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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只要市場上還有未被滿足的“10%”,它的故事就遠未結束。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馬吉英
見習記者 陳浩
編輯|馬吉英見習編輯|張昊
頭圖來源|受訪者
11月6日,當《中國企業家》見到巨力集團(以下簡稱“巨力”)董事長楊建忠時,離巨力建廠40周年只差2天。
現在他被稱為“索具大王”。而1985年,當他跟二弟楊建國、二姐楊會德貸款1800元買回一臺舊機床時,僅僅為了吃飽穿暖。
巨力最廣為人知的,是楊建忠活躍在影視圈的三弟楊建民,也就是楊子。這令人忽略了這家公司的真正實力:它已經成為了索具領域的世界級隱形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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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索具”一般定義為連接起重設備與被吊運物體的裝置,廣泛應用在石油化工、機械裝備、橋梁場館、航空航天等領域。但近幾年,這個老行業的產業結構在發生著有趣的“煥新”,比如用于海洋工程和深海作業的特種索具,是增長最快的細分賽道之一。
楊建忠身上有那一代“農民企業家”的經歷和特質:1965年出生在保定徐水的農村家庭,一貧如洗,只能跟弟弟一起去北京謀生;以一個誰都不愿意干的“苦活臟活”開啟創業,從家庭作坊到集團公司,從“人治”到“法治”,從頭到腳把自己重塑一遍;極強的生存意識,追著訂單跑,圍著競爭對手打,相信沒有任何“不可能”;也曾膨脹、迷茫,栽過大跟頭,多數企業就此湮滅,他則沒糾結,帶領公司快速回到了正軌……
直到現在,他都保持著一個樸素的商業觀:巨力應該是一家正規的“大公司”。
最早時,這種觀念可能會更“可視化”。他會刻意梳個背頭、穿西裝打領帶,把自己打扮成“國營廠長”,就是為了讓別人覺得他不是個體戶;1995年,公司只有二三十人,他就成立了“巨力集團”,而此時,這家剛剛走出保定的公司已參加了五屆廣交會;2002年,巨力在自己的千畝工業園里建起了第一個車間,兩兄弟一合計上了最高規格的設備,一部分至今都在用;他力主招了幾十個氣質佳的年輕人,在廠區里站崗、招待,客戶一經過就敬禮,在當地成為一景……
“怎么能做到對外有吸引力,對內有凝聚力?我也沒辦法給你解釋。”在楊建忠看來,如果內心極度渴望讓別人感覺你很“正規”,是個“大公司”,那這些行為看起來也就合理了。
楊建忠也把自己的特質深深地烙在了巨力身上。
20世紀80年代,他拿訂單的主要方式就是幫客戶的員工干幾天活,以換取對方信任去跟領導申請合作機會;他從不拒絕客戶需求,第一反應是想盡辦法滿足,也使得這家由農民創造的企業一開始就有極強的產品基因;十年時間從京津,到東北,再到上海,直至全國,他打造的部隊是一支全能的“游騎兵”,在各地都能速勝;他沒獨特的管理邏輯,整個創業史就是“往高走”“與高人同行”,去廣交會、引入國企股東、上市等,“看得多了,才會知道不要做低,與高人合作,才能有胸懷,不小氣”。
巨力能持續40年,他覺得最難得的是家族依然步調一致。早年間,他發起的決策少有被質疑,小到去北京是坐車還是騎車,大到要不要去闖上海;巨力大了之后,多元化發展的新業務要關掉,牽扯到數億元的股權回購,他提出家族出錢兜底,大家也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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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從一開始,整個家族就“全民皆兵”。包括歲數最小的楊子,在楊建忠眼中也是一員“猛將”,不僅生產環節全通,在巨力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上海一戰中,他也是“先鋒官”。在拿下上海市場之后,“大哥”把重擔交給他,駐扎在那里繼續運營整個集團最核心的業務板塊。
