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香赟

編輯｜海若鏡

我想“再高一點”

春日，宜萬物生長，包括人類幼崽的身高。

在講究科學的時代，孩子的身高理所應當地也應遵循某種可量化的生長公式。

一個頗受大眾認可的方法是，根據父母身高來預測孩子未來的身高區間。比如，男孩子的身高區間=（父親身高+母親身高+13厘米）÷ 2±7.5厘米。

公式前半部分就是所謂的“遺傳靶身高”，即由遺傳決定的無法改變的身高基數。而后半部分的“±7.5厘米”，則是可以通過后天努力改變的部分——只要能“充分發揮孩子的生長潛能”。

梁宇在一家藥企從事研發工作，出于職業敏感，女兒萱萱還在上幼兒園時，就開始關注她的身高問題。她坦言自己和先生都不算高，對孩子未來的身高“沒有過大期待，她個子不高，這點從小就能看出來”。

盡管如此，萱萱上大班后，梁宇還是開始給她報了跳繩興趣班。運動、光照、補充維生素D，最初梁宇選擇的是最樸素的科學“長個兒”方法。

幾年后，萱萱在跳繩比賽里拿了獎，但身高年增長一直保持在5厘米左右。按照一般值，許多小朋友能達到7、8厘米。原本，梁宇已經接受了這個結果，直到萱萱三、四年級左右時，出現了早發（早發性發育）的征兆。

在幼兒的成長期里，性激素和生長激素是兩個影響身高的關鍵因素，前者決定了成長期的長短，發育越早，“長個兒”的時間就可能縮短；而后者決定了生長速度，也就是生長激素水平越高，“長個兒”速度越快。

梁宇說不好女兒出現早發的原因，但顯而易見的結果是，物理干預手段已經不夠了。她帶著萱萱去了醫院，經過一些列檢查，開始同時使用能夠抑制早發的“達菲林”和能夠助長的生長激素。

重組人生長激素，這是一類經國家藥監部門官方認證可用于兒童生長緩慢的藥物。早在1950年代，就有學者成功在體外化學合成出人生長激素，后來逐漸投入臨床使用。目前，這類產品已獲批用于治療兒童生長激素缺乏癥、特發性身材矮小等多個適應癥，是不少家長心中的“追高”良藥，也是市場熱捧的百億級消費醫療單品。

市面上，常見的生產激素有粉劑、短效水劑和長效水劑3種類型，區別主要在于注射頻次和價格。

圖源：民生證券

過去幾年，王秀民接診了不少類似于萱萱這樣的小朋友。她如今任職于上海和睦家醫院，在兒科領域的從業經歷超過35年。經驗上判斷，這種情況可能“和疫情期間缺少運動、營養又過剩有關”。

而出現在診室里的家長訴求大多很統一，就是“能不能打生長激素”，讓孩子盡快再長高些。

“早些年，快進入青春期時才過來的孩子比較多，集中在放暑假時。因為一般在上學階段，身高不會被擺在最高位置。但這幾年，能感覺到來門診咨詢身高問題的家長越來越多，年紀小的甚至2、3歲就帶來了。”王秀民提到。

這些早早坐進診室的孩子，大多并非生長激素的標準適用群體。按照適應癥規則，重組人生長激素應用于身高低于P3曲線（100名孩子中最矮的3個），對應到男性和女性最終身高時，一般是不超過160厘米或150厘米。

但有關注生長激素賽道的投資機構從業者提到，實際臨床中“P3到P10之間用藥的也不少”。

醫生們坦言，在現代社會標準中，“P3的確讓人不太能接受”。考慮到身高對孩子的心理健康，乃至未來戀愛、求職的影響，大家的確會在符合基本指征的情況下，有意識地放低一點注射標準，“比如女孩在150-153厘米之間，男孩在160-165厘米之間，也考慮允許用藥”。

但只放寬幾厘米，顯然無法達到一些家長的期待。在身高這個問題上，“及格”不是標準，超出平均值也僅能稱得上“達到預期”。如果可以，誰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人群中高挑、挺拔的那個。

于是，P25、P50，乃至中等以上個子的孩子們不斷出現在診室里。王秀民的同事甚至曾帶著一個16歲、身高172厘米的男孩前來咨詢注射生長激素。但在王秀民看來，這已經是一個“非常正常的身高”。最終，她拒絕了這個病例。

