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 | 冀思宇

責編 | 李珊珊

8月4日，浙江大學生物系統(tǒng)工程與食品科學學院一位青年教師墜樓后身亡，消息一出，引發(fā)了來自各方的關注。

之后的媒體報道顯示，這位墜樓的青年教師年僅35歲，擔任特聘副研究員，專注于果農(nóng)機器人等前沿領域的研究。根據(jù)這位他在浙大官網(wǎng)上的信息，他在2020-2025年發(fā)表論文11篇，主持科研項目6項，其中一項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在學術研究方面，這位青年科學家?guī)缀蹩芍^是成績亮眼。

這位青年教師去世后，對于他的死因眾說紛紜，網(wǎng)絡上，被提到最多的原因是“非升即走”的壓力。

不過，對于考核壓力是否這次事件的決定性原因，浙大校方予以了否認。在杭州本地媒體《錢江晚報》的采訪中，一位浙大資深教師提到這位年輕同事“中期考核他順利通過，聘任期結(jié)束的考核還沒開始，但是根據(jù)他的科研情況、工作能力，在同類人才里，大家都是很看好他的，不存在網(wǎng)上說的考核不通過的情況。”

這位浙大青年教師的墜亡原因尚待進一步的調(diào)查，但以去年曾引起巨大關注的南京某大學青年教師自殺身亡事件為代表，近年來學術界的自殺事件正在日漸增多的事實令人觸目驚心，人們希望知道，這些中國最精英的人群選擇自殺的背后意味著什么？

2025年5月，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學者吳志明（Cary Wu）曾在《預防醫(yī)學報道》（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中發(fā)表論文“中國科學界自殺事件：呼吁公共衛(wèi)生部門采取應對措施”。

文中，因為缺乏公開、完備的統(tǒng)計信息，研究者利用媒體報道中的學者自殺信息建立了一個包含130多個學術界自殺事件的數(shù)據(jù)庫，并提到，在農(nóng)村自殺率大幅下降的同時，發(fā)生在中國學術界的精英人群中的自殺行為近年來的上升趨勢值得警惕。

在論文發(fā)表后的一次研討會中，吳志明進一步強調(diào)：目前的自殺行為可能只是更廣泛的心理困境群體的冰山一角，水下還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體。那些未被醫(yī)院記錄的自殺念頭和行為嘗試，是構(gòu)成自殺行為主體的隱性部分。他進而呼吁，應把學術界，一國中最精英群體的自殺問題，當作一個重要的公共衛(wèi)生問題嚴肅對待，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預防及干預措施。

下文是吳志明團隊研究論文的主要內(nèi)容：

01

跳樓是中國學者自殺的主要方式

根據(jù)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精神衛(wèi)生重點實驗室、北京大學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的黃月琴等研究人員在2024年發(fā)表的數(shù)據(jù)，1987-2020年間，中國自殺率整體呈現(xiàn)顯著的持續(xù)下降趨勢[13]。另一項研究表明，2002至2021年間，中國城市地區(qū)自殺率從每10萬人12.79例降低至4.31例，農(nóng)村地區(qū)自殺率從每10萬人15.32例降低至7.09例[1]。然而，自殺率下降，尤其是農(nóng)村地區(qū)自殺率下降的整體趨勢中，一些特定人群的自殺率卻在上升。這些自殺率上升的人群中，學術界幾乎可算最被忽視的人群之一。

近年來，學術界接連發(fā)生多起悲劇，研究生、科研人員、高校教師自殺事件頻頻登上熱點新聞，中國精英大學中自殺率不斷攀升的現(xiàn)象早已成為一種心照不宣卻諱莫如深的事實。然而，正如社會人類者家蘇珊娜·布雷格內(nèi)貝克（Susanne Bregnb?k）提出的“公開的秘密（public secret）”概念所描述的[2]，盡管許多人已經(jīng)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相關討論往往局限于私人領域，缺乏政府和學術機構(gòu)的充分研究。

對此，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系的吳志明教授在分享會上反復提及，目前的學術界自殺問題，已不再只是偶發(fā)的私人事件，這應該被作為一種“公共衛(wèi)生事件（public health issue）”來嚴肅對待[3]。吳教授的團隊系統(tǒng)檢索并人工整理了近三十多年間（1992～2024）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全部的媒體報道來構(gòu)建數(shù)據(jù)庫，揭示了科學界自殺現(xiàn)象的認知現(xiàn)狀、潛在成因、常用自殺方式等基本情況，并探討預防此類悲劇所需要的應對措施[4]。

圍繞“高校教師自殺”、“教授自殺”、“研究生自殺”等關鍵詞，研究團隊在百度、搜狗、谷歌和微軟必應等主流搜索引擎中收集了包含143個經(jīng)過交叉驗證的獨立案例的數(shù)據(jù)庫。該研究基于發(fā)生在中國境內(nèi)的130個案例開展。

