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顯微故事，作者 | 喬宇森，編輯 | 卓然

“做一對一，一節課2000多！”

“是真的，我朋友的老婆，這個暑假就賺了20萬。”

“獨立老師太爽了，三年就在上海買房買車。”

在社交媒體上，關于一對一私人家教（以下簡稱“一對一”）高收入的言論不絕于耳，甚至不少言論將其描繪為一個“躺賺”的行業。

一對一，是不隸屬于任何學校和教育機構，通過線上預約，線下授課的方式，憑借自身能力招收學生，教書育人的教師群體。

2021年“雙減”政策出臺，劍指義務教育階段的補習補習機構后，大量機構倒閉后，不少原教培行業的從業人員選擇成為義務階段學科類一對一私人家教。

由于不屬于機構、且不需要依靠機構繳納課時費、且依靠口碑教學，很長一段時間里依靠1對1或者小班教學的獨立老師，他們瓜分了原本的“培優”市場、通過朋友圈、人脈、網絡招生，維持著課外補習班市場的運轉。

“確實，這個行業不差錢，但卻是個典型的二八法則行業”，從業者劉晉說，不像許多機構有能力做推廣 ，大部分獨立老師的生源來自于口碑相傳，“20%名師壟斷了行業里80%的收入，80%的名師只能瓜分20%的市場。

和偶像、自媒體行業一樣，獨立老師必須獲得“流量”的支持，才能慢慢熬出頭，因此大部分從業者只維持“溫飽”水平，等待一個“出名”夢。

另一方面，2023年教育部發布《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都不得在校外舉辦培訓機構”后，義務教育階段的獨立老師徹底成為“影子下”的職業。

他們不能公開招攬客戶，還要竭盡全力去招攬生源，因此有從業者發出感慨，“我們明明在因材施教，卻得不到尊重”。

帶著對這個職業的好奇，本期顯微故事找到了獨立老師。

一方面是龐大的學生群體，和愿意掏錢的家長，以及高收入，一邊是獲得不了職業認可的職業本身，這群從業者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迷茫。

與此同時，因選拔性考試存在，獨立老師又是一個不可能消失的行業，這些老師也在等待下一個天明。

以下是關于他們的真實故事：

暑假即將到來，劉晉感到十分期待。

“今年暑假一定是個旺季”，這是2021年“雙減”以來，劉晉第一次感覺到“輕松”的假期。

當然，這個輕松并不是指身體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今年暑假，劉晉每天工作時間超12小時，月收入突破5萬元，達到從業經歷的最高峰，家長和孩子們渴求的眼神讓他感受了久違的尊重。

27歲的劉晉是上海一名教授小學英語的獨立英語老師，外界更習慣的叫法是“小學英語培優老師”。2019年大學畢業后，劉晉進入當時如日中天的教培行業工作，成為了一名K12領域的英語老師。

2021年“雙減”后，整個教培行業遭受重大沖擊，劉晉順勢做起了不依附于任何機構的獨立老師，教授KET和PET課程。

靠著做獨立老師，劉晉的收入也穩定在每月2萬元左右，是同齡人當中的“高收入群體”。

但很長一段時間，劉晉形容自己“像是地下室的老鼠，不能見光”，甚至在遇到一些事時，沒辦法維護自己的權利——去年劉晉打算將自己1對3的小課之外，開設為單位時間更賺錢的班課經營，便托朋友找到了一塊場地改裝成教室。

由于雙減嚴管，劉晉辦不下培訓班的經營執照，簽合同時劉晉沒敢在合同里注明租賃用途。

圖 | 租一個場地、擺上幾張桌椅，“教室”就搭建完畢

因此當房東找上門要收回場地另做他用時，劉晉不得不妥協，“押金、裝修花了幾萬元，我連賠償都不敢開口談。”

劉晉嘆氣道，“雙減之后，夾起尾巴做人，是我們獨立老師的常態。”

