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科技創新基礎研究的重要來源地，高校對全社會基礎研究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將研究成果實現轉化應用，是創新生態中的重要環節。

今年9月發布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2025》顯示，2024年全國4059家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總合同金額達2269.1億元，同比增長約10%，總合同項數達66.1萬項。

作為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先行城市，上海處于建設國際科創中心強功能階段，正全力攻堅成果轉化“深水區”，致力于疏通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最后一公里”，加速科技成果從“紙”變“錢”。

第一財經從上海市科委獲悉，2024年，上海市高校、科研院所和醫療衛生機構等科研事業單位技術合同額達365.93億元，較2014年增長6.7倍；2025年1~11月為576.40億元，較同期增長132.6%。以許可、轉讓、作價投資三種方式轉化成果合同金額多年居全國首位。

不管是成為全國示范的上海交大，還是轉化合同金額年增近70倍的華東師范大學，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改革做對了什么？

“小切口”撬動象牙塔里的“大收益”

雖然高校院所是科技成果產出的重要來源，但是實驗室的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拿去用，要經過不斷試錯、迭代才能成功轉化。長久以來，我國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一直都面臨怕國有資產流失的“不敢轉”，由于審批流程長導致的“不愿轉”，以及缺乏專業服務導致的“不會轉”等核心難題。

2020年起，隨著國家科技成果轉化改革試點在上海落地，核心邏輯開始松動，改革的矛頭直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上海試圖構建一種新的權利結構：允許高校將成果的全部或部分權利，直接“讓渡”給科研團隊，從而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同步轉移。

作為先吃“螃蟹”的人，上海交大率先破冰，2020年成為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專項改革試點。

在現任上海市高校科技發展中心總工程師劉群彥看來，“交大模式”的核心，在于徹底的放權與專業的切割。

他告訴第一財經，一直以來，國有資產流失是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緊箍咒”。2015年，國家已將科技成果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三權”下放，但因高校院所科研人員的職務發明屬于國有資產，若轉化失敗，科研人員可能因國有資產流失而被追究責任，導致科研人員與管理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縮手縮腳，讓沉睡在高校的專利創新資源浪費。

早在2020年2月，中央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科技部等九部門印發該方案，并在全國40家高校院所啟動為期3年的試點；同年10月，上海交大成為首批40家賦權試點單位之一，賦權改革瞄準“不敢轉”的核心難題。

“交大的每任校領導都十分重視技術轉移工作，在2009年就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劉群彥說。而從2020年以前的部分賦權到全部賦權，如何保證教師們的權益以及保障學校的利益，守住國有資產管理紅線成為當時他們改革方案的重點。

當時牽頭相關制度建設的劉群彥回憶，2021年形成的上海交大“1+5+20”政策文件體系，就是學校國資、財務、人事、組織、紀檢等修改了上百次后形成的改革方案。具體做法包括，首先將專利70%的所有權賦予完成人團隊，其次將專利剩余的30%所有權轉讓給教師。賦權是以產權激勵形式支持教師開展創新創業活動，轉讓是以未來預期收益方式保障學校國有資產權益的法律過程。對于科技成果30%的資金支付，上海交大采取“賒賬”辦法，即教師可以選擇暫時不向學校支付，等到利用科技成果創辦的企業實現市場盈利之后再予支付。

以上海交大醫療機器人研究院為例，該院徐凱教授團隊的“單孔手術機器人”項目（術銳機器人）便是這一模式的受益者。在舊體制下，徐凱作為在職教授，其技術入股需要經過漫長的國資備案程序。而在賦權改革下，學校通過合規流程，確認了團隊對成果的長期使用權和主導權。這帶來了兩個直接的改變——決策權下移，團隊擁有了技術轉化的實際控制權，在融資談判、技術路線選擇上無須事事向學校匯報，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風險隔離，學校不再直接介入企業的日常經營。學校僅通過持有的少量股權或未來收益權，分享成功后的紅利。

除了這種通過“陽光化”的制度安排，讓教授們變成“合規的創業者”，專業的服務人員和校內各部門的協作也必不可少。

2016年選擇回國發展的盧策吾，入職上海交大，彼時，他和斯坦福大學校友王世全已經在硅谷創立了非夕科技。

去年，上海交通大學盧策吾教授親自體驗其團隊研發成果的過程——在一個具身智能大模型操控下，機械臂完成了刮胡子的動作。受訪對象供圖

“當時回國的時候我已經有公司了，入職后學校就幫我們做了一些規劃，因為學校對于教師創業的政策整個流程非常成熟，你也不用去找誰溝通，整個流程跑下來特別通暢和迅速。”上海交通大學人工智能學院副院長盧策吾教授告訴記者，除了政策支持之外，學校的科研資源支持也不會少，例如目前由他創辦的具身智能企業穹徹智能（由非夕科技孵化）里就有不少上海交大的學子前來實習。

