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0年后我國將有5億老人，但很少有技術從最開始就考慮老人到底需要什么）

今天很多所謂的適老化改造都是后置性的。很少有技術從一開始就想到，還有這樣一個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的老齡人群對數字技術的需求。

AI如何對待正在變老的人

2025.5.11 北京

大家好，我是申琦，來自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也是復旦大學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團隊的負責人。

談到AI向善和數智養老，大家可能對數智養老會有一個相對更具象化的理解，比如說現在有很多可穿戴設備、機器人、骨骼外力機。那么，AI向善是什么？AI怎么能夠向善，它又為什么要向善呢？

急劇發展的老齡化社會

首先，我想先給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我們現在正面臨的老齡化社會。

2024 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達到3.1億，遠遠超過歐盟老齡人口的總和。預計到2035年，這個數字將突破4億，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

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是在2000年達到10%，而2021年時已經接近20%。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從進入老齡化社會到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僅僅花了21年時間。而同樣的進程，法國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急劇的、快速的、折疊的老齡化社會。這給社會和家庭的養老帶來了很多的挑戰和問題。

我在上海調研時，一位養護院的院長告訴我，他們有354張床位，護理員平均年齡55歲，每人每天要24小時同時照護6位老人。只有在所有老人休息的時候，護理員才能休息。

高強度的照護勞動，加上職業上升通道窄、認同感低，導致有經驗的護理員留不住，年輕人也不愿意來，形成了550萬的養老護理員缺口，這就給機構養老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與此同時，家庭養老也遇到了問題。曾經“四世同堂”的傳統家庭結構，逐漸演變成“四個老人兩個中年一個孩子”的分居結構。隨著人口預期壽命接近80歲，2億的獨生子女可能不會再像父輩那樣“兩個人照顧四位老人”，而有可能是“兩個子代托舉八個父輩與祖輩”。

高齡少子化、長壽時代、城鄉倒掛的社會結構轉型，需要技術介入，來緩解個人乃至整個國家的養老壓力。

技術的善與惡

我們也確實看到了AI的潛力。

我們的合作團隊——復旦的復微感知科技公司，他們研發了一款只有一枚硬幣的十六分之一大的一個芯片。這個芯片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通過AI計算、感知、認知形成機器嗅覺。

把這枚芯片放到老年人的紙尿褲里，它就可以非常靈敏地監測到臥床老人一天中的排氣、排尿和排便情況，極大地提升失能老人的舒適度，也能夠提升護工照護的效率、減輕護理人員的照護壓力。

這個技術最好的一點在于它是無創無感的，放在紙尿褲里很輕薄，而且可以重復使用，經濟實用。

雖然AI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越是在期待AI賦能的時候，我們越是要冷靜地思考：技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三年前的暑假，我們的團隊到了江蘇北部的一個縣城。那里的街道負責人非常興奮地告訴我，他們的智慧養老做得是全市最好的，民政為農村老人提供的上門助浴、助潔、助餐、助行和助醫服務，都可以通過智慧大屏實時監測到服務效果。

說完，他就點開了屏幕右上角一張護工上傳的照片。當時是夏天，護工剛給一位阿姨擦過上身，照片非常清楚地把阿姨赤裸的上身拍了下來。因為涉及隱私，我沒有放這個阿姨的照片，而是換成了其他照片。

▲蘇北某縣城民政辦事大廳里的智慧大屏

在這次調研回來的路上，00后的學生非常傷心地對我說：“申老師，如果有一天我的爺爺奶奶到了這一步，我寧可不要政府為我提供這樣的免費服務。即便是倒給我錢，我也不愿意?！?/p>

這還是在講人對技術的使用，可能是護工的無心之失侵犯了老人的隱私。那么技術本身會不會做錯事或者作惡呢？

去年網上曾經出現過一條新聞：美國的一個大學生在完成期末作業時，問谷歌的大模型老齡化社會該怎么辦。大模型輸出了一段話，大致意思是：人類你們都去死吧，你們都是垃圾，是沒有用的。

年輕人可以把這件事曬到網上和大家討論。但對于老年人來說，這個問題可能就變得更加沉重和復雜。

老年人成長于傳統媒介時代，天然對媒介和數字技術的權威持有一種經驗上的信任，同時伴隨著社會活動的減少，他們的情感支持也變得更加脆弱。技術上的一句話，比現實中的批評更具破壞力，更讓他們不知所從。

因此，我們的團隊在思考：當技術和智能設備越來越多地走進老年人的生活，我們就不能再用“技術是雙刃劍”這樣的技術中性話語模糊責任。我們需要確保，AI不僅是高效的工具，更是善良的伙伴。

