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21日，英國倫敦市經濟與商業(yè)政策署前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2024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獲得者 羅思義（John Ross）與三大洲社會研究所顧問委員會主席 羅一（Roy Singham）、阿根廷經濟學家 吉塞拉·塞爾納達斯（Gisela Cernadas）在刊發(fā)系列文章的第二篇萬字長文，通過分析210個經濟體的數據，發(fā)現了誤解促消費對經濟的危害。閱讀量已10萬+，現刊發(fā)如下：

▲本文10月21日刊發(fā)在觀察者網

本系列第一篇文章，闡明了 關于中國和大型經濟體經濟政策及發(fā)展的一個決定性事實——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占比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正相關性。這一事實的實際經濟意義已經在中國、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G7，以及占世界GDP絕大多數的經濟體那里得到了證實，GDP增長率正是由這種正相關性決定的。

這種高相關性意味著，要實現更快速的經濟增長，大型經濟體就有必要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而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例如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這一事實證明世界不同經濟體組別存在不同增長模式：

（1）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高的中國和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如印度、孟加拉國、越南），經濟增長速度較快；

（2）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非），經濟增長速度較慢；

（3）所有G7成員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較慢，因為它們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都較低。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經濟模式對地緣政治形勢產生諸多重大影響。例如，全球南方占世界經濟比重不斷增加；增長緩慢的G7，其國內社會和政治氛圍日益緊張；“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等類似機制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01

超高相關性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

簡明扼要地總結一下前一篇文章所闡述的事實：

（1）占世界GDP67%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的正相關性，為0.95；

（2）占世界GDP77%的世界前20大經濟體（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除外），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的正相關性，為0.93。

（3）占世界GDP88%的世界前50大經濟體（少數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除外），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正相關性，為0.90。

這些關于經濟增長的事實顯而易見。但必須注意的是，GDP增長本身并不是經濟發(fā)展的目的，而只是達到目的一種手段。經濟發(fā)展的最終目的應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其目的還包括民族復興和追求獨立自主。

本文將分析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一個重要方面——消費。選擇這一主題，既因為消費是改善生活條件的決定性組成部分，也是因為圍繞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改善的拉動作用，在中國引發(fā)了大量的討論。出于這兩個原因，有必要就此展開系統(tǒng)性的論述。

應該指出的是，消費不僅包括居民消費，還包括政府為居民提供的醫(yī)療、教育、環(huán)境、社會服務和其他服務等消費。

1. 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超高相關性

作為分析的起點，圖1呈現的是世界前50大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GDP增長與總消費增長之間的相關性。可以看出，其相關性超高，達到0.94，R平方值為0.88。這意味著，如果GDP不能快速增長，那么大型經濟體消費就不能快速增長。

2.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高度相關，且經濟規(guī)模越大相關性越強

轉到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已經證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高度相關。圖1中的數據顯示，GDP增長與總消費增長之間同樣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

因此，綜合這兩個事實可以看出，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也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圖2中的數據充分印證了這一點。世界前50大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84。也就是說，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高，總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

實證數據還證明，經濟體規(guī)模越大，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正相關性就越強。

如圖3所示，世界前20大經濟體的這種相關性為0.91。

轉到超大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更高，為0.94（見圖4）。

總而言之，如果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例不高，大型經濟體的消費就不可能快速增長。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提升消費增速，而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降低消費增速。

3. 高消費率對經濟增長有著負面影響

在分析消費占GDP比重對消費增長的影響時應該記得，按照支出法GDP核算，消費和投資加起來約等于GDP總值。因此，投資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相反，由于消費占GDP比重（消費率）高意味著投資占GDP比重低。

因此從上述事實來看，消費占GDP比重越高，也就是消費率越高，GDP增長速度就越慢，社會總消費增長速度也就越慢。上文提到的“規(guī)模效應”這一事實印證了這一點，即經濟體規(guī)模越大，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就越強。

因此，如圖5所示，世界前50大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的消費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這種相關性較弱，僅為-0.26。

但經濟體規(guī)模越大，消費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就越強。因此，世界前20大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的消費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上升至中等顯著水平，為-0.69（見圖6）。

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消費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則上升至非常高的水平，為-0.85（見圖7）。

總之，在國際上，經濟規(guī)模越大，消費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之間的負相關性就越強。這對中國有著明顯的影響，因為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超大型經濟體組別的消費占GDP比重比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強烈的負相關性。這類大型經濟體的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

4. 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呈正相關性

分析中國國內數據就會發(fā)現，中國的表現完全符合世界趨勢。如圖8所示，首先呈現的是中國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這種正相關性超高，為0.95，R平方值也為超高的0.90。也就是說，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中國GDP比重越高，中國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

圖9顯示了，隨著時間的變化中國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對中國消費增長率之間正相關性產生的影響。根據這種較高的正相關性得出結論，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中國GDP比重下降，會伴隨著中國消費增速的下降。實證數據印證了這一點。

最新數據顯示，以能消除短期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從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前一年）到2021年，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中國GDP比重從23.6%降至17.2%，中國消費年均增速則從9.2%降至5.8%。

5. 中國的消費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

與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中國消費增長率之間高相關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消費占GDP比重與中國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負相關性，為-0.68（見圖10）。也就是說，消費率越高，中國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除以下數據外，更多詳情請見拙文。

6. 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持續(xù)提高，有利于實現提高生活水平和促消費的雙重目標

但是，上述事實帶來了一個關鍵的政策問題，特別是對于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的全球南方經濟體而言。這就是如何在短期內切實實現提高生活水平和促消費的雙重目標，包括為這些政策獲得政治支持，以及實現有益于提高生活水平和促消費的中長期經濟目標。

