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亞洲新興市場的涌現，吸引了帝亞吉歐、保樂力加這樣的酒水巨頭紛紛進軍印度等正在快速發展中的東亞市場，重新改寫亞洲市場的商業版圖。

總體來看，這些新興市場會為酒水品牌創收但實際增量有限，僅僅只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緩兵之舉”。

不管是從人口結構還是消費力度來看，中國仍是打開亞洲葡萄酒市場的“金鑰匙”，沒有哪個品牌敢輕易舍棄中國市場這塊“大蛋糕”。

面對巨大的經濟阻力，關于中國葡萄酒市場是否已經觸底的看法眾說紛紜，何時會出現拐點也很難定論。

國家統計局報告稱，中國的葡萄酒進口量比2012年的峰值下降了70%，與其他酒類產品相比，葡萄酒的利潤較低，因此一些經銷商不得不葡萄酒從產品組合中剔除。

對于中國市場的酒類消費而言，葡萄酒的市場份額僅占總銷售額的3%，相當于每人每年飲酒不足半升（每人每年飲酒總量約為5升）。

然而，在一些主要的酒水零售店，特別是在平均收入最高的一、二線城市，葡萄酒還是占據了很大的貨架空間，很多高檔餐廳的酒單上也能看到葡萄酒的排面很大。

很多普通消費者對白葡萄酒、自然酒以及有故事的葡萄酒越來越感興趣，這表明大眾的葡萄酒消費觀念日漸成熟。

國際葡萄酒與烈酒研究所IWSR最新數據顯示，全球酒精飲品整體市場（total beverage alcohol，簡稱TBA）銷量在經歷了2023年下降之后，預計今年僅有0.4%的小幅上漲，真正強勁的復蘇預計會在2025年出現。

根據IWSR預測，2023年至2028年間，TBA的產量和價值都將以1%的復合年增長率增長。到2028年，中國、美國和印度將成為主要的價值增長推動力，為全行業增加300億美元的市場增量。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自2018年以來，中國的葡萄酒進口量從4.52億升下降到2.49億升，而中國的葡萄酒產量在此期間也幾乎減少了一半。

究其原因，葡萄酒消費量的下滑，和經濟不景氣直接掛鉤。在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美國的高利率從亞洲地區吸走大量投資，導致股市和貨幣暴跌，很多消費者的錢包都被“套牢”了，消費水準一降再降。

相比之下，消費者在非必需品方面的支出遠遠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比如在北上廣的葡萄酒吧和餐廳，顧客對葡萄酒的熱情從未減退，但消費金額卻在大大減少。

此外，過去三年多來，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征收懲罰性關稅加劇了市場的惡化，缺少像奔富這樣的大品牌來刺激消費，直接拉低進口量和消費量。

與此同時，在快速增長的經濟推動下，印度、泰國和越南等這些國家的酒水消費量正在迅猛增長，成為不少酒業巨頭爭相開拓的新的棲息地。

盡管此消彼長，但單拎出來和中國市場巨大的消費量相比，這些新興市場還有很大差距。

縱觀整個亞洲的其他市場，并沒有超越中國的跡象。有1億人口的越南，人均酒類消費量超過9升（在亞洲排名首位），但其中91%是啤酒，只有0.8%是葡萄酒。

印度作為世界上人口大國，擁有3.6億中產階層（中國為4億），盡管國內生產總值在過去二十年中以每年8%的速度飛速增長，卻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

Statista數據顯示，2023年印度葡萄酒進口量為780萬升，而中國為2.49億升；2022年越南為2,300萬升，泰國為2,600萬升。由此可見，印度的葡萄酒市場增速快但是基數并不大。

再看鄰國日本也并不樂觀。二十多年前，日本有3,000多家清酒釀造廠，如今只剩下約1,100家。今年，日元對美元匯率一度跌至34年（1990年）以來的新低，人口自2018年以來減少了3.2%，并繼續以每小時96人的速度減少，國內生產總值減少了16%。

根據Statista的數據，到2023年，日本葡萄酒進口量達到了1.71億升，人均葡萄酒消費量增至中國的三倍。但是，面對經濟挑戰和老齡化日益嚴重，日本這種消費趨勢難以持續增長。

新加坡、韓國雖然經濟發達，但人口仍然較少，不足以撬動中國市場的地位，只是對優質葡萄酒的需求量大。

一些亞洲其他更冷門的地區就算加起來，也很難和中國市場一爭高下：

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主要信仰伊斯蘭教，因此消費者忌酒，政府對酒類的控制也很嚴格；

此外，印度尼西亞只有不到20家政府指定的進口商，傳統零售商只能兜售酒精含量不超過5%vol的酒類產品；

菲律賓的經濟規模相對較小，普通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有限；

因此，在全球市場實現全面復蘇之前，各大酒商在中國市場的維持原有的份額，且保持活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部分內容源自：thedrinkbusiness、IW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