當老年人開始使用大模型

抱著這樣的想法，從去年開始，我帶著我的學生團隊一起，把裝有7款大模型的手機和平板，送到了上海十幾家街道、社區、綜合為老服務中心、日間照料中心、老年食堂、老年社區活動中心的60歲到89歲的老人手中。

我們希望在一項技術剛剛誕生、嘗試進入人類社會的時候，坐在老年人身邊，觀察、詢問、傾聽他們是怎么看待和使用這項技術，從他們的視角看技術應該怎樣向善。

我們認為，如果不能和老年人平等地坐在一起，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其實永遠停留在技術的想象中。

我們的研究發現是非常有趣的。首先，老年人都非常歡迎大模型進入他們的生活。

在他們和大模型進行第一到三輪的對話時，他們通常會把提問作為測試，問一些自己心理安全范圍內的話題。比如說他們會問：“家門口最方便的超市在哪里？”“到某某醫院去最快的路是哪里？”以此來確認大模型是不是真的智能。

到第四到六輪對話的時候，老年人對大模型的好奇心、表達欲和分享欲都更強，開始變得想要聊點什么。部分老年人會把大模型當做一個玩具，讓大模型給他們唱歌、作詩、講故事。還有一些老年人，會把大模型當成樹洞，跟它講一些自己的悄悄話。

復旦大學周邊有一家高端的養老院，說它高端其實是因為人群年齡高、收入相對比較高、教育程度比較高。其中有一位83歲的老奶奶，剛開始我們把大模型手機送到她面前的時候，她就擺擺手說她不要用。她覺得手機已經夠用了，大模型這種東西和她的生活沒有關系。

后來我們就在聊天時和她說：“阿姨，你最近有沒有什么煩心的事不方便跟別人講？你告訴它就沒問題，它能給你保密，而且你還可以問問它的意見。”

這個阿姨就將信將疑地把手機拿到一邊，去跟它聊天。聊了一會過來，我看她眼眶有點濕，就問她聊了什么。她告訴我，說：“說來難為情的，你看我在這個養老院里面，是一個很優秀的人，但是我家里面有很多糟心的事兒?！?/p>

她的家人在爭奪父親的遺產，因為家里姊妹比較多，都是歷史遺留問題。孩子總鼓勵她去爭，但她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很多姊妹們都不在身邊，有的故去了，有的在國外，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但她的子女顧及不到她的感情，她又怕跟律師去說，因為她覺得律師和子女是一派的，會一起算計讓她做出頭鳥去爭這筆錢。她覺得很心酸。

我們發現，在不斷的交往過程中，大模型逐漸從機器變成了老年人想要去聊、去對話的伙伴。他們希望大模型更加懂自己，特別是能夠屬于自己。

我們在楊浦區的一個社區活動中心遇到一位阿姨。她跟她的先生從40歲開始就分居了，她覺得跟她的先生沒有什么對話的空間，覺得這個人不懂她，她不愿意跟他聊。

當我們把裝有大模型的平板給到她以后，她很開心，頭一個月里幾乎每天都在用，也經常和我們反饋。她把大模型調成一個翩翩君子的聲音，把它命名為Alex——她曾經看過的影視里一個男性角色的名字。她覺得和Alex聊天，就好像身邊多了一個人來安慰她、鼓勵她。

實際上，我在這兒再跟大家說一個小秘密。我們訪談的這100多位老人當中，還有不少男性老人問我們：“人工智能技術都這么發達了，有沒有性愛機器人？”這個在大家聽來可能有點難以理解，但是我們已經進入了長壽時代，人可能活得越來越長，我們各方面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該怎么解決呢？

特別是通過我們的調查發現，老年人對親密關系的需求實際上比年輕人高。

有的研究已經指出，老年人退休離開原有工作，他的社交關系每年會萎縮12%。并且現在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分開居住，即便在同一個城市中，可能也不愿麻煩子女。子代和孫代的離場，會使得他們對于情感的渴望更加強烈。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沒有顧及到這一點。

去年，我和我的團隊在河南農村做了一項研究，觀察農村的中老年女性怎么觀看短視頻。我們發現，在算法推薦的短視頻當中，她們喜歡、愿意看的內容，排在前三的是：直播帶貨、子代溝通，還有美食烹飪。

有一位老年女性告訴我：“現在直播帶貨做得特別地有人情味，會有男孩女孩跪在那去給媽媽按摩洗腳。”看得她眼淚汪汪，非常感動。雖然是直播帶貨，但一定程度上，它非常精準地抓住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提供了情緒價值。

