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失語的漸凍癥患者重建交流能力，高位截癱的患者用意念玩上電腦游戲……這些曾經只能出現在科幻作品中的畫面，正通過腦機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技術在現實生活中上演。

腦機接口是一種直接在大腦與外部設備之間建立通信路徑的技術。它可以通過讀取大腦的神經信號，將其轉換為可被計算機或其他外部設備識別和處理的指令，從而實現大腦與外部設備之間的直接交互，也可以讓外部信號直接作用于神經系統。

浙商證券發布的研報指出，腦機接口市場潛力巨大，僅從醫療類市場看，麥肯錫預測腦機接口醫療應用市場規模有望在2030年達到400億美元，并于2040年達到1450億美元。另據量子位的測算，目前我國腦機接口設備的市場規模在十億級，約占全球市場總份額不足十分之一。到2040年，我國腦機接口行業綜合市場規模有望超過1200億元。

近年來，腦機接口技術作為前沿科技的代表，在醫療、人工智能等領域展現出巨大的潛力，同時也被視作國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質生產力的典型代表。

復旦大學神經調控與腦機接口研究中心主任、類腦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副院長王守巖將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分為四個方向，分別是“讀腦”（運動、言語、記憶與意識解碼）、“寫腦”（神經功能調控與重建）、“讀寫交互”（大腦編程）與“腦智融合”（類腦智能與數字生命）。

在今年3月由同寫意承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健康產業大會期間，王守巖在接受專訪時表示，中國在“讀腦”和“寫腦”技術上已與國際同步，但在“讀寫交互”和“腦智融合”上仍有差距。

在這場全球科技的競速賽中，政策紅利正加速中國腦機接口的產業化進程。尤其自2025年以來，國家和地方層面更是密集推出各項政策措施，以推動腦機接口產業發展。

2025年1月，北京、上海相繼發布產業培育方案；同年2月，國家藥監局要求對采用腦機接口技術的醫療器械行業標準立項，以推動腦機接口醫療器械規范化；3月中旬，國家醫保局發布《神經系統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立項指南（試行）》，并專門為腦機接口新技術價格單獨立項；3月31日，湖北省在全國率先出臺全國首個腦機接口醫療服務價格標準。

資本亦聞風而動，A股腦機接口板塊在今年迎來新一輪的上漲。同花順數據顯示，自今年以來，腦機接口板塊指數漲幅超過20%，包括漢威科技（300007.SZ）、榮泰健康（603579.SH）、優刻得（688158.SH）、巖山科技（002195.SZ）等在內的多只概念股年內漲幅均超過50%。

王守巖向指出，在腦機接口領域，中國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但同時也面臨原始創新不足、學科交叉融合不夠的挑戰。“真正的原始創新需要承受大量失敗的風險，才能迎來一次突破性的成功，但國內鼓勵創新、包容失敗的科研環境和轉化機制仍待提升。”

對于未來5到10年內全球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王守巖認為，歐美國家不像中國有這種跨越式發展的模式，尤其是美國在腦機接口領域的發展可能放緩，而中國得益于國家戰略支持、龐大的市場需求和豐富的技術儲備等優勢，或有望迎來彎道超車、快速發展的機遇。

復旦大學神經調控與腦機接口研究中心主任、類腦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副院長王守巖 圖源：受訪者提供

讓“讀懂大腦”成為可能

：根據腦信號采集時電極植入大腦的位置，腦機接口大致分為侵入式腦機接口跟非侵入式腦機接口，二者在適用人群上有哪些不同？目前已經在哪些治療領域實現了應用，實際效果如何？

王守巖：侵入式腦機接口主要針對藥物難治性的重癥患者，如晚期帕金森病、嚴重癲癇等， 開顱手術畢竟是有風險的，因此選擇侵入式腦機接口需要嚴格評估手術風險和收益比；非侵入式腦機接口適用于輕癥慢病患者，如早中期抑郁癥患者可以進行無創迷走神經刺激，這類技術具有安全性高、可重復治療等優勢。

目前，腦機接口技術在帕金森病和抑郁癥治療領域已形成較為成熟的應用體系。針對帕金森病的腦深部電刺激（DBS）治療，我國年植入量已超過1萬例；經顱磁刺激（TMS）用于抑郁癥治療，年治療量逾1000萬例次。

：您在演講中提到，腦機接口技術在難治性腦病當中有著廣泛的應用，但在過去數十年的探索當中，只有帕金森領域的治療效果最突出，原因是什么？

王守巖：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從病理機制來看，帕金森病的致病機理相對明確單一。它主要是由黑質多巴胺能神經元退行性病變引起的，這一疾病發生的根源比較單一，使得調控更為精準有效。相比之下，疼痛和抑郁癥等疾病的病理機制要復雜得多。以抑郁癥為例，它除了涉及神經方面的因素，還涉及心理、環境等問題，對于這類高級認知功能而言，它的應用難度也會增加。