如今,家族“二代”紛紛成長,又一個個頂上來,沿著父輩的價值觀前進。在楊建忠看來,整個家族關系融洽,也有極強的補位和主人翁意識。就像當年他們初創公司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角色。
當年,有人覺得原來的名字“飛馬”太土,要換個新名字,楊建忠脫口而出“巨力”,大家都覺得好。“一是跟我們產品相關,二是它寓意著凝聚實力,增進團結力,這是最重要的。”在他的認知中,巨力是個特別的公司,他自豪于這家公司沉淀下來的價值觀,以及取得的商業成就,哪怕處在一個窄眾的賽道。
根據智研咨詢數據,我國鋼絲繩索具行業近年在50億元的規模徘徊。據國際數據機構AMR測算,全球鋼絲繩索具市場正以每年5.3%的速度向百億美元規模挺進,預計2032年將達到144億美元。
今年1至6月,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1.4億元,同比增長17.45%;歸母凈利潤935.08萬元,同比增長137.21%。
“我們的產品在風電、核電、海洋工程、航空航天等新興領域增長很快,占營收比重已超過60%。”巨力索具總裁楊超向《中國企業家》表示,“我們發現海上漂浮式風機建設成本中,扇葉、塔筒只占20%多,而安裝、浮體、系泊占70%多。目前我國海上風電仍以示范項目為主,等大面積推開后每年市場規模或達上百億元。”
類似的新場景還在不斷涌現。在楊建忠看來,AI也是一個巨大變量,巨力已經五年時間處在一個平穩狀態下了,他在AI上找到了那種久違的興奮感。
“苦出身”
“未曾清貧難成人,沒有經歷才天真。”楊建忠如此總結來時路。
家里太窮,“冬天腳都凍爛了,永遠吃玉米面”。20世紀80年代初,楊家兄弟跟著親戚去北京學木工活謀生。
在工廠里,他們接觸到了一個“最臟、最累,誰都不愿意干”的活——插繩套。這需要把成股的鋼絲繩一端拆開,再按特定的編織工藝插入其他的繩股內,形成環形套狀結構,以便把鋼絲繩與吊鉤等連接,實現重物吊裝、牽引等作業。
親戚為此琢磨出了一個簡單的“插繩機”。這在工人眼里一文不值,親戚也覺得做買賣更賺錢,放棄了這個工具,兩兄弟卻如獲至寶帶回了村里。
他們在自家二分地大的小院里開了“迎春插繩機廠”,手工制作插繩機。工廠總投資2000元,借了1800元買了一臺舊機床,另外200元購入了工具和零件。“1984年臘月二十八把機床拉回來的。”楊建忠記憶深刻。
他們并不怕這筆“巨債”。那時手藝好,只是木工活就接不過來,機床能極大提高效率,“打工一天還掙2塊,一個機床一天怎么也賺10塊,一年也回本了”。
邊學邊做,終于做出了插繩機,但當地沒銷路,他們只能騎自行車馱著100多斤的機器跑到北京去賣。
起初,他們用最笨的方法鎖定了目標客戶——買了北京地圖和交通圖,一家家找工業企業,這就是最早的“信息工具”。進不了工廠,他們就在外面觀察,“拉出來的東西個兒挺大,里面就一定有天車、吊機,就會用到鋼絲繩。”楊建忠說。
之后,他就會喬裝打扮一番,穿上襯衫、梳個背頭。然后找工人搭話,給人家遞根煙,說跟起重班約了去干活,請他們帶自己進廠。
“那時人熱情,有的直接騎車送你過去。”見到目標客戶,他就一招——幫著干3天活,工人們都樂意,事后基本都會幫忙去說服科長采購。這套“營銷策略”的轉化率很高,他還記得第一筆生意的價格是396元。
那時很苦,一出去就幾個月,積累一批訂單之后回來加工。他們住的是“浴池旅館”——在大浴池里,毛巾鋪在長椅上,9毛錢睡一晚。此后業務范圍又延伸到了天津和石家莊,這種日子持續了五年。
“有時候我和二哥(楊建國)也會抱頭痛哭。”但只要帶著訂單回到村里,楊建忠就覺得一切都值了。“街坊鄰居都會說,你看楊家那兩兄弟,人家在北京‘跑外交’。”這是當地對在外務工人員最高級的評價,也成了兩個農村青年最原始的驅動力。
訂單多了,家人和親戚們都加入進來。“家族作坊”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工廠從二分地到了一畝地,還開始生產鋼絲繩索,和插繩機一起賣。
20世紀90年代,他們邁出了關鍵一步——搬到了縣城,租了二畝地。“迎春插繩機廠”變成了“飛馬吊裝器具廠”,還開始在報紙上打廣告,1993年前后公司已有幾十人,年產值近300萬元。
