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簡稱“社零）同比增長，較2023年回落3.7個百分點，增速遠低于疫情前8%以上的水平。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9.7%，其中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為44.5%，較2023年有所下降。

提振消費成為2025年政府工作，也是今年以來公共討論的。然而，現有討論多聚焦全國宏觀數據，缺乏城市和空間視角的分析，掩蓋了重要動態。不同經濟規模的城市消費變化趨勢有何差異？四大城市群呈現怎樣的消費動態？這些變化如何加深我們對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理解？

為更好理解全國城市消費情況的時間和空間變化，澎湃研究所收集2024年和2017年全國375個地級市社會消費品零售和GDP數據，以及全國2001-2024年社零和GDP時間序列數據，結合2025年3月澎湃研究所針對上海常住居民進行的522份消費者問卷，探索以上問題。

全國消費“基本盤”：腰部城市消費增速高于頭部和尾部城市

中國城市消費兩級分化嚴重，全國宏觀數據可能掩蓋關鍵地方動態。在2024年172個可用城市統計數據中（截至2025年3月4日其他城市統計局尚未公布2024年全年數據），社零總額最高的是上海達到17940.19億元，最低的是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僅有51.98億元，相差345倍；社零增速最高的是陜西銅川市達到8.8%，最低的是海南三亞僅有-15.90%，相差24.7個百分點。

除了極值相差大，城市總體呈現腰部城市消費情況好于頭部和尾部城市的局面。按照經濟規模折半的方法將中國城市分為四個取值區間（參見表1），發現當前GDP在2500-10000億元之間的城市社零增速較高，而萬億城市和GDP在2500億元以下的城市增速較低。同時，社零占GDP比重和GDP增速兩項指標也呈現類似模式。

經查看，GDP在2500億元以下的城市往往“”壓力大，產業結構單一，農業、礦業占比高，缺乏投資，居民收入缺乏刺激，社零增長乏力。這些城市的以舊換新等促消費政策可能效果不是最好，因為居民尚未達到一定的消費門檻。長三角的后發城市包括麗水、宿州、黃山、銅陵、衢州、池州、蚌埠、宣城、舟山、六安、淮南、淮北。

這類城市中情況較好者往往積極擁抱線上經濟和文化旅游產業。比如云南憑借在茶業方面的優勢，抓住了電商機遇并著力提升茶文化文旅產業，在2024年社零增長達到7%，取得了省內歷史最好排位。再如浙江、安徽也憑借良好的生態農業和旅游資源，不斷吸引外來消費。

表1. 2024年城市GDP和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

腰部城市（GDP在2500-10000億元之間）處于新產業和城市化投資的紅利期，往往以較低要素成本承接萬億城市產業轉移。由于基數較低，新興產業投資中一個大項目即可顯著拉動增速。同時，這些城市借鑒了萬億級城市的發展經驗，有效規避了投資風險。這個階段，政府支出增加，新動能“才露尖尖角”，居民收入上漲，需求升級旺盛，對以舊換新等政策有較好反應。長三角的溫州、徐州、紹興、嘉興、金華、蕪湖、鹽城、泰州、安慶、阜陽、亳州等城市屬于這一類。

腰部城市中的較好者多是因以舊換新、消費券等政策起到良好作用，或是在電商和文旅方面表現優異。比如紹興的“”消費券門檻低、折扣大、使用范圍廣，刺激消費卓有成效，社零增速達6.7%。哈爾濱承接“”的紅利，亞冬會帶火“”文旅消費190億。還有金華市作為中國小商品之都義烏的所在地，搭上今年國內和跨境電商的紅利，2024年社零增速也達到了5%。

萬億城市消費不振的五大原因

萬億城市作為經濟規模最大、產業結構最更新、外來人口最多、社零總額基數最高的一組，卻是消費衰退最嚴重一組城市，值得反思。2024年27個萬億城市的平均社零增速為2.6%，平均消費占GDP比例為34.7%，均為四類城市中最低值。