感覺自己見不得光的還有喬念雨。

30歲的喬念雨在三線城市做初中英語獨立老師，她帶了13個學生，在家里進行1對3的小班教學。“雙減”規定，中小學生工作日不得補習，喬念雨在開學后每周“做二（雙休）休五”，就連“旺季”寒暑假也不過每天三個班次的課，“比起以前，課時真是少太多了。”

靠著穩定的生源，喬念雨每個月到手超過7000元，遠超當地月均5000元的收入。

由于獨立老師時間自由、收入高，喬念雨的丈夫也辭去了地產行業的工作，拿出10年前考出的教師資格證，帶初中數學、物理、化學三門課程，月收入約1.5萬元。

夫妻倆每月到手收入超過2萬元，寒暑假旺季時接近4萬元，卻對自己工作閉口不談。

甚至連發朋友圈“招生”時，喬念雨都要再三斟酌，以免流露出“補習”的字樣后，成為被舉報的“素材”。

“實在是被舉報怕了”，喬念雨身邊有好幾位“獨立老師”因舉報被處罰，甚至吊銷了教師資格證，她不敢“高調”亮出身份。

“我們不比老師輕松，是在真正的因材施教，但享受不到老師的待遇”，吳可有些憤懣不平。

吳可在安徽做初中數學獨立老師，她帶了10多個學生。學生們水平不一，吳可需要對他們進行個性化的輔導，經常需要備課到兩三點，然后再根據學生的時間安排上課時間。

“有規定要求，學校、機構最晚8點30結束托管，事實上學生可能晚上9點才有時間上課，我們獨立老師也得出現”，空閑時間，吳可還要大量做題，保持著題感。

她的書桌上，堆滿了寫過的卷子。

圖 | 刷題是獨立老師們的“常態”

相比之下，做高中物理老師的Linda身份“光明”地多。“雙減”對高中階段沒有明確的規定，加上高中學科補習門檻更高，從業和競爭壓力小，Linda可以對外說自己是做高中物理輔導的獨立老師，“不過大部分人并不了解這個職業”。

有些重點學校的內部復習資料外界不流通，為了拿到一手消息，Linda還需要穿梭在各種“研討會”和學習群里。

某次“研討”會上，有同行得知Linda“獨立老師”的身份后，之后露出的意味深長的表情，“對方鼓勵我說現在考編不容易，如果進不了好高中，考初中也一樣，言下之意做獨立老師低人一等”。

不能“見光”、不被承認，是每個培優獨立老師的日常。

“早些年立老師還是很賺錢的。”喬念雨回憶，她稱“干獨立老師也是教培人創業的第一步”。

2016年喬念雨剛進入教培這行時，在教培機構工作的同事都在計劃攢點口碑后去出單干，就連她任職的公司的老板，都是大學時兼職干家教，然后干獨立老師攢下偌大家業的。

2021年的雙減則被許多老師視為“創業契機”。“雙減”政策對義務階段的課外培優機構做了嚴格規定，許多機構倒閉，由于獨立老師因不屬于機構，反而成了“三不管”群體。

“當時朋友圈里都是教培人順勢發自己招生廣告的”，劉晉回憶說，當時都不認為“雙減”政策會大費周章管到個人頭上，而且沒有機構從中抽課時費了 ，老師們更有勢頭了。

直到去年形勢發生了變化。2023年10月15日，教育部發布《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的堵上了”獨立老師”的漏洞。

《暫行辦法規定》中規定，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都不得在校外舉辦培訓機構，被發現后需要退還學費，以及對舉辦者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

圖 | 出臺的文件

《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的施行，也標志著“獨立老師”補課行為違規。

眼瞅著各地開始嚴查獨立老師補課行為，做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補課的獨立老師們才開始“低調”起來，但劉晉身邊改行的人并不多。