但往往，已經高出均值的孩子的訴求更引人憐惜。他們未必真的不滿意自己的身高，但他們想當演員、想打籃球，在這些特殊職業上，差一厘米或許就意味著與夢想失之交臂。

而對于享受到長高結果的孩子們來說，這份快樂足以讓人“上癮”。打針的第一年，萱萱身高增幅也達到了7厘米左右的平均值，如今12歲的她已經有152厘米，最終身高或許能達到160厘米。“畢竟是藥”，梁宇原本考慮再過半年就停針，但萱萱并不愿意。

她想繼續再長高。梁宇猜測，盡管自己從未直接給孩子壓力，但平日里家人無心說出的“還是高點兒好”，或終于從“萬年第一排”被老師調到第二排時的小雀躍，可能還是被萱萱記在了心里。

“她現在想長到166厘米，孩子覺得，160厘米以上才是好的。”

為什么要“追高”

“動作上身體力行，金錢上不計成本”，是王秀民對許多追高家庭的另一印象。早年間，醫生之間甚至流傳著一個玩笑：“你想長多高，就把人民幣在腳下墊多高”。

尤其是，“花錢墊高”，也存在著過期不候的時間窗。當生長發育期兒童特有的骨骺閉合后，他們的身高增長也會隨之停止。長高的黃金窗口期，通常只有12-14年。

所以，很多家長早早將孩子帶到兒科內分泌門診追高，因為“時間等不起”。

大學生阿琳對此深有體會，她見證了弟弟一路追高的歷程。

大約在弟弟3歲時，家人發現了他與同齡小孩不太一樣，“不僅是矮，整個人看起來就像小了一歲”。后來，弟弟在兒童醫院被確診為努南綜合癥，一種罕見的基因疾病，也是生長激素在國內獲批治療的適應癥之一。“他自身完全無法分泌生長激素，如果不打針，預測的成年身高只有130厘米左右。”

阿琳身高超過160厘米，弟弟身高若僅有130厘米，這是一家人都“絕對無法接受”的數字。自那時起，弟弟的“追高”人生正式開始。

全家人時刻準備著：盯著他好好吃飯，因為“醫生囑咐注射生長激素，營養和運動也要跟上”；為冷藏保存藥物，小冰箱、冰袋等成為他們如影隨形的裝備，“原本，我們家庭出行更喜歡公共交通，但弟弟開始打針后，基本全改成了開車，因為要載著小冰箱裝藥。”

如今，阿琳的弟弟13歲，身高152厘米，基本和同齡人持平，也習慣了10年來每日與生長激素相伴的日子。“我們希望他能在骨骺閉合前盡力長，最終可能也就長到160厘米多，但關鍵是盡力。”

出于經濟考慮，阿琳父母為弟弟選擇的是國產短效粉針，相對便宜，但月費也要2000元左右。如果以此粗算一下，這些年為了生長激素，家里的支出可能已有20多萬。隨著弟弟體重增加、治療劑量加大，花費可能還會隨之增長。

藥企出身的梁宇，最初為女兒選擇了一款昂貴的進口生長激素，后因該品種在國內退市，而轉用國產品種。她粗算了一下，治療小兩年來，抑制劑連帶著生長激素，“25萬人民幣是有的”。

王秀民偶爾也會困惑，人們到底為什么愿為身高付出這么多。有時，她猜測，是不是因為自己身處上海這個一線城市，所以看到的“精致養娃”案例更多？

不過，地域差異就算是存在，也絕非決定性因素。一個赤裸裸地現實是，盡管少有人會公開拿身高說事兒，但矮個子仿佛時常能感受到一道無形的審視。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團隊曾開展過一項調查，他們分析了兩組出生于1950s末的美國和英國男性樣本后發現，身高超過平均值10厘米的個體，收入水平可能高出約10%。

這是因為在青少年時期，高個子的孩子往往更熱衷于參與社會活動，這些活動不僅從小鍛煉了他們的認知力、領導力，還為他們開拓了自己的社交圈。

哪怕是脫離職場，來到在婚戀市場上，高個子的人往往擁有優先“擇偶權”，也成為人們心照不宣的事實。

從市場維度，過去十余年間，生長激素廠商們不計成本的“市場教育”同樣難以忽略。

20多年前的世紀之交，生長激素就已經登陸國內市場。但彼時，這還是個高價稀罕物，了解這類產品的醫生更是寥寥無幾。后來，銷售市場被打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核心玩家廠商一面降價、一面將真金白銀砸向市場推廣的商業策略。