細看萬億城市內部（參考表2），北上廣作為一線城市社零衰退最為嚴重；此外天津是負增長，濟南、佛山、東莞也趨于0增長。

表2. 2024年萬億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

2024年萬億城市消費疲軟特別明顯，但卻不是新現象。對比2017年（中美貿易戰之前），萬億城市社零增速已經是四類城市最低（參見后文表4）。按理來說萬億城市新產業規模大，居民收入高，消費供給豐富，似乎不該有如此低的增速。為探索其中原因，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回顧了解釋中國消費的文獻，結合上海消費者調查問卷，有如下發現。

第一，社零指標不利于計算萬億城市的消費。統計的是企業以零售的形式賣出去的實物貨物總值，不包括居民在外地的消費、發貨地不在本地的網購消費，也不包括服務消費和非正規消費。因此消費能力較強的萬億城市居民在外地的消費和服務消費不計入本地社零。同時，萬億城市消費的主要增長點來自新品牌和新企業，但這些“新勢力”尚未來得及納入當期統計范圍，因此也不反映在社零中。

第二，萬億城市高收入群體因預期變化轉向保守消費。在522份有效問卷樣本中，有63.03%的受訪者表示2024年消費偏好轉向實用和保守，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對收入和資產預期的變化（52.68%），其次才是收入和資產已經發生的變化（41.00%）。其中，月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費者，因預期變化轉向保守消費的比例就越高。這說明萬億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對經濟形式的判斷更為敏感，需要有效調整他們的預期才能進一步拉升消費。

第三，大城市生活成本較高，需進一步保障民生來改善預期。在522份有效問卷中，呼聲最大的促消費政策是“改善社會保障，降低預期風險”，有58.62%的受訪者選擇了這一選項。其次才是“提高居民稅后可支配收入”（53.83%）和“穩定房地產價格，保障金融市場平穩運行”（49.43%）。萬億城市房價高、物價高，沒有本地戶籍的常住居民數量也多，如果不能提供更好的保障，那么居民儲蓄率就會拉升，影響消費。

第四，萬億城市消費供給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在522份樣本中，45.98%的生存類消費品消費者表示當前需求尚未被供給滿足，希望在市場上看到更多選擇，而享受類消費品消費者的這一比例是51.34%。也就是說，哪怕在萬億城市，消費品供給仍然有可提升的空間。比如，在對當前消費供給“非常不滿足”的受訪者中，有57.14%來自于“”。社群消費是一種新型消費業態，提示大城市還可以繼續提升消費供給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第五，萬億城市仍將更多收入轉移到企業和政府，保障科技產業的高風險投資。中國的消費水平一直，除了居民因缺乏保障而有較高的儲蓄率之外，還因為國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較低，這是由中國“”發展模式決定的。當前萬億城市承擔了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戰略責任，需要大額、集中的投資，且回報周期長、風險大，可能擠壓消費。

大城市需要得到特別重視，因為全國來看，小城市高增速不能抵消大城市低增速。2024年175個可用數據中，上海 1%的社零衰退，就能抵消社零總額最低的43個城市1%的增長之和。此外，大量高增速小城市靠吸收外地消費轉移來維持增速，萬億城市消費意愿降低，對周圍城市終有打擊作用。

再看“城市群”：長三角挑大梁，珠三角迎挑戰

在中國的中，長三角城市群的消費體量最大，發展最均衡，平均增速最快（參見表3）。2024年長三角社零消費總量占全國25.33%，是其他城市群的三倍左右，其中浙江（4.0%）、江蘇（4.6%）、安徽（4.7%）增速均高于全國水平（3.5%）。長三角當前優勢，是由幾個萬億城市相對高增速帶來的，特別是江蘇的萬億城市。比如蘇州和南京以10043.74億和8552.75億的社零規模，仍保持了4.8%和4.3%的增速，對區域貢獻明顯。

社零增速表現第二好的是成渝城市群，雖然消費總量稍弱。成渝城市群的帶頭城市重慶和成都表現都很好。重慶社零總量僅次于上海，卻保持了3.6%的增速，這是2024年社零總量排名前五城市中的最高增速。成都以10327.1億的社零總額在全國排名第7，增速達到3.3%在萬億消費城市里僅次于蘇州（4.8%）和重慶（3.6%）。成渝城市的消費增速良好背后原因或許和當地火熱的和有關。

