忠“MAGA經濟路線”——在特朗普看來，美聯儲應為MAGA提供幫助和便利，而非跟政府唱反調，在這一點上，哈塞特支持全面關稅的立場成其關鍵加分項；而在時間窗口上，特朗普政府傾向于速戰速決——由于特朗普“厭惡政策拖延”，遴選程序可能會加速，而權力交接的時間可能會比市場預料得更提前。

當然，特朗普這種赤裸裸的政治干預態度引發了很大的爭議。法律學者指出，《聯邦儲備法》雖允許總統因“政策分歧”免職主席，但該條款從未被實施過。若特朗普強行操作，不排除會觸發最高法院訴訟。

新主席的燙手山芋：通脹、關稅與美聯儲的“獨立性”

當然，無論是鮑威爾留任、還是新人接手美聯儲主席的位置，都是手握一個燙手山芋。美聯儲目前面臨的核心困難主要包括以下幾個：

關稅戰推高通脹：美聯儲三把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副主席威廉姆斯公開警告，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的行為，將在2025-2026年推高通脹1個百分點。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新任主席強行推動大幅降息，將極有可能推高通脹，這是市場極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經濟動能衰減：褐皮書顯示5-7月僅有5個聯儲轄區微增長，消費疲軟與企業觀望情緒彌漫。當然，“刺激經濟”也是特朗普要求美聯儲降息的一個重要理由，但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市場參與者和美聯儲決策者明顯對這一操作的有效性缺乏信心；

對“美聯儲為政治所裹挾”的擔憂：近期，美國好幾家大型銀行的CEO都出來為美聯儲獨立性發聲，包括高盛、美國銀行、花旗集團、摩根大通等，他們都強調美聯儲的“獨立性”非常重要，關系到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而從目前的遴選人選來看，特朗普大概率會選一位能保證對其“忠誠”的人選來繼任美聯儲主席。新主席上任后，如何在“政治忠誠”和“政策獨立性”之間找到平衡，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這也是為何哈塞特雖最受白宮青睞，卻在美銀調查中支持度最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市場對哈塞特以特朗普“政治代言人”的身份上任引發災難性后果的擔憂不是沒有來由的。美聯儲歷史上曾出現過類似情形：1970年代尼克松為了謀求連任，任命自己的經濟顧問亞瑟·伯恩斯為美聯儲主席。伯恩斯上任后，尼克松多次向其施壓，要求他配合其需求制定貨幣政策。根據白宮當年的錄音資料顯示，尼克松對伯恩斯明確提出，要對其個人和政黨忠誠，時任財長舒爾茨強化了這一政治信息，最終促使伯恩斯領導下的美聯儲在大選前維持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后來公布的伯恩斯日記中，他也曾抱怨“總統及其幕僚……對美聯儲的騷擾將一直持續，甚至愈演愈烈”，而他自己的角色更像是白宮會議上的政府成員，而非獨立央行的行長。

亞瑟·伯恩斯

而伯恩斯如此行事的一個重大后果，就是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大規模通貨膨脹。

十字路口的美聯儲與全球金融新秩序

這場“鮑威爾保衛戰”的結局，極大地關系到美聯儲能否守住自身的政策獨立性防線。若哈塞特最終勝出，極有可能意味著美國的貨幣政策將徹底讓位于政治意志——短期通過助推降息刺激經濟，但長期將極大地削弱美元定價根基，其結果必將是迫使全球加速“去美元化”布局。

眼下，當特朗普在7月加速遴選候選人時，市場正緊盯兩個關鍵時點：

——7月29日：美聯儲利率會議——鮑威爾“絕地反擊”的最后舞臺；以及

——8月1日：若貿易伙伴未達成協議，新關稅自動生效，通脹壓力再添變量。

如果美聯儲主席真的在未來幾個月發生更迭，那么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塑窗口或許將提前開啟。這對身處大洋彼岸的我們來說，必定充滿了挑戰，但同時，也將會迎來一個巨大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