第二，則是得益于長時間的研究積累。實際上，人類在神經調控治療帕金森領域已經進行了長達20年的研究，正是經過這樣漫長的科研積累，才有了今天這樣的應用效果，這是一個科學發展的過程。

第三，從技術應用層面來看，目前，“讀腦”技術仍處于臨床研究階段，但“寫腦”技術已在臨床廣泛應用。

：經顱磁刺激為什么在抑郁癥上有這么高頻次的應用？

王守巖：經顱磁刺激作為無創神經調控技術，其優勢在于能與藥物形成協同治療。雖然不能完全治愈抑郁癥，但臨床證實可以顯著改善癥狀。

從治療費用來看，腦深部電刺激單套系統約20萬元，采用可充電設計，每周充電一次，適用于需要長期治療的患者。除帕金森病外，還可用于多種神經系統疾病。經顱磁刺激則是按次收費，單次治療費用約200元，具有較高的性價比優勢。

：當前侵入式腦機接口植入手術的主要風險有哪些？隨著行業的發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降低這些風險？

王守巖：第一是手術風險，作為新的手術范式，侵入式腦機接口植入手術在電極、器械設備植入時對于位置精準度要求極高，若放置不好可能造成腦組織損傷；第二是設備的性能風險，作為創新設備，早期可能存在設備故障或失效的可能性，此外，長期使用的穩定性問題亦是挑戰；第三是治療效果風險，作為一種創新療法或器械，其失敗率會比較高，且長期療效需要持續觀察。

要降低這些風險，首先要嚴格準入管理，監管部門應限定具備資質的醫療機構開展手術，避免一哄而上。在國內，很多時候存在盲目跟風的現象，很多新的技術，本來很有價值，但因為很多醫院都去做，導致應用路徑被中斷。對于一些風險相對較高的創新技術，并不是每一家醫院都要去做。

第二，強化臨床前驗證，通過靈長類動物實驗等充分驗證設備的可靠性，降低來自創新設備本身的風險。

技術快速推進是一把“雙刃劍”

：您將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路線分為“讀腦、寫腦、讀寫交互、腦智融合”四個階段。在您看來，目前，國內外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分別處于哪個階段？

王守巖：實際上它不能稱為“階段”，而是“方向”，我雖然分為一二三四，其實是為了更好地看時間發展的先后。從這四個方向來看，每個方向都是交替發展的。

例如，在“讀腦”和“寫腦”這兩個方向上，國內已與國外已基本同步，但在“讀寫交互”技術上，雖然各有優勢，但發展相對國外仍稍慢一些，如美國醫療科技公司美敦力的閉環腦深部電刺激（DBS，又稱“腦起搏器”）已獲批上市，而中國的品馳醫療、景昱醫療等企業雖擁有類似產品，但仍處于研發階段，尚未進入臨床。

在“腦智融合”方向，國內相對國外則落后很多，如美國已經在研究腦機接口與AI（人工智能）融合的新范式，中國仍處于較早期探索階段。因此，我認為國內外在腦機接口技術不同方向的發展階段是不同的。

：與國際水平相比，國內的優勢和差距分別是什么？

王守巖：我國在腦機接口領域的發展具有三個顯著優勢：首先是國家戰略優勢。我國已經將腦機接口技術上升為國家戰略，可以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為技術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

其次是技術儲備和人才優勢，我們在腦機接口領域的研究基礎和科研人才儲備豐富。根據我們團隊統計的數據，自2022年起，我國在腦機接口領域的學術論文發表數量就已超越美國，位列全球第一。

第三是市場需求優勢。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患者群體，這意味著廣闊的應用場景和臨床需求，在這種需求牽引效應下，將加速國內腦機接口技術研發和轉化的進程。

當然，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存在的差距，一方面是原始創新能力有待提升。真正的原始創新需要承受大量失敗的風險，才能迎來一次突破性的成功，但國內目前鼓勵創新、包容失敗的科研環境和轉化機制仍待提升。

另一方面，學科交叉合作能力偏弱。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在跨學科協同創新方面還存在短板，這既受制于現有的科研管理體制，也與創新文化培育密切相關。

：當前國內腦機接口臨床轉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么？如何解決技術研發與臨床需求之間的脫節問題？

王守巖：這實際上反映了我國科技創新轉化中的普遍性問題。核心挑戰在于整個創新轉化鏈條中存在一段盲區，難以將科研成果與臨床結果連接。其中，基礎研究人員更關注學術發表而非臨床應用，而臨床醫生專注診療實踐。

