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律師取現被盤問用途”事件引發熱議，恰逢央行等三部門推進取消“個人存取款5萬元以上登記用途”規定的政策調整期。《》記者也于近日以儲戶身份致電國內多地銀行，發現被咨詢的幾家銀行標準有所差異，但在取現時均會詢問資金用途。

“現在公安局要求超過1萬元客戶掃碼登記，超過2萬元還要加柜面手工登記。”一位國有大行業務主管對《》記者透露，對不符合常理或前言不搭后語的取現行為，銀行會進一步詢問，并設置了“反詐掃碼確認”環節，讓客戶直接查看警方風險提示。

“客戶取現時按詐騙團伙教的方法應對詢問，錢取走被騙了，責任卻要我們擔。”上述國有大行業務主管向記者道出了銀行一線風控人員的普遍困境。

他呼吁，當“守錢袋子”的銀行被部分儲戶視為“麻煩”時，這場關乎“取款自由”與“資金安全”的拉鋸戰，亟待更明晰的規則來破局。

“需要注意的是，‘取款自由’并非絕對權利，而是受金融監管義務約束的相對自由。”某資深銀行業分析人士告訴記者，如何在安全與便利之間取得平衡，成為金融機構與儲戶共同關注的議題。

從政策松綁到實操緊繃的爭議漩渦

個人單筆存取現金5萬元以上需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的規定，最初計劃于2022年3月1日起實施，依據是當時監管部門聯合發布的《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

2025年8月，央行聯合金融監管總局、證監會發布《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擬取消執行僅三年的“個人單筆存取現金5萬元以上需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的規定。這一調整被視為對2022年政策的優化，旨在提升金融服務便利性。

然而，政策尚未正式落地，部分銀行基于現有風控要求，仍延續了對大額取現的審核流程。

近期引發關注的律師取現案例，反映了部分儲戶對取款流程的疑慮。11月5日，律師周筱赟在中國建設銀行山東東營支行取現不足5萬元時，被柜員要求說明具體用途，甚至被追問歷史轉賬記錄。因未配合核查，銀行聲稱已聯系反詐中心出警。盡管事件最終以“未出警”收場，但該經歷經社交媒體發酵后，迅速掀起對銀行權限越界的質疑。

此類情況在現行風控體系中并不罕見。據每經記者了解，銀行對5萬元以上取現普遍采取預約制，并要求說明用途。多位銀行從業者表示，這些流程是反詐工作的常規環節。

一位銀行一線業務人員向記者表示，詢問取款用途、核對流水等流程，主要是為了識別潛在風險交易，保護儲戶資金安全。

“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詐騙案例，每一步核實都是在為客戶的‘錢袋子’加一道鎖。”西部地區某股份行從業人員對記者表示，現金交易難以追蹤，易被犯罪分子利用。銀行若未盡核查義務，可能被追責。

“被客戶起訴的那個支行問得細致，可能是該行被處理過。多問一句總比攤上事好。”前述大行業務主管解釋道，“流水涉案多半是幫犯罪分子過渡資金，但更多人其實是取自己的錢被騙。我們詢問用途，主要是怕客戶被騙。”

政策層面放寬與實操層面收緊的鮮明反差，反映出金融機構在反洗錢、反詐壓力下的兩難處境。

為何政策解禁后銀行仍“加碼”審核？

銀行嚴控現金交易的邏輯，根植于近年電信詐騙與跨境賭博的高發態勢。公安部數據顯示，2024年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29.4萬起。在此背景下，2022年《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明確要求金融機構建立風險防控機制，強化警銀聯動。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取消5萬元登記用途的規定，本質是推行風險分級管理，將資源集中于更高風險領域。但政策在基層落實需要過渡期。“政策意圖是精準打擊犯罪，而非限制普通金融活動。”分析人士表示。

為何在政策松綁背景下，銀行卻仍然未放松審核標準？

一資深銀行業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深層原因在于政策執行與風險責任的錯配。

他表示，有關部門對金融機構的反詐考核日趨嚴格，銀行若未能攔截涉案資金，可能面臨約談、業務暫停等處罰；反之，過度審核卻鮮被問責。這種“多做不錯、少做多錯”的機制，促使銀行采取防御性風控措施。

“有時候銀行也很崩潰，取出去的錢被騙了，真的會被追責。”前述大行業務主管對記者無奈表示，“每天都是靠心中的正義感來推動這項工作。”

“被洗腦不深的客戶還能勸回，但被洗腦嚴重的客戶會給你編得一套一套的，我們也只能盡職免責。”該主管對記者坦言，銀行員工常需憑借經驗判斷，“對不符合常理或前言不搭后語的取現行為，會進一步詢問”。

