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陳潔 實習生 王欽穎“今年能領到全年的育兒補貼，挺驚喜的。”家住廣州的林俊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的孩子在2025年1月出生，約一個月前他收到了2025年度的育兒補貼，共計3600元。

林俊的情況并非個案，多個省份從11月開始，已陸續下發首批育兒補貼。

“目前，重慶市部分區縣的首批育兒補貼已經發放。”當記者以家長身份咨詢育兒補貼發放事宜時，重慶市衛健委工作人員回應稱，根據全市統一安排，育兒補貼按季度集中發放，具體發放節點為每年5月、8月、11月和次年2月。

在育兒補貼陸續發放的同時，多項鼓勵生育的配套政策相繼推出。例如，近日國家醫保局召開的全國醫療保障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力爭明年全國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分娩個人“無自付”。此外，12月22日，托育服務法草案已正式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初次審議。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倡導積極婚育觀，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這一系列政策的協同推進，有助于為我國生育率提供穩定支持。

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特別副研究員史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生育決策受到經濟成本、時間精力、職業發展、文化觀念等多重復雜因素的影響。從國際經驗來看，僅靠經濟補貼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生育趨勢。綜合施策更可能實現的，是為生育率提供“托底”支撐，并為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爭取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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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消費有望受益

目前，各地首批育兒補貼已陸續開始發放。

據記者了解，廣西2025年度育兒補貼于12月16日起集中發放，截至12月18日18時，已發放補貼資金8億元，惠及超過25萬戶3歲以下育兒家庭。

同樣在12月中旬，北京宣布面向0—3歲嬰幼兒的育兒補貼也已順利發放，首批審核通過的28.6萬名對象已領取到每月每孩300元的補貼。

此外，不少地區自今年11月起也已陸續啟動育兒補貼發放工作，重慶即是其中之一。家住重慶開州區的黎慧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她在11月15日已收到相關補貼。

“我今年9月收到社區發來的育兒補貼申請提醒，當月就在線上提交了申請。10月上旬收到審核通過的短信，11月15日補貼資金直接打到了我的銀行卡里。”黎慧說。

不僅黎慧如此，家住成都的周琳也在11月上旬領到了育兒補貼。“從提交申請到補貼到賬，我大約等了兩個月。這筆錢對我們這樣的雙職工家庭來說，真是一場‘及時雨’。”周琳表示。

那么，這筆育兒補貼，家長們準備怎么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多數家庭將補貼用于購買奶粉、尿不濕、嬰幼兒冬季衣物等日常必需品，也有不少家長將其用于支付托育費用。

“領到的3600元補貼，我馬上用來給孩子添置了一些必需品。”黎慧告訴記者，“先買了兩罐他平時喝的奶粉，又添了一套秋冬穿的連體衣和學步鞋。剩下的錢也打算繼續用在孩子身上，慢慢購置其他需要的東西。”

周琳也表示：“我們最近正在考察家附近的普惠托育機構，這筆補貼可以用來繳納托育費，減輕每月的開支壓力。”

多位家長表示，育兒補貼將做到“專款專用”，這有望對近期的育兒消費起到一定的帶動作用。

林俊向記者算了一筆賬：按每月消耗奶粉4罐、尿不濕150片計算，若奶粉單價為250元/罐、尿不濕單價為2元/片，僅這兩項月支出就達1300元，再加上衣物購置及其他日常開銷，育兒成本著實不低。“我家的育兒補貼主要就用于這些日常必需品。補貼本身不會改變我們的育兒消費結構，但確實能減輕我們育兒的經濟壓力。”他坦言。

史薇指出，育兒補貼作為穩定的現金支持，對于將補貼明確用于嬰幼兒奶粉、尿不濕等即時消費的家庭，能夠直接緩解其支出壓力。不過，從宏觀層面看，這類補貼對年底消費的拉動作用預計較為溫和，且主要體現在與育兒相關的特定消費領域。

“從受益家庭來看，中低收入家庭對補貼的邊際消費傾向通常更高。此外，多孩家庭因能領取多份補貼，獲得的總額支持更大，實際減輕的養育負擔也更為明顯。現金補貼能在嬰幼兒0—3歲的關鍵階段起到托底作用，有助于緩解年輕家庭的撫養焦慮。因此，育兒補貼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其社會政策托底和價值引導功能，而非強勁的經濟刺激工具。”史薇表示。