“人工智能需要快速做實驗驗證，如果沒有一個工業產品化的團隊來支撐的話，實驗做得會很慢，有些學生就愿意來企業做實驗。”盧策吾說。

在他看來，過去經常會把人才培養和企業割裂開，科研機構培養人才，頂尖人才去支持企業的核心。但這一輪創業很多都是科學家驅動的，上一輪是工程師驅動的。今天的創業和科研本質上是一體化的，并不矛盾。“具身智能領域的人才還是太稀缺了，我們公司今天的很多核心技術和頂尖人才就是因為我們背后有高校的體系化培養和支持。”

就在前不久，上海交大發布公告，宣布即日起擬增設具身智能本科專業，該專業的帶頭人將會由盧策吾擔任。

像盧策吾、徐凱等老師創辦的教師創業企業，上海交大目前有超200家。上海市科委數據顯示，通過賦權改革等一系列舉措，上海交大科研人員直接持股企業達209家，融資總額超過190億元，市場估值超1200億元。

年增70倍的“黑馬”

不只是上海交大，自2023年11月，上海市科委等7部門在上海39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醫療衛生機構啟動推廣試點。在此基礎上，上海進一步放權松綁，在明確本單位科技成果轉化權益的前提下，推出了“全部所有權賦權”模式。自2024年以來，試點單位完成賦權成果384項，其中全部所有權賦權218項，轉化金額27.1億元，孵化公司247家，吸納投融資近75億元，有效激發了產業與資本活力。

這種“完全賦權”模式也跑出了一匹“黑馬”。第一財經從華東師范大學獲悉，2024年，該校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金額達4.76億元，較2023年增長近70倍，較“十三五”末的2020年增長了115倍；截至2025年12月已簽訂轉化項目合同金額達14.9億元，呈現持續高速增長態勢。

一年增長近70倍，華師大做了什么？

以華東師范大學的優勢學科軟件領域為例，不同于硬件設備，軟件類成果轉化面臨更特殊的難題：代碼看不見摸不著，如何定價？如何防止核心人員流失帶來的技術“空心化”？

華東師大科技處副處長熊申展告訴記者，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一般可以通過轉讓、許可、作價入股3種形式進行，但是前兩種轉化形式相當于交由他人進行實施，如果科研人員想將知識產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持續性地進行研發、轉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成立公司，將知識產權作價入股。

以往的作價入股學校國資公司需要代持入股，國資公司要以股東身份參與創業公司的股權監管工作，行使和履行股東的權利和義務，并派駐董事、監事等。各種復雜的管理規定和操作手續讓科研人員望而卻步，不愿意邁出創業的那一步。

去年6月，華東師范大學建立科技成果轉化賦權改革、盡職免責等一系列機制，從管理體系、專業隊伍、知識產權等多個方面不斷發力，重點解決校內科研成果“不敢轉”“不會轉”“不愿轉”的問題。

在制度設計上，華東師大針對軟件行業人才流動性大的特點，在轉化政策中特別強調了“股權激勵”的長期綁定作用。學校允許科研人員在崗創業，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利益沖突管理機制，確保教學科研與商業化互不耽誤，從而構建起“科研+資本”互相賦能的增強螺旋。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華東師大孵化出的多家專注于工業軟件和數據庫技術的企業，不僅在商業上獲得了數億元的融資，反過來也成為了學校科研數據的“回饋者”，形成了“科研—應用—數據反哺”的良性閉環。

華東師范大學攜多項成果參加展會

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施國躍表示，有了這個賦權模式之后，學校可以賦予教師100%的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然后作價入股成立公司，科技成果作價形成的股份全部歸教師所有。目前學校正有多個項目在轉化中，涉及金額超過5億元。

第一財經在采訪中發現，之所以能出現“交大系”“華師大系”等成果轉化典型頻出背后，“盡職免責”也是多位教師和轉化負責人提到的一個關鍵詞。

在過去，高校資產管理部門最怕的就是“賤賣”。一項技術評估值1000萬元，最后市場成交價800萬元，差額的200萬元很容易被定性為國有資產流失。這導致管理人員傾向于“高估價”，結果就是企業“買不起”，成果爛在實驗室。

而《上海市促進醫療衛生機構科技成果轉化操作細則》以及相關高校配套政策明確指出：只要轉化過程公開、透明、合規，并在交易場所公開掛牌，即便最終成交價格低于評估價，也不追究決策者的責任。

目前，上海正在形成一種“科學家+技術經理人+耐心資本”的鐵三角模式。根據去年發布的新一輪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方案（《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2024-2027年）》），圍繞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供給側，行動方案重點聚焦深化職務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改革，健全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盡職免責制度，以進一步暢通轉化通道、健全制度保障、營造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