早在10年前，國內生長激素玩家之一金賽藥業就在“持續支持中華醫學會組織各類學術會議、支持國內知名大醫院設立內分泌兒科醫生培訓項目”。那些年，金賽藥業協助三甲醫院和二級醫院聯合成立的兒童矮小癥專科門診就有300多個。

生長激素廠商們不斷對外傳遞著“追高”信號：你的孩子還可以長得更高，方法就在我這里。

經歷10余年的滲透，追高的觀念終究如回旋鏢一般，精準落到了為此買單的家長頭上，并直接帶動生長激素類產品從無人問津進入現象級大單品時代。憑借著生長激素這一個品種，有藥企的年營收就能達到百億元級別。

然而，昔日暴利的獨占生意，如今還好做嗎？

長高，仍是一門好生意

過去，生長激素（HGH）之所以一直守得住銷售王座，核心是因為它的作用機理十分清晰。這種由腦垂體前葉分泌的主導兒童生長的肽類激素，通過刺激局部及肝臟的類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GF-1），就可以促進骨骼生長。相當于“缺啥補啥”。

但不容忽略的是，盡管注射生長激素已經是最通行的方法，但外界對這種外源注射方法的質疑聲從未停息。

核心問題之一是副作用。北京協和醫院專家潘慧曾在《協和專家說長高：讓孩子多長10厘米》一書中提到，生長激素產品雖然“總體上安全”，但注射類藥物不可避免地存在副作用，如皮疹、皮膚瘙癢、注射部位疼痛等。

梁宇也提到，注射生長激素期間，醫生會嚴格要求她定期帶孩子做檢查，如各類激素指標、腫瘤指標等，確保用藥安全。此外，“如果出現抑郁等情緒問題，也不建議繼續用藥”。

畢竟，往孩子身上打針，還是希望確保萬無一失。而家長的這份顧慮，也為更多非藥用“追高”產品提供了生存土壤。近兩年，這部分市場也逐漸跑出零星幾個新玩家。

比如一家專注于兒童增高市場的科技企業，將目光瞄準了IGF-1原理，推出了一款用于兒童長高的膳食補充劑，定位有長高需求，但沒有注射過生長激素的P10-P75人群。

再比如，另一家被高瓴資本等知名企業投資的生物企業認為，腸道菌群可通過影響生長激素、神經遞質等物質分泌，干預兒童的生長發育。基于這個原理，他們開發了一款益生菌助長產品BL-11。據稱，在與安慰劑的對照試驗稱中，發育障礙兒童服用3個月BL-11后，比安慰劑組增高約2.6厘米。

有醫生注意到，近年來兒科內分泌領域的學術會議上，這些有關長高的新機理、新研究的確多了起來，但由于缺乏真實臨床數據支撐，尚難評價效果如何。前述投資機構從業者相信“身高焦慮”帶來的剛性市場需求，但也認為，市場上“能達到醫療級別供給的非藥類助長產品非常稀缺”。

作為一類新興事物，它們能否分走生長激素多年來積累下來的穩定市場，暫且還不好說。

對于已經占據高市場份額的國產生長激素廠商而言，最大的業績變量其實來自于“集采”。2022年以來，針對生長激素多種劑型的省級聯盟集采陸續展開，以價換量的邏輯下，粉針劑型這一“基礎款”的利潤被嚴重壓縮；相對“高級”的水針產品也為了維持市場競爭力，一度自愿降價。

生長激素的高毛利時代由此開始走向下坡路。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龍頭廠商長春高新的業績增長能力遠不如從前。4月20日，其發布的2024年業績報中，公司交出了20年來首個營收和凈利潤雙下滑的成績單，凈利潤下滑43.01%，更是導致股價閃崩。

于廠商來說，生長激素的暴利時代或許正在過去。但硬幣的另一面，對于依然廣泛的“追高”家庭而言，這未必是一件壞事。

（文中梁宇、萱萱、阿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