不久后，育有0—3歲嬰幼兒的家庭將迎來下一筆補貼資金——2026年度的育兒補貼申請即將啟動。

重慶衛健委工作人員表示，根據政策規定，育兒補貼需要按年度申請，即每次申請的有效期為一年。如果在重慶的家長于2026年第一季度內通過審核，育兒補貼資金預計將在2026年5月發放。

生育支持政策“組合拳”

從過往來看，我國育兒補貼政策經歷了從地方先行探索到國家層面統籌推進的過程。隨著國家層面補貼標準的確立，目前多地正陸續出臺與之銜接的地方實施細則，部分地區還對二孩、三孩家庭實行更高的補貼標準。

12月8日，攀枝花市公開發布《攀枝花市育兒補貼制度實施細則》，提出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一孩落戶攀枝花，現階段執行國家基礎標準每孩每年3600元。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攀枝花籍二孩、三孩，夫妻雙方均為攀枝花戶籍并參加攀枝花市社會保險的城鄉居民，提標執行攀枝花育兒補貼制度政策每孩每年6000元。

此外，鄂爾多斯市衛健委發布的消息稱，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補貼不進行疊加。一孩、二孩執行國家育兒補貼標準（3600元/年），三孩超出國家標準部分執行市級育兒補貼標準（10000元/年，即國家3600元+市級6400元）。

史薇表示，在國家頂層設計之下，地方政府在完善生育支持體系方面擁有廣闊的施策空間，關鍵在于精準對接本地需求并與國家中長期戰略動態銜接。地方措施的精髓在于“因地制宜”和“精準發力”。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對政策需求的強度不同，各地必須結合本地家庭育兒需求的主要矛盾，制定有針對性的措施。

“我有兩個孩子，坦誠地說，育兒補貼更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理解和支持，讓我感受到社會對育兒家庭辛苦的認可，這種心理上的寬慰，與經濟上的支持同樣重要。”家住鄭州的張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近期，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除了育兒補貼持續落實外，托育服務優化、分娩費用向“無自付”推進、幼兒園收費進一步規范等一系列政策也相繼釋放。

例如，12月22日，托育服務法草案（下文簡稱“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初次審議。草案通過對托育機構、托育師實行準入許可，規范托育服務內容和標準，完善監管體系等制度，促進嬰幼兒身心健康全面發展。

有多位受訪家庭也提到，他們需要更為普惠且可靠的托育服務。

周琳認為，對她來說，可及、可負擔的優質托育服務，是促進生育意愿最重要的一環。“如果孩子3歲前能有安全、放心、收費合理的托育機構，能讓我和我先生盡快重返職場并保持職業競爭力，其價值遠超現金補貼。”

黎慧表示，在諸多生育支持政策中，她最看重兩點：一是托育體系和服務的完善。二是教育負擔的切實減輕，例如進一步降低幼兒園學費。“這兩方面如果能落實，會比單純的經濟補貼更能鼓勵像我這樣的家庭考慮生育。

“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優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勵措施，發揮育兒補貼和個人所得稅抵扣政策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12月23日，《關于完善幼兒園收費政策的通知》印發，其中提出要更好促進學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優質發展，有效降低人民群眾保育教育成本，推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這意味著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勵措施的進一步優化。

史薇指出，國家近期打出的生育政策“組合拳”，對于穩定社會預期、減輕家庭負擔具有明確的積極意義，但其對生育率指標的改善效果需要理性看待，且政策見效必然是一個中長期過程。

“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必須超越‘單一經濟補貼’的思維定式，需要構建覆蓋‘婚戀-生育-托育-住房’的全周期支持體系。”史薇表示，“比如在托育服務方面，群眾對托育機構的需求是安全、近便、質量高且價格可承擔，當前供給與需求仍有落差。育兒補貼解決了部分‘養不起’的顧慮，而增加普惠托位供給、發展社區嵌入式托育、鼓勵用人單位辦托等，才能直接回應‘沒人帶’的難題，兩者互補方能解除家庭后顧之憂。”（應采訪者要求，林俊、黎慧、周琳、張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