結(jié)果顯示，在這130個幾乎全部來自于“985、211”高校的案例中，男性95例（73.1%）遠高于女性35例（26.9%），自殺者多半為30歲以下的年輕研究生。案例涉及到的教師個案的年齡介于30歲至68歲，中位數(shù)為43歲。而從專業(yè)領域來看，科學與工程類方向占比最多（73例，56.2%）。

媒體報道的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匯總統(tǒng)計，1992～2024年（n = 130）

數(shù)據(jù)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作圖：冀思宇

雖然并不完全，這些冷冰冰的數(shù)據(jù)顯示出了學術界自殺的幾個關鍵趨勢。

首先，中國學者的自殺案例數(shù)量呈現(xiàn)上升態(tài)勢。能找到的最早期的案例發(fā)生在1992年，1990至1999年期間僅有兩例；2000至2009年，自殺案例顯著增加至38例；2010至2019年持續(xù)攀升至52例；僅2020至2024年的新增案例共計38例，已與2000～2009年的報告總數(shù)持平。

其次，在自殺方式上，從高處墜亡（即：跳樓）是學術界自殺的最主要方式（89例，占68.5%），且自殺者年齡越大，選擇跳樓的傾向似乎也越大。

除此外，導致中國學者自殺的誘因是多方面的，且自殺誘因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學生的壓力源主要包括高強度的學業(yè)負擔、師生關系緊張、職場騷擾及校園霸凌；教師的自殺案例則更多與科研產(chǎn)出壓力、績效考核及職業(yè)晉升相關。

這些研究生與導師們的自殺誘因中，排名前三的分別為：學術壓力（65%），個人病史與信仰（28%）和家庭問題（10%）。這其中，學術壓力是導致研究生自殺的主要誘因。相比男性，女性自殺者更易受家庭矛盾影響：約20%的女性自殺案例涉及家庭因素，這一數(shù)據(jù)在男性中的數(shù)據(jù)僅為5%；男性自殺者的自殺誘因更多與個人因素相關，如精神疾病、存在性危機等。

最后，上述研究中還提到了媒體對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的報道情況，報道的側(cè)重點隨著時間的推移發(fā)生了變化。早期的自殺案例報道更關注個人因素，比如強調(diào)死者患有抑郁癥或遭受情感挫折；近些年的報道則愈發(fā)強調(diào)自殺者面臨的學術壓力、支持不足等問題。

02

選擇結(jié)束生命的個體

往往來自農(nóng)村或欠發(fā)達地區(qū)

在媒體報道中，自殺的直接誘因常常被歸結(jié)為家庭壓力、工作壓力或?qū)W業(yè)壓力[5]，這并非巧合，它們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制度、文化和社會原因。因為媒體報道的學術界自殺事件中，多數(shù)案例來自“985、211”等科研密集型高校，這些案例本身也體現(xiàn)了中國科研人員所面臨的高壓力環(huán)境。

近年來，嚴格的畢業(yè)標準、“非升即走”等苛刻的職稱晉升條件、有限而激烈競爭的科研經(jīng)費與崗位，都讓學生及研究人員長期處在高壓狀態(tài)。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帶來的不僅是身體疲憊，進而引發(fā)情緒倦怠甚至是焦慮和抑郁。

競爭的另一面是孤立感。學術圈講求“出成績”，很多人因擔心落后而減少與同事的交流，在研究中變得形單影只。這種社交隔離，使他們在需要情感支持時更難尋求幫助。與此同時，中國學術界普遍存在的等級制度，也容易滋生權(quán)力失衡和有害的人際關系，進一步加劇人們的情緒困擾。

研究數(shù)據(jù)還顯示，雖然大多數(shù)自殺事件都發(fā)生在北京等大城市的科研機構(gòu)，但選擇結(jié)束生命的個體往往來自農(nóng)村或欠發(fā)達地區(qū)，這組矛盾說明許多青年科研人員的自殺很可能與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壓力相關[4]。他們在大城市面臨高昂的住房成本，但僅憑借科研所獲薪資難以負擔體面的住所，由此產(chǎn)生的對學術與生活的不滿不斷累積。與此同時，遠離家鄉(xiāng)、與家人分離也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孤獨感。

不僅如此，在文章發(fā)布后的發(fā)布會上，作者吳志明還進一步強調(diào)了，目前的自殺行為可能只是更廣泛的心理困境群體的冰山一角。水下還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體，那些未被醫(yī)院記錄的自殺念頭和行為嘗試，是構(gòu)成自殺行為主體的隱性部分[4]。進而呼吁，應把學術界，一國中最精英群體的自殺問題，當作一個重要的公共衛(wèi)生問題（public health issue）嚴肅對待，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預防及干預措施。