“中國補課文化源遠流長，都知道取締不了，所以沒人愿意頂風作案，都選擇了悶聲發大財”，劉晉解釋說，他身邊不少“資歷深”的名師，每月收入依舊維持在幾萬元水準，時不時還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的。

“目前我們獨立老師都是看‘天’吃飯的。”喬念雨說，口中的“天”除了政策，還指執法機構和被視為“上帝”的家長們。

喬念雨解釋，她身邊不少帶學生比較多的獨立老師，為了省錢省事，會在民居或者城中村私房中租賃房子當教室，學生們進進出出目標顯眼，執法機構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圖 | 民居里的“教室”

“這些地方消防措施薄弱，存在安全隱患，最近火災頻發，一旦上面要求排查，那這些獨立老師完全干不下去了。”

圖 | 江西火災事件后，各地嚴查消防，獨立老師人心惶惶

此外獨立老師收入不交稅、沒有穩定的五險一金等保障，也是壓在從業者心上的石頭。

因義務教育學科類獨立老師的身份尷尬，在面對家長時獨立老師們也非常被動。

“不能大張旗鼓招生，年輕老師又生源有限，所以不能挑家長，不知道自己會遇到什么樣家長。”

吳可就曾遇到過一名轉介紹的家長，對方送孩子來補課時，吳可指出了孩子基礎薄弱，需要長周期針對性補課來提升，卻被家長以“孩子很聰明”的說辭敷衍過去。

迫于生存壓力，吳可收下了這名學生，并花費巨大心力教育孩子，可孩子期末成績提升不如預期，家長嚷嚷著要求退還學費。

最后是轉介紹的家長從中斡旋，吳可退還了部分學費這件事才得以解決，“一算賬，等于自己倒貼了不少錢。”

而吳可的同行中，有一名獨立老師因上課太好，所帶的學生成績進步巨大，被其他家長偷偷舉報后，離開了本行業的。

“總之，因為沒有合理的身份，永遠不知道自己會在哪里跌倒，也沒辦法維護自己的權益。”吳可說。

但吳可也承認，獨立老師不像公辦老師，有那么多限制，做出一點名氣后，確實收入很高，“所以自己才愿意熬著。”

她想搏一個未來。

和機構一樣，獨立老師的收入大頭來自于學費，學生越多、課時越多，獨立老師的收入將越高。

“二八法則”在獨立老師行業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獨立老師看上去人人都能做，但實際存在很高的門檻”，吳可說的門檻叫做“人脈”。

吳可解釋，學科類補習存在周期性，學生升學之后如果老師沒有招到足夠的學生，收入將直線下降，因此獨立老師作為一份職業想要維持下去，就需要源源不斷地學生。

此前她見過許多“招生”的手段，比如制定課包、放緩教學進度、提前預售學費后不予退費、或者夸大宣傳，“獨立老師就是一整個機構，那些套路，都被原封不動的搬遷到了獨立老師的行業。”

獨立老師這份職業變得“不能見光”后，部分獨立老師們不敢高調招生，主要途徑變成依靠家長轉介紹，“家長們都希望自己孩子好，別的孩子成績不好，自然不會將老師分享出去”，吳可說。

因此很多“獨立老師”趁著信息不對稱開始營銷自己名氣，推出低價課程吸引許多家長；并且在教學上偷工減料，“不去給孩子把知識點講透，而是講怎么做題”。

由于“雙減”規定學校期末考試要“減負”，且不會公布排名，許多家長并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真實情況，直到大考來臨時家長才知道自己“上當”了，“但那時一切都晚了”。

吳可有些無奈，“認真教學的老師反而難以招生。”