不到30歲,楊家兄弟成了徐水縣最早的百萬富翁,完成了原始積累。
打點
楊建忠的“商業邏輯”是哪里有市場,就往哪里沖。
最早選北京、天津,是這里有很多加工制造型企業。輕車熟路之后,在市場還沒飽和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尋找更好的“含金點”。這一次是東北,那里有對吊裝、牽引工具更大需求的大型鋼廠。
楊建忠、楊建國和姐夫姚軍戰三人到了鞍山,把辦事處就設在火車站前的旅社,還是老方法——買地圖、電話本,摸排當地企業情況。不同的是,公司已經相對有錢了,他們去當地報社登廣告。在市場經濟剛剛起步的老工業區,這一招屢試不爽,基本天天都有咨詢電話。
三個人配合,一個在旅社接電話,一個去跑客戶,一個去客戶廠里干活、示范,這時,他們已住得起5元一天的三人間了。一個城市基本待一個月,就會有一定的業務基礎,這后來在內部被稱為“打點”。
越干越順,楊建忠自然開始琢磨進上海。對于他而言,這不僅是一個大市場,更是一個綜合測試場——它同時具備港口、鋼廠和大型工業機械群,客戶要求也最嚴苛。能在這里立足,拿下全國市場都不會有大問題了。
1994年,楊建忠、楊建國和9名銷售人員進駐上海,與“先鋒官”楊子匯合。
彼時,當地最大的競爭對手可以在核心商業區南京路上擁有十幾家門臉。“去了先交支票,然后給你開個條,得自己去拉貨。”楊建忠回憶當年登門摸排的情景,對方就是“坐商”,沒什么服務,生意還絡繹不絕。
12個從河北農村來的“小人物”,面對的就是實力如此懸殊的競爭。事實的確殘酷,盡管他們把“根據地”設在便宜的郊區,但前4個月還是虧了12萬元。
他們沒其他方法,只能更拼命。楊子還經常回憶:白天出去送貨,晚上回來寫廣告、貼廣告,傳單上寫著“真真正正的高質量產品,實實在在的最低價格,送貨上門,保證您先用”。見到每一個客戶,他們都說:“你要不要貨?我車上有貨,先用著試試。我們可以先發貨后付款,不行我自己拉回去。”
結果當年底,公司就開始賺錢了。兩年后,對手在南京路上的門面關張。這是一場大勝,楊建忠說巨力在上海因此“一炮成名”。此后,他開始馬不停蹄地按照上海模式在全國“打點”。武漢、廣州、成都等地迅速派駐了業務員,當時他沒想太多失敗之后怎么辦,“就感覺你必須成功”。
楊建忠的邏輯是跟著業務走。那時業務員就有幾十個,此前的管理方式使得這些人都是全才,都具備打點能力。“打上點,只是在全國有了‘驛站’,依然還是流動的,因為工程本身也是流動的。”楊建忠說一個點穩住了,就馬上成立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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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浩
這種狀態持續至今,當某個地區或某類工程出現需求時,巨力便會迅速調研并建立本地服務能力。比如張家口舉辦冬奧會、卡塔爾世界杯籌備期的基建潮,以及最近剛剛宣布的雅江水電工程,巨力都會第一時間布局業務。
1995年,楊建忠拿下上海市場之后,就回到老家籌建巨力集團,也開始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特別是在2000年鋪開全國業務之后,巨力在河北都成了重點公司。
從2000年到2010年,在楊建忠口中是發展最快、走向成熟的十年,他有了跟“巨人”同行的機會。2002年和2004年,保定巨頭企業天威集團、樂凱集團分別入股巨力,這在當地開創了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合作的先河。
這對他的影響巨大,也促成了后續的上市。2010年1月26日,巨力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成功敲鐘。
浮躁與聚焦
但用楊建忠的話說,巨力上市之后進入了“浮躁”的幾年,那也是整個多元化發展的黃金時代。上市帶來的資金和光環,讓他感覺到處是機會。
彼時保定正全力打造“中國電谷”,光伏產業炙手可熱,巨力順勢入局。“索具干三年,不如光伏三個月賺的。”他認為沒有不做的理由,巔峰時期,這部分業務超過2000人。