在完整的創新鏈條中，前端的基礎研究和后端的商業化都相對完善，但中間的高風險轉化階段卻缺乏系統性支持。這個關鍵環節恰恰需要政府主導建立公益性的科技轉化平臺。

實際上，國際上成功的孵化體系往往源于政府的前期投入，以英美為例，其國家級孵化基地都是通過政府持續投入培育起來的。這些平臺在初期承擔了高風險、低回報的轉化工作，解決了基礎性的技術集成轉化難題后，商業資本才愿意介入。

：近年來，國家對于腦機接口領域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相關政策也密集出臺。您如何看待這些政策的推出，是否意味著腦機接口技術距離大范圍臨床應用日益接近？

王守巖：這些政策的推出實際上是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體現，也就是說，從國家層面推出政策去助力腦機接口技術盡快落地。

這些政策的密集推出，有利于加快腦機接口技術的轉化與落地，如降低臨床試驗成本，特別是針對新適應癥的研發投入；同時，明確收費機制也可以加快商業化進程，提升企業融資能力。

腦機接口技術的快速推進可以實現更大范圍的應用，但要注意的是，它也可能帶來很多監管的挑戰，這是一把雙刃劍，監管部門需要平衡創新發展與風險控制。

數據集建設面臨多重挑戰

：今年以來，以DeepSeek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持續受到關注，您如何看待大語言模型在腦機接口中的應用潛力？大模型能否幫助解決腦信號解碼中的復雜性問題？

王守巖：當然可以，美國腦機接口公司Synchron目前已經與英偉達達成合作，將血管內腦機接口與大語言模型相結合，形成了“BCI+AI”的新模式。

目前，大語言模型在腦機接口領域的作用主要是神經信號解碼和設備控制優化。在信號解碼方面，大語言模型有望從海量復雜的神經數據中精準提取有效信息，提升解碼效率和準確性。此外，隨著數據的積累，未來大語言模型甚至可能實現對更復雜的腦功能的解析，比如情緒、意圖等。

其次，在設備控制上，由于解碼精度提高，腦機接口設備的響應準確性和流暢度也會隨之增強。例如，原先控制機械臂可能需要大腦“想”多次才能響應一次，解碼精度提高后，可能只需“想”一次就能響應，控制的誤差減少，流暢度也會增加。

：您在過往接受采訪中曾提到最關注的是如何在小數據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投喂大語言模型的這些數據從哪來？大規模數據采集和數據集建設的難點在哪？

王守巖：目前，大部分是醫院在做腦機接口的數據集，一是患者資源主要集中在醫院，二是部分醫院承接了國家關于建立腦機接口專項數據庫的科研任務。此外，少數企業出于產品研發的需求，也在采集腦電數據。

腦機接口的數據集建設面臨多重挑戰，主要難點在于數量和質量控制。首先，數據集的價值與使用人數正相關，腦機接口技術在初期的使用者較少，投資回報率低，愿意投入其中的資本較少。

第二，成本高昂。做數據集，尤其是和醫療相關的高質量數據集，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在采集數據的過程中，投入的設備成本是一方面，此外還有被試成本、人力投入，比如我們做的腦影像數據，單人的采集成本平均近2萬元。除了要支付費用給被采集者，還要投入大量的人力進行數據的采集、審核、清洗、交叉驗證等等。

目前，國家方面已經在投入建設專門的腦機接口數據庫，包括上海市去年發布的專項中也提到建立腦機接口的專項數據庫。

：腦機接口技術涉及患者隱私和倫理問題，您認為在技術推廣過程中應如何平衡創新與倫理風險？

王守巖：這其實有一個認知誤區，我們不需要平衡它倆之間的關系，倫理和創新本質上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倫理審查是為了確保技術真正造福患者，創新在服務患者的層面則是以創造社會價值為前提，二者的目標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從倫理角度來說，在腦機接口技術的應用上，相比數據隱私，現階段更應該關注治療的有效性與安全性，以及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實質改善。

倫理規范和科技的創新是同行發展而不是互相制約的，二者可以構建一個協同發展的模式，完善的倫理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創新的保護。

：您怎么看未來5~10年全球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中外發展會出現哪些差異？

王守巖：全球腦機接口發展將呈現明顯的區域分化。其中，歐美國家不像中國有這種跨越式發展的模式，尤其是美國在腦機接口領域的發展可能放緩，而中國得益于國家戰略支持、龐大的市場需求和豐富的技術儲備等優勢，或有望迎來彎道超車、快速發展的機遇。

未來，國內無論是從基礎神經科學、材料學、技術還是臨床，都會進入到非常蓬勃發展的階段，因為發展腦機接口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從中央到地方都在集中資源推動這一領域的發展，北京、上海等地已展開布局。

腦機接口不僅代表一個新興產業，更代表了中國科技變革范式的發展。未來，我們一定能看到腦機接口相關技術和設備在我們的生活、醫療上有更廣泛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