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因為一粒玉米種子，就賠了人家5000多萬？

什么樣的種子，能貴出天價？

前段時間，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詳細披露了這樣一個判例。

恒某公司對玉米植物新品種“NP01154”享有獨家的知識產權，但另一家金某公司用“NP01154”作為親本，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生產和銷售了七個雜交玉米審定品種。

說白了，金某公司拿了人家的專利種子當“父母”，悄悄生出了子孫輩的雜交玉米，還拿去通過了官方認證。

最高法二審判決，連賠帶罰，責令金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NP01154”品種權的行為，賠償恒某公司經濟損失5334.7萬余元及維權合理開支20萬元。

這成了目前國內判賠額最高的植物新品種侵權案件。

人們突然發現，在這個最“接地氣”的領域里，知識產權保護的“鐵拳”正在加速砸下來。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個品種可以造福一個民族。

當我們談論稀土、芯片、貿易戰時，很少有人注意到種業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種子，被稱為農業“芯片”，更是農業現代化的第一個環節。

農業現代化相關產業鏈

今天，我們正在以國際通行規則，奪取我們在種業領域的自主權。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種子是免費的。

在“自留種”的年代，每年秋收時，農民挑選最飽滿的籽粒，晾曬、儲存，來年春天再播下去。

種子世代相傳，不多花一分錢。

咱們的農耕傳統舉世無雙，這是刻在基因里的，是古老文明從沒中斷的物質保障。

傳統農耕

但到了近代，問題出現了。

“看天吃飯”四個字，道盡了傳統農業的無奈，背后是沉重的生產力困境。

產量低、抗病性差、品質不穩定，遇上天災人禍，一年的辛苦可能顆粒無收。

更致命的是，因為傳統農業習慣，當農業產業化興起時，很長時間里我們根本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

中國地大物博是沒錯，可種質資源再豐富，假如沒有現代育種技術和商業化運作，也只能成為別人的“嫁衣”。

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故事。

1834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委員會擔任秘書的戈登（G.J. Gordon），從福建偷了茶種，種到了印度加爾各答、阿薩姆等地，是最早干成這件事的英國人之一。

1840年代，蘇格蘭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改變了全球茶葉的格局。

1861年前，在中國工作了幾年的他，多次喬裝打扮，剃掉胡須，穿上中國服裝，戴上假辮子，深入福建武夷山等綠茶、紅茶產區，搞到中國制茶的“秘密”。

而他最著名的成就，就是1848年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成功把中國茶樹和熟練的制茶師一起帶到了印度。

他在東方被稱為“茶葉大盜”，但在歐洲備受尊敬和贊揚。

羅伯特·福瓊在中國游歷的區域

1896年，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為2455萬磅，從印度進口茶葉為1.2億磅，從錫蘭進口茶葉為8029萬磅。

中國喪失了茶葉貿易的壟斷地位——晚清唯一能夠平衡貿易逆差的籌碼，就這樣被“偷”走了。

大豆的命運同樣如此。

今天中國超八成的大豆要靠進口，可要知道中國是大豆的原產地，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國大豆產量仍占到全球80%以上。

早從1898年開始，美國科學家就不斷來華考察和采集野生大豆，并在二戰期間迅速擴大了產能。

上世紀50年代，大豆包囊線蟲病席卷美國，給當地大豆帶來滅頂之災。

危急關頭，美國科學家在一種叫“北京小黑豆”的野生大豆中，找到了抗病基因，成功度過了危機。

1954年，美國對玉米、小麥和棉花的種植面積加以限制，大豆種植面積迅速擴張，這一年美國反超中國，成為世界頭號大豆生產國。

美國大豆主產區（2015-2019年平均產量）

不僅如此，國際四大糧食巨頭中美國占了三家，他們在大豆的國際貿易中，沿襲了小麥、玉米、棉花、糖等農產品的貿易模式和定價機制，整個上下游都被以“一口價”的方式壟斷價格。