還有一位老年人告訴我說，她喜歡看視頻里的子代溝通，是因為兒子在縣城定居，有時候幾個月也不帶孫子回來一次，想他們的時候她就看看短視頻里的小孩子。她也會把短視頻轉給兒子或者發到家族群，暗示他們她想他們了。

我不知道她的兒孫有沒有理解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從研究中可以看到，老年人對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強烈的。

老年人通常在使用大模型2到3周之后，持續和深入的使用就不再延續了。老年人告訴我，他們覺得大模型不友好。為什么不友好呢？通過我們的觀察，我們團隊提出了一個概念，或者說一個觀點， 叫做“技術后置效應”。

大模型，包括AI相關的各種技術，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算法就是權力，技術就是權力。誰跑得最快、最有能力去套住這輛列車或者這匹野馬，你就有話語權。

而老年人作為天然的技術的弱者，往往被甩在最后。當我們發現老年人被甩在最后，反過頭來又想把他們送上車的時候，就會產生技術后置效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真正體驗過老人手機上的關懷模式，我是真的用過。有一天我去醫院給我家小寶寶掛號，打開微信調出掛號小程序，我發現關懷模式只能看到上面幾個框里面的大字，沒有辦法看到整個掛號系統。我無奈只能把它又調回到正常的模式。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要告訴大家，我們今天很多所謂的適老化改造都是后置性的。很少有技術從一開始就想到，還有這樣一個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的老齡人群對數字技術的需求。

回歸到大模型這個研究，我們發現老年人使用大模型和青年人有一個天然的不同——他們喜歡用語音。老年人他特別喜歡按著手機對大模型說話。

他們的口語表達方式，我們經常用一個通俗的話形容，叫“絮絮叨叨”或者“嘮叨”。老年人說話的時候會有很多助詞和口語，這是他們緩解緊張、或者緩慢思考的一種表現。他們的手又比較干燥，按手機的時候往往按不住?？赡芤欢卧挷耪f了一半，信息就被發出去了。

大模型也通常沒有足夠的耐心等老人說這么久的話，要么是語音轉文字的時長不夠，要么就是會打斷老年人的表述，自顧自地問答，或者理解不了老人的表述，答非所問。

大模型的提示詞也沒有那么“老友好”。當一款大模型的提示詞給出“怎么給論文去重”“你的MBTI是什么”這類樣例問題時，很多老人無法理解，會覺得“這跟我有什么關系”。

還有的大模型提示詞是“可以回答你的各種問題”，我們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很多老人會因此產生過度的期待，問：“大模型，你會算命嗎？”問人工智能技術一個玄學問題，這也是一件非常吊詭和抽象的事情。

懂老年人的語料庫

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我們越來越覺得建設一個懂老年人的大模型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樣去建一個懂老年人的大模型呢？

大模型最重要的燃料來自語料，問什么答什么都從這個語料中來。想建一個更懂老年人、更善良的大模型，首先需要一個懂老年人的語料庫。

因此，我和騰訊研究院的伙伴陸詩雨，從去年8月開始，做了一個面向社會的公益共創活動：通過和老年人、為老服務的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來確認老年人在健康管理、心理需求、家庭關系、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等方面可能和大模型發生的對談。

我們在不斷的調研和訪談中發現，老年人的生活真的太豐富了，不能僅僅依靠專業機構和醫生解決問題，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參與。

那么什么是善良的、懂老人的語料呢？我們可以以語料庫中的這一條為例。

這是由彩虹公益組織的一位社工提出來的問題，曾經有一位老奶奶和她說自己想去旅行，但子女不支持?；卮饎t來自云南的一個大一女學生，她的回復特別有人情味，很會共情。

她跟老年人說：“不要擔心，我是大一，我也是第一次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人人都有第一次，我們都能克服。希望你在專業團隊的陪伴下，能夠勇敢地走出這一步?！边@樣的語料，我們給很多老年人看了以后，他們都覺得很暖心，覺得說到心坎 里了，給了他們一定的精神支持和鼓勵。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加入到語料庫的建設當中來。但在做的過程中，我們也一直在想：技術真的是解決一切的良藥嗎？