社零總量排名第二的是環渤海經濟區。其中主要是山東的幾個城市——、、——表現相對亮眼，增速分別達到了4.2%、6.0%和3.9%。這些城市消費情況較好的特色原因較難從現有資料確認，大量報道表明它們實施了一套復雜的“組合拳”，包含各類熱門的消費政策（比如以舊換新、消費券、首發經濟、文旅經濟、消費中心建設都搞）。

整體表現相對較弱的是珠江三角洲，15個城市平均增長只有0.71%。火車頭深圳、廣州，增速分別為1.08%和0.03%；腰部城市增速也徘徊在0附近，沒有展現其他城市群腰部城市的5%以上增速。其中深圳情況相對較好，可能與有關。而佛山、東莞等勞動密集型傳統制造業城市受房地產下行和產業轉移的影響，以家具、家電、電子組裝等為主的制造業受，而制造業城市聚客力弱、商業氛圍不足、商業同質化競爭等凸顯，承接旅游轉移消費程度也有限，影響了消費增速。

表3. 2024年四大城市群所有城市的GDP和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

綜上而言，考察城市群相比關注單獨的城市能夠發現明顯的外溢性。

第一，腰部城市可以承接區域“火車頭”的消費轉移，通過服務大城市高收入群體，來保持社零增速。比如很多上海居民會在江浙滬旅行度過周末，以彌補本地缺乏自然風景的限制。

第二，腰部城市和尾部城市通過承接區域“火車頭”的產業轉移，帶動當地的提高收入，進而拉動消費。上海作為區域創新策源地，蘇州作為高科技制造業中心，杭州作為數字經濟第一城，有效將產能轉移到周邊城市，帶動長三角城市抓住“新質生產力”時代機遇，保住了居民收入。

全國城市社零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處理內需衰退刻不容緩

2024年，不同城市和城市群的消費情況呈現出不同特點。其中，城市群的腰部城市表現優于頭部和尾部城市，長三角城市群的表現也優于其他城市群。這一現象的本質原因在于，不同城市正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和產業結構各異，而各區域的經濟發展又相互影響、各具特色。這反映出，在同一宏觀經濟環境下，不同經濟生態在消費表現上的個性化和差異性。這也提醒我們，城市之間的消費發展經驗難以簡單地相互借鑒。

但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幾乎所有城市的消費數據都相較前幾年萎縮，這體現了基于全國經濟環境的共性變化。表3展示了2017年全國375個地級市和直轄市的GDP和社零變化。2017年，中國制造的出口還未受到明顯阻礙，房地產行業和土地財政還如日中天，各類經濟指標一片繁榮。2024年相比2017年（參見表4），GDP在10000億以下的城市社零總額均值有所下降，社零增速全線下降，社零占GDP比重全線下降；當然，GDP增速也從7%左右變成了5%左右。

表4. 2017年城市GDP和社會消費品零售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是正常年份首次出現的社零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況，另外三次社零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時間分別是2003年“非典”時期和2020、2022新冠疫情隔離期（參見圖1）。

在全國層面處理內需衰退問題已經到了一個刻不容緩地步。具體原因有兩個。

第一，地方促消費往往只考慮能提升本地社零的方案，不能做到全局最優。比如，如果某個地方的主要零售企業沒有納入本地統計，那么哪怕該地是主要的消費地，當地政府也不會優先促進這類消費；因為哪怕補貼了消費券，也是計入外地社零，對考核本地政績無用。

第二，從根源上提振消費預期，很多事權不在地方。比如進行，降低醫療、養老、教育的成本，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對高薪行業進行穩定、可預期的管理，持續認可民營企業和歡迎外資企業；制定擴張性貨幣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低迷消費給予適當刺激；改善出口的外部環境，護航企業出海等。

進一步說，結構性促消費，需要調整經濟發展的模式，此事也須全國統籌。比如，，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進行地方稅改革，等等。

（實習生譚諭、張鄭穎、龔洋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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