03

如何應對最精英人群中

日益增加的自殺行為？

將自殺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而非私人問題來看待，是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在1897年的《自殺論》中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6]，但將公共衛(wèi)生方法系統(tǒng)應用于自殺預防是最近幾十年才有的事[7]。如今，隨著自殺被確認為全球人口主要死亡因素之一，世界各地的衛(wèi)生組織和各國政府都已采取多種預防措施，重點包括提高公眾意識、危機干預、心理健康支持以及政策改革。世界衛(wèi)生組織提出的公共衛(wèi)生框架強調(diào)，應關注導致自殺的更廣泛社會、環(huán)境與制度性因素，制定跨多個層級的有針對性行動計劃——從個人關懷，到社區(qū)層面的倡議，再到制度與政策改革，都應協(xié)同推進[8]。

而針對中國學術界的自殺情況，基于大數(shù)據(jù)研究，吳志明和他的研究團隊提出了4點關鍵建議，希望通過公共衛(wèi)生策略因地制宜地有效預防學界的自殺現(xiàn)象。

首先，應重塑公眾認知、消除心理健康領域的污名化，正視科學界日益嚴重的自殺危機，將其認定為重大公共衛(wèi)生問題。這是各國政府都在進行的工作，在中國，目前看來，雖然媒體敘事已經(jīng)逐步轉(zhuǎn)向，但總體而言，許多中國人仍傾向于將有自殺念頭的人視為個人“脆弱”“缺乏意志力”[9]。

其次，研究者倡議社會各界通過政治倡導和學術研究，共同鎖定那些加劇了個人自殺傾向的政治、社會、文化與經(jīng)濟等根本性因素，并呼吁政治和學術界共同努力，解決那些加劇個人自殺行為脆弱性的上游政治、社會、文化和經(jīng)濟因素。

第三，研究者指出，自殺相關數(shù)據(jù)應該被更準確地記錄，并應有更多學者對自殺問題進行系統(tǒng)性研究。通過精確、深刻的研究數(shù)據(jù)，能更有針對性地提出措施，形成有效的預防策略。

最后，研究團隊呼吁采取緊急的集體行動，來培養(yǎng)一個更健康、更能提供支持的學術環(huán)境。這需要大學、心理健康從業(yè)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通力合作。

對于學術機構(gòu)而言，這意味著開展提高心理健康意識的教育項目，并與媒體合作，使關于自殺的報道更負責任，有助于消除污名、預防自殺行為[10]。對于心理健康專業(yè)人員，則更應探索并在中國語境下調(diào)整應用有循證依據(jù)的干預方法[11][12]。此外，研究者還提到，亟需通過政策改革來降低學術競爭強度、增加科研支持。

“只要及時干預、提供完善的支持體系并制定有效的心理健康政策，自殺是可以預防的。”在論文的結(jié)尾部分，幾位研究者寫道。[4]

參考文獻：

1.Hu, F. H., Liu, P., Jia, Y. J., Ge, M. W., Shen, L. T., Xia, X. P., & Chen, H. L. (2024). Suicide in China: The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from 2002 to 2021.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31(5), e3053.

2.Bregnbaek, Susanne, 2011. A public secret:‘education for quality’and suicide among Chinese elite university students.Learning and Teaching4 (3), 19–37.

3.https://www.yorku.ca/dighr/recap-calling-for-a-public-health-approach-to-suicide-in-chinas-scientific-community-with-cary-wu/

4.Wu, C., Ai, X., Li, M., Cao, J., Sun, Y., Gao, Y., & Gong, Z. (2025). 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 53, 103054.

5.Zhang, L. (2023). Why is suicide incidence among doctoral students so high?---A study of China's doctoral tutorial system.Heliyon, 9(8).

6.(法)埃米爾·涂爾干，《自殺論》，馮韻文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出版。

7.Knox, K. L., Conwell, Y., & Caine, E. D. (2004). If suicide is a public health problem, what are we doing to prevent it?.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1), 37-45.

8.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2. Public health ac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icide: a

framework.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75166/9789241503570_eng.pdf.

9.Gearing, R. E., Brewer, K. B., Cheung, M., Leung, P., Chen, W., & He, X. (2023). Suicide in China: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stigma.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86(3), 809-832.

10.Lai, K., Li, D., Peng, H., Zhao, J., & He, L. (2021). Assessing suicide reporting in top newspaper social media accounts in China: content analysis study.JMIR mental health, 8(5), e26654.

11.Hofmann, S. G., Asnaani, A., Vonk, I. J., Sawyer, A. T., & Fang, A. (2012). The 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 review of meta-analyses.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6(5), 427-440.

12.Wu, H., Lu, L., Qian, Y., Jin, X. H., Yu, H. R., Du, L., ... & Chen, H. L. (2022). The significance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on suicide: An umbrella review.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17, 142-148.

13.Wu, Y., Su, B., Zhong, P.et al.The long-term changing patterns of suicide mortality in China from 1987 to 2020: continuing urban-rural disparity.BMC Public Health24, 1269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