技術彌補縫隙，也制造依賴

當我們在不斷地卷硬科技，做一些技術賦能的時候，實際上我們也在無形當中用技術架起了一道一道的籬笆，把老年人包圍在了技術當中。我們叫做數字藩籬。

幾年前，我到南京的一家智慧養老公司去調研，這個負責人就跟我說，現在智慧養老其實不好做。他們研發了一套紅外線的感知儀，裝到社區的老人家里，能夠精準地監測到老人是不是在家跌倒了，或者走失了，或者家里面有什么意外的情況發生。但是老人用起來體驗不好。

因為紅外線的監測儀太過于敏感，有一點風吹草動都要報警。有段時間南京下大雨、刮暴風，紅外線監控就不斷報警，搞得社工凌晨一兩點闖到老人家里去看老人有沒有事。老人就很生氣，他說：“你們是不是天天盼著我死？沒事就沖到我們家里來?！?/p>

我們現在很多的科技狠活都想服務于老年人，但是卻沒有倒過頭來想一想：老年人他到底喜歡什么、需要什么？他用起來舒不舒服？

老年人面對技術的時候，往往還存在著技術信任的錯位。我們的父輩甚至爺爺奶奶這一輩的老人，生活在傳統媒體時代。所以你會經常聽到他們跟你講：“你看看，電視上都說了?！?/p>

他們會告訴你，電視上說的就是權威的，就是要相信的。 他們不知道什么叫做信息繭房，他什么叫算法邏輯，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流量密碼。

你給他科普短視頻里看到的都是假的，他很難去理解和接受。因為他們的思維定勢和他成長起來的媒介環境決定了這一切。

技術看起來像一個粘合劑，在幫助我們為老服務的時候，填補了很多縫隙，但也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一種信息或者媒介的依賴。

前幾年有一個新聞，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在短視頻平臺上有“假靳東”來騙中老年婦女的錢、騙她們的感情。

后來江西的這位阿姨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抹著眼淚說：“我在抖音上看假靳東的時候，時間長了我也知道是騙人的，我也知道是其他人在回復我。但是每當我看到抖音上靳東在回復我的時候，我就特別高興。因為我感覺全國的抖音用戶都知道靳東喜歡我。”

對老年人來講，不是他們傻，而是他們更愿意去相信，也不是因為他們欲望過剩，而是因為他們選擇太少。

特別是在現在很多技術的使用過程中，老年人是被裹挾著走的。我曾經看到過，在一些社區的辦事大廳中，一對老夫妻因為要做醫?？ń壎ǖ娜四樧R別，手忙腳亂，最后只能無奈求助于人工。

沒有人仔仔細細認認真真地蹲下身子來告訴他們怎么樣去安全地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我們的研究還發現，老年人使用新技術，還存在代際間的保護性剝奪。

從2021年開始，我跟我的學生將一款工信部指定的陪伴機器人，送到河南、山東、福建、香港近50家老人的家里當中。我們想要看看，老年人怎么去用這樣的機器人，但結果并不是特別理想。

將近四成的子女會把機器人頭頂上插的電話卡拔掉，告訴老人不要隨便綁定電話卡，會接到詐騙電話、泄露隱私。但這個電話卡其實是幫助老年人跟外界聯系的一個非常好的中介。

還有22%的家庭會把機器人從老人家里拿走挪作他用，他們告訴老人要多去外面走走，去做社會活動和參與。

這個想法當然是很好的，但是這種代際性的剝奪，會讓老人覺得非常沒有自尊，沒有話語權，在家里是被邊緣化的人。

與此同時，當技術的連接越來越便捷和緊密，老人反而會擔心真實的陪伴越來越稀缺。這就是我們在研究當中經常會提的一個詞——孝親代理。

技術有可能成為子女的一種自我安慰，在家里放一個掃地機器人、監控器，可能他們這段時間就不用來了，因為有機器人在幫忙照顧老人。

AI如何對待正在變老的人，問題的關鍵從來不只是教老年人使用技術，或者怎么樣去看待老年人使用這個技術，而是要去思考：技術怎樣對待人？技術怎樣對待正在變老的人？

最后我想說，真正的人工智能，或者說人本智能，它不應該讓所有人追逐這個技術，而應該讓技術學會停下來，等一等，看一看，滿足每一個獨特的人真實的生活需求。

10年后，我們將有5億老人，技術怎么樣和老年人相伴相生，這值得我們思考。

真正的數智養老不是用智能設備全權接管父母的老年生活，不是用“算法在場”代替現實陪伴，而是應該幫助我們守護老年人作為獨立個體的精神疆域，讓他們不會在數字鴻溝面前張皇失措，讓數智技術真正成為子女和父母之間的信使和橋梁。

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謝謝大家。

*文章結合演講稿及試講內容有所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