到1970年，美國大豆產量和出口量分別達到世界的73%和95%，成為壟斷全球大豆市場的霸主。

故事還沒有結束……

2001年，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曾經揭發，美國種業巨頭孟山都向美國專利商標局申請的一項名為“高產大豆及其生產方法”的專利，是從中國掠奪的野生大豆資源，結果竟成了美國公司的專利。

中美經貿博弈下，2025年9月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的數量是零，為七年來首次，可在2016年峰值時，中國從美國進口了3366萬噸大豆。

在農業方面，中國是“資源大國”，但離“產業強國”還有一段路程。

用知識產權保護發明者權利，這在工業界是常識。

1769年，瓦特獲得蒸汽機改進專利，獨占專利收益權長達14年，不斷吸引投資并且推動了技術優化。

不夸張地說，專利制度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助推劑。

但在農業領域，這件事到來得其實很晚。

1961年，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在巴黎簽署了《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UPOV公約）。這個由歐洲少數發達國家創立的組織，初衷很明確：保護歐洲育種公司的商業利益。

UPOV公約的核心，是確立“育種者權利”。

簡單來說，就是誰培育出新品種，誰就擁有排他性的商業權利。

UPOV公約經歷了1972年、1978年、1991年三次修訂。

每一次修訂，都在擴大“育種者權利”的保護范圍。

到1991年文本，已經明確規定：自繁自用的種子，如果用于商業目的，也要向育種者支付費用。

UPOV總部（位于瑞士日內瓦）

孟山都（2018年被拜耳收購）是這個游戲中最成功的玩家。

首先，拜耳（前孟山都）市場地位絕對領先。

它在整體種子與性狀市場中占有約35%的全球份額，特別是在大豆性狀中占到約65%。

拜耳/孟山都的歷史生物技術專利記錄有674項，而在新基因編輯技術專利申請中有119項。這些專利不僅覆蓋種子本身，還包括種子的基因、育種方法甚至種植技術等。

其次，它不僅賣種子，更賣技術許可。

它有約三分之二的銷售收入來自性狀與種質資源的授權使用費。也就是說，即使其他公司生產種子，只要用到了孟山都的專利技術，就要向它支付“過路費”。

2013年，孟山都銷售總額達149億美元，其中種子和基因組性狀業務就有103億美元。

制度本身有利于創新，這無可厚非，但和其他很多不平衡的現象一樣，問題在于：

規則是由發達國家制定的，后發國家相當被動。

農業農村部在2024年發布的《2023年中國農作物種業發展報告》中提到，2023年中國進口種子4.78億美元，其中蔬菜種子占到55.65%，番茄、西蘭花、胡蘿卜等品類的進口依賴度最高，都在80%-90%。

于是出現了“進口種子按粒賣，國產種子論斤賣”的尷尬局面。

這就是知識產權在現代商業競爭中的強大威力：制定規則，比擁有資源更重要。

此前，黑龍江省海倫市向秋蔬菜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種了1萬多畝辣椒，其中一種進口辣椒，一畝地光種子成本就1500多元，算下來，一粒進口種子就要2毛錢。

種子不是撒進土里的，是一粒一粒擺進去的，生怕浪費。

商業模式的威力，在中國體現得淋漓盡致。

沒辦法，中國現代化種業起步晚，底子薄，走得步履蹣跚。

與國外種業巨頭的強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種業的“多、小、散、亂”。

2022年4月時，《經濟日報》做了一次調查，全國種業企業約7000多家。

聽起來數量龐大，但實際上，多數是商品代售公司，真正具備育、產、銷一體化能力的企業寥寥無幾，80%的企業沒有植物新品種權，擁有10個以上新品種權的企業僅占2.3%。