“特別是對老年人或突發大額取現的客戶，多問一句可能就能避免一起詐騙。”西部地區一位股份行工作人員坦言。

這種看似繁瑣的流程，實則是責任倒逼下的選擇。據記者了解，某銀行員工就曾因客戶涉詐而被罰款7000元。

“我們行也出現過，員工沒有做好取現用途的詢問，客戶被騙后報案了，最后員工被罰款了。”該主管對記者透露。

由此看來，銀行基層一線更傾向采取"安全系數更高"的普適性審核，并不難理解。

取款時問詢資金用途？各地銀行執行不一

近日，每經記者致電國內多地銀行，發現接受咨詢的銀行辦理取現的業務流程有所差異，不過在取現時均會詢問資金用途。

工商銀行廣州一支行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取5萬元以內現金無需預約，持銀行卡和身份證到柜臺辦理即可；但若賬戶在48小時內有入賬，辦理業務時可能需要額外核實資金來源。

中國銀行桂林一支行表示，取款攜帶身份證和銀行卡即可辦理，工作人員會例行詢問資金用途以防范詐騙，僅為提醒客戶確認自身操作安全。“只有在賬戶被公安機關凍結的情況下，才需要按要求提供額外材料。”該工作人員表示，大額取現較少見，通常轉賬即可滿足需求，取現行為容易與詐騙關聯，因此銀行增加問詢環節以保障客戶資金安全。

招商銀行長沙一支行工作人員表示，自己支行這片區域屬于電詐高發地區，銀行因反詐要求，需要核實資金來源及用途。若客戶選擇大額取現，銀行需與公安機關聯網核查，信息不清晰時可能觸發出警核實。“一般正常用途很少用到大額取現，轉賬的話流程就很簡單，因為轉賬可以追溯，現金交易沒法溯源。”

浦發銀行合肥一支行工作人員表示，取款5萬元以上需要提前一天電話預約確保庫存現金足夠。取款時工作人員會對取款用途進行口頭詢問，無其他額外審查要求。

民生銀行上海一支行表示，需要提前一個工作日進行預約，帶上身份證和銀行卡就可以。

光大銀行深圳一支行表示，5萬元以內當天就可以去，5萬元以上需要提前一天預約，“取款就問一下用途，正常說一下就行”。

中信銀行北京一支行工作人員表示，取款超過5萬元會由公安來進行防詐宣講；5萬元以內是否需要核查取決于系統提示，涉及大數據抓取。客戶只需攜帶銀行卡和身份證即可辦理。

如何平衡安全與便利？

爭議背后，更值得關注的是金融機構權力邊界的界定。法律層面，《商業銀行法》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取款自由”原則，而《反洗錢法》第三十條亦要求風控措施“與洗錢風險狀況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取款自由’并非絕對權利，而是受金融監管義務約束的相對自由。”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商業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確實保障儲戶的取款自由，但該自由的前提是交易合法、身份真實、資金來源合規。銀行作為金融機構，依法負有反洗錢、反詐等法定義務，當某筆取款或賬戶行為被系統識別為“可疑”時，銀行有權也有義務進行必要核查。此時的“自由”并不意味著銀行必須無條件放行，而是在履行審慎審查義務后，若風險排除，即應恢復自由支取。

如何在風險防控與服務優化間尋求平衡？業內人士認為，需要金融機構、監管部門和儲戶的共同參與。

其一，統一執行標準，杜絕層層加碼。當前，各地銀行審核尺度存在差異。部分銀行僅需預約，而部分銀行則需核查流水、用途甚至歷史交易情況。業內應明確風控觸發條件，如交易頻次、賬戶異常等，而非簡單以金額為界。例如，對賬戶進行動態評級，避免無差別審核。

“三四萬元以內說自用消費通常就記錄通過，關鍵是識別真正風險點。”前述國有大行業務主管表示。

其二，技術賦能替代人工干預。多家銀行已試點智能風控系統，通過交易行為來分析識別可疑賬戶。例如，對長期休眠賬戶突然大額取現、多賬戶集中向少數賬戶轉賬等模式進行自動預警，減少對正常交易的干擾。

其三，深化公眾溝通與權責教育。銀行需明確告知儲戶審核的法律依據及反詐目的，而非簡單以“規定”搪塞。同時，司法機關、監管部門可聯合金融機構開展案例宣傳，例如揭示詐騙分子利用現金取款洗錢的常見手法，以提升公眾對合規審核的接受度。

其四，完善警銀協作機制。例如，公安機關與銀行建立并完善更高效的風險信息共享平臺。

“反詐工作要互相配合，現在我們為了守好人民群眾的錢袋子在努力，部分儲戶卻不理解。”前述業務主管呼吁加強社會認知。目前公安機關與銀行正在完善風險信息共享平臺，讓合規交易快速通行。同時，多家銀行在網點設置“反詐掃碼確認”環節，讓客戶直接查看警方風險提示。

業內人士指出，通過精準的風控策略、清晰的法律邊界與透明的公眾溝通，才能讓“取款自由”真正回歸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