此后,巨力又收購了徐水當地的“劉伶醉”酒業,成立了房地產開發公司,還涉足了文化產業。
“泡沫”破得也很快。“2014年,咔嚓就完了。”楊建忠說。
“那時美國對我國光伏產業發起‘雙反’調查,內部認真評估了這件事,決定放棄光伏業務。設備都是國外先進,如果要再成長,只能繼續投錢買國外設備,每年升級才能達到你所要求的高質量。”他說,“你得受控于人,我們在索具上從未這樣過,這個問題已經跟技術沒關系了。”
這個決定之后,楊建忠又做了一個他自認為更牛的決定:楊家承擔所有損失,回購股東股份,股本加利息有數億元。當時跟著投資新能源業務的都是員工、老鄉、朋友、合作伙伴,“他們只賺得起,賠不起”。這次失利給他上了深刻的一課,他意識到術業有專攻。
但這件事反而讓他在當地有了很高聲譽,以至于2019年地產業務受到行業沖擊時,金融機構還跟巨力在正常合作。
聚焦主業之后,巨力反而是回到自己的節奏上,技術和產品的迭代速度越來越快。總部有一個大展廳,一屋子全是產品,楊建忠說,2015年之前的產品幾乎都沒有了,換了個遍。
巨力有產品基因,研發總是基于現實問題。比如早期楊建忠之所以從賣工具轉向賣繩子等產品,觸發點就是他幫一個廠子干活,對方很滿意,但沒有權限買設備。
“人家說你能不能從外邊買一盤鋼絲繩,然后給加工成繩套,盤好了送過來我買。”這給他很大的啟發。
1992年,楊家兄弟想盡一切辦法去參加了廣交會,談生意是一方面,他們還有一個需求就是“看看世界上的高端產品”。這很超前,索具在當時都稱不上行業,連名字都是因為國外把鋼絲繩、繩套、吊裝器具這類產品統稱作“sling”,音譯加意譯翻譯成了“索具”。
那時候,他們天天研究產品,巨力人不多,產品卻越來越多。在各地見到高端產品,他們就會想盡辦法去找到零部件,搜尋范圍慢慢擴展到了全世界。這個行業國外產品居多,能買一個回來最好,買不到,他們就想辦法拍照,甚至把廢料帶回來研究。
整個過程很費勁,但國內高端產品稀缺,只要能做出來就不愁銷路。
1998年,巨力建起了科技大樓,也形成了一支研發團隊。碰到技術難題,他們還會去請國內的專家一起解決。“每一個索具都是離開地面的,它不像飛機發動機那么精密,但1%的次品對客戶來講都是100%的危險。”
他那時已經很明確低端產品注定是分散的市場,如果供應全國,疊加地域管理和運輸成本,根本競爭不過當地企業。
再加上國內行業變化太快了。“之前覺得蓋個樓跟我們有什么關系,現在各地高樓,上面用的都是索具。”大橋、機場、體育館、高鐵、海上作業……楊建忠說高端產品需求密集式地出現,這也推動著國內的創新速度超過了國外。
“用國際的標準,用中國的材料做成中國的產品,這就是一種發明。”他說,“真正的發明和創造,是你看到現象以后能不能悟懂,然后做出來。”
過去五年,在楊建忠看來,巨力在“低調”地增長,高端化最大程度地抵御了行業的沖擊。它每年營收幾乎都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研發費用占比也從4%左右提高了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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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浩
他現在把AI和機器人當成“一把手工程”,沒有設專門的部門,而是高管帶隊研究如何應用。這次由AI引發的技術革命,對于強依賴數據和試驗的索具行業來說,或許會引發一場革命,他絲毫不敢懈怠。
還是老方法,請專家解決一個實際問題。他給AI專家布置了一些課題,尤其針對那種工人不好作業,也不愿意干的活。
他覺得行業還有很高的天花板,20年前,他根本無法想象有這么多新場景能用上索具。他總是每年給自己打90分,留著10分,給研發一個空間。
在采訪中,他多次提到“巨力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只要市場上還有未被滿足的“10%”,它的故事就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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