這些公司年研發投入總額為40億元，只有拜耳的一半。

如果說跨國種企是“國際航母”，那我國種企大多只是“東方小汽輪”。

七千家，打不過一家。

前幾年《瞭望》新聞周刊曾爆料，2019年國家審定的玉米新品種超過600個，2020年公示的通過國審的水稻品種超過500個。

耗費了這么多人財物搞研發，品種能通過審定，卻沒有推廣價值。

這背后是大把跟隨模仿、套牌侵權的現象，所謂“新品種”是高度近似品種，換湯不換藥，沒有獨特優勢和品牌加持，可不就是個“見光死”？

有的縣里種了100多個品種的小麥，“歸歸類都差不多”。

甚至有東北地區的育種工作者自己都說：“我們不用搞育種了，一個‘先玉335’就夠了。”

“先玉335”是美國先鋒公司選育的雜交玉米種子，是東北、華北玉米產區的主要品種。

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核心技術上缺乏長期積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不夠健全。

一個新品種剛剛推出，很快就會被模仿，育種者辛辛苦苦出的成果，轉眼就成了“公共產品”。

福建農科院某玉米新品種

大家都熱衷于“拿來主義”，更沒人愿意投入研發了，市場鼓勵模仿、保護“落后生產力”，劣幣驅逐良幣，最終陷入同質化、低價競爭的“內卷”困境。

當這些年我們捋著清單破解“卡脖子”項目時，農業這個領域再不轉變，后果會不堪設想。

事實上，《國際保護植物新品種公約》（UPOV）的條款并行著1978年和1991年兩版文本，現有成員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批準91版還是繼續使用78版，而新成員必須遵守1991年限制性更強的版本。

國情所限，中國在1999年加入UPOV，選擇的是1978年文本。

UPOV 1978年文本在保護范圍、農民特權和育種者豁免方面相對更寬松，而1991年文本對育種者權利的保護擴展到了繁殖材料的生產、繁殖、出售、進出口等等，增加了對“實質性衍生品種”的保護。

但是，咱們不可能總停留在過去“多、小、散、亂”的局面，產業升級，必須匹配制度創新。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正式頒布。

這是種業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種業進入市場化階段，打破了此前以縣為單位組織統一供種的計劃經濟模式。

此后，《種子法》經歷了四次修訂：2004年、2013年、2015年、2021年，是修訂頻次最高的專門法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最新修正本）

2015年，植物新品種知識產權保護從行政法規上升到法律層面。

2021年末修訂，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現行《種子法》，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法。

核心亮點有兩個：

一是首次建立“實質性派生品種”（EDV）制度。

核心，是打擊“換皮式”創新。過去有企業拿到一個品種，稍微一改就當成“新品種”去申請保護。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就是要防止“生物剽竊”，激勵真正的育種原始創新。

二是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

對于惡意侵權行為，可以在補償性賠償的基礎上，判處1到5倍的懲罰性賠償。

“天玉122”玉米種子侵權案的5000多萬元天價賠償，正是這一制度的生動體現。

這個判決向市場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靠山寨模仿的“好日子”到頭了。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審結植物新品種案件167件，品種權人勝訴率達90%。

法庭成立（2019年1月1日）以來，已在10多起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判賠數額不斷“刷出新高”。

2025年4月29日，國務院公布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把“收獲材料”納入控制范圍，建立了“繁殖材料→收獲材料”的全鏈條保護。

制度的完善，為中國種業的創新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

2025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

按照中國農業科學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說法，經過不斷地突破，中國蔬菜種子整體的自給率已經從2006年前后的54%，提升到2021年的87%。

水稻、小麥兩大口糧作物品種100%自給，育種水平在國際上具有領先優勢。

中國種業，從以前的“停跑”躍升到“跟跑”，再到現在走向“并跑”，部分領域甚至開始“領跑”。

在糧食安全面前，任何國家都不能把命脈掌握在別人手中。

在農業產業化的時代，規則制定權，比資源擁有權更加重要。

如果展望一下未來，中國能否在轉基因、基因編輯等新技術的知識產權規則制定上，輸出“中國方案”？

這可能是下一個十年的關鍵命題。

至少在這場沒有硝煙的種子戰爭中，我們正在奪回屬于自己的“種子主權”。

中國碗必須要端在中國人手中。

而“中國糧”，也必須得用“中國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