另一方面，家長們在找獨立老師時，會更看重老師的教學經驗、成績，新教師剛入行時沒有成績、沒有學生，無法證明自己。

除了仔細備課、四處搜羅資料之外，不少新入行的獨立老師選擇接受家長的不平等條約，以“先教學再付學費”的模式來教學。結果許多家長在補完課后，以各種理由不支付學費。

吳可就曾遇到過這樣的家長。那時她剛從外地回到家鄉做獨立老師，“兩地教材不一樣，家長質疑我能力”，年輕氣盛的吳可就同意了先上一段時間課再付學費的模式。

圖 | 網友曬出的家中一對一老師在對孩子進行輔導

期末孩子成績提升，家長卻否認是吳可的功勞，認為是孩子“開竅了”，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里吳可陷入了自我懷疑的境地。

“我們這個行業，老師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問題”，從業這幾年，吳可看到許多抱著教學熱情入行的老師鎩羽而歸，“他們沒賺到錢，還要自己承擔年年上漲的社保，著實太困難了。

但“二八法則”卻吸引著劉晉這樣已經在行業站穩腳跟的“資深”老師。

在劉晉看來，“獨立老師是一份最透明，又最不透明的工。”職業透明在于老師的“價值”可以體現在分數上，口碑極其容易積攢；不透明則來源于收費，可以由老師自己制定，“只要做出名氣后，就不愁沒人買，這是為數不多普通人能夠逆襲的行業”。

以他所在的上海為例，初升高會實行“分流”，大約只有50%的學生能升入高中。為了讓孩子能升入好學校，許多家長會在各自的圈子里打聽“名師”補課。

有口碑的獨立老師帶的學生有限，每小時收費能到千元，還需要熟人介紹、提前預約。

不少家長為了搶占先機，會提前1年組團報老師的課程，然后買斷老師對應的時間以免其他學生上課。往往是今年的考試還沒結束，第二年即將考試的學生和家長已再等候了。

“這樣的獨立老師不愁學生，還可以挑選生源，有很高話語權，也更安全”，劉晉說，“能付起這個補課費的家長往往都很有能耐，能確保老師不被舉報。”

“只要熬過最初的階段就好了。”劉晉信心滿滿。

在溝通中，許多獨立老師都表達過想轉行的念頭。

被追問為何不轉行時，大家不約而同提到“離不開”。

一般來說，獨立老師有條出路，一條去機構任職，一條是在本行業繼續“熬”資歷增加課時費，最后一條則是轉行，去公立學校或者其他行業。

隨著“雙減”推行，如今第一、二條路出路不比獨立老師強，“機構抽成后，到手不如自己單干”，因此無數獨立老師曾押寶第三條道路。

作為師范生，吳可是喜歡教學的，并且在學校時就考下了高中教師資格證，“進入公立學校并不容易。公立高中有升學壓力，對老師教學、畢業院校要求都很高，我這樣的普通師范生進不去；小學、初中考編難。”

吳可解釋，回到老家后，她一直在備考，由于教師編競爭激烈，遲遲沒能上岸。

吳可也嘗試過去私立學校教書，在里面上了幾天班后，就因受不了學校的氛圍辭職。在徹底“上岸”前，獨立老師是吳可能兼顧理想和生活的工作。

對于喬念雨來說，獨立老師是她在這座三線城市里，能找到的最好出路。

喬念雨是一名二胎媽媽，她自己父母離異各自有家庭，丈夫父母年事已高，均無法幫忙帶孩子，“我需要一份自由的工作照顧家庭”。

思來想去，只有獨立老師滿足她的需求，“不然呢，我還能做什么？微商或者保險？”她搖搖頭，“我不想過手心向上的日子。”

劉晉嘗試過換行業。去年“獨立老師”不合規對之后，深感行業風雨飄搖的劉晉，特地制作了全新簡歷，隨后投了上百個崗位，回復卻寥寥無幾，為數不多發來面試邀請的公司，工資集中在萬元左右。

劉晉接受不了這個落差，他分析了自己的劣勢道，“上海落戶政策改變后，能留下的都是高學歷人才，好的工作我夠不上，夠得上的工作工資低”。思索再三后，他決定留在本行業，不再思考“合規”和“未來”。

“我們普通人，活著就很不容易了。”劉晉疲憊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