理解這一實際政策問題的必要性源于消費和投資加起來約等于GDP這一事實，提高投資占GDP比重必然意味著降低消費占比。從中長期來看，這不會對生活水平構成問題。

相反，就中長期而言，提高投資占GDP比重會帶動GDP增長得更快——這也會帶來更高的消費增速。因此，只要遵循合適的分配政策，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會更高。一旦建立這種機制，盡管消費占GDP比重正在下降，但投資占GDP比重上升，從而帶動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速度的上升，從而形成經濟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加速的“良性循環(huán)”。

如下文所示，事實上，這就是快速增長的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發(fā)展模式。

7. 持續(xù)穩(wěn)定的增長而非突然飆升：以4個增長最快的發(fā)展中經濟體為例

但是，在這一過程的早期階段所面臨的潛在問題是，消費占GDP比重下降可能會導致生活水平下降或增長非常緩慢。在一些幸運的國家，其他因素可能令經濟快速增長，并為投資增長創(chuàng)造初始資源，而不會對消費形成巨大擠壓（例如，在全球南方經濟體存在大宗商品價格飆升、軍費開支減少、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等情況）。

但這種有利的情況并不總是存在，而且無論在有利還是不利的情況下，投資占GDP比重的突然飆升通常都不可取，因為這可能會導致生活水平短期下降。這種下降本身是不可取的，可能會削弱對此類政策的政治支持。

一個明智的政府，其目標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是“以人為本”，把講政治放在首位。如果沒有足夠的管理資源來優(yōu)化管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的急劇飆升可能會導致效率低下。相反，基于這些考慮，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緩慢漸進地持續(xù)提高，進而累積起來大幅度的提高才是可取的。

對中國和增長最快的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實證分析，有力地印證了這一分析/理論觀點。如圖11所示，世界前50大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4個全球南方經濟體——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和越南——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都是持續(xù)提高，而非急劇提高。

由于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可以直接控制，因此首先呈現相關數據。可以看出，在這些快速增長的全球南方經濟體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投資占GDP比重是急劇提高的態(tài)勢。相反，實際情況是投資占GDP比重每年逐步提高，但長期持續(xù)性的提高。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會有很大的提高。

圖12同樣呈現的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數據，但在增長最快的4個大型發(fā)展中經濟體的基礎上，我們增加了增長最慢的4個全球南方大型經濟體——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可以看出，雖然增長最快的4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水平長期性地穩(wěn)步提高，但增長緩慢的全球南方經濟體并非如此。

8. 快速增長和緩慢增長的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趨勢

轉到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數據。如圖13所示，一方面，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和越南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長期性地穩(wěn)步提高；另一方面，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則并非如此。

到2019年，即新冠疫情爆發(fā)前上一個經濟周期的高峰期，全球南方經濟體快速增長的組別和緩慢增長的組別之間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水平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

（1）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和越南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高，分別為17.5%、17.8%、31.4%和16.9%。

（2）相比之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低，分別為4.6%、-4.6%、2.5%和1.5%。

與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的這些巨大差異相對應的是，鑒于大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相關性，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和越南的GDP年均增速分別處于8.0%、6.4%、6.4%和6.4%的高水平。相比之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南非的GDP年均增速分別僅為1.5%、1.6%、0.9%和1.6%。

從本系列第一篇文章的分析中可以明顯看出，不同的凈固定資本形成率對一國經濟增長率的影響。

02

上述事實對經濟理論和

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本系列兩篇文章的重點都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嚴謹地論述世界經濟發(fā)展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這已經足夠了。決定經濟政策實際經濟影響的是這些事實，而非理論分析。例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促進經濟增長和消費增長，無論有沒有給出何種理論分析依據。同樣，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從而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導致經濟增速和消費增速放緩。

但要使經濟政策保持內在連貫性和一致性，通常應以經濟理論分析為行動指南。因此，弄清哪些經濟理論與世界經濟增長的事實相一致或相矛盾，就非常重要。以本系列兩篇文章中的事實為例，在此將就三個基本的經濟理論框架進行分析。

（1）西方“庸俗”經濟學——此類經濟學沒有嚴謹一致的理論框架，存在許多矛盾和問題，但它頻頻出現在某些媒體上。

（2）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增長核算法——它有一個連貫的理論框架，經得起事實的檢驗。

（3）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它也有一個連貫的理論框架，經得起事實的檢驗。

下面將按順序對這些理論框架進行分析。

1. 西方“庸俗”經濟學混淆了供給側和需求側

上文對最大經濟體的實證分析反映的最明顯的事實之一是，消費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強烈的負相關性。也就是說，消費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越慢，消費增長速度也越慢。這些事實戳穿了西方“庸俗”經濟學中最常見的錯誤之一，即未能弄清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的區(qū)別，以及投資和消費在這方面的作用。

投資和消費在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的實際區(qū)別顯而易見。投資既是需求側的一部分，也是供給側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購買的機器、工廠等（需求側），也用于生產（供應側）。

相比之下，從定義上講，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如果任何東西是生產投入，那就不是消費。因此，雖然消費是經濟需求側（購買的消費品和服務）的一部分，但消費不是經濟供給側（消費不是生產投入）的一部分。

消費不屬于供給側的事實，得到了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明確認同。但在西方“庸俗”經濟學中，這一事實被“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66%”等說法所混淆和掩蓋，這些說法暗示消費是生產投入。這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與事實明顯相悖。

▲目前我國投資和消費增長均處于低位 國家統(tǒng)計局

如果消費是生產投入，那么用消費代替投資，即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和降低投資占比，不會帶來GDP增長率的變化；或者如果消費是比投資效率低的生產投入，那么提高消費率，經濟增速下降的幅度應該相對較小。

但如上文所述，與此直接矛盾的是，在大型經濟體中，特別是在超大經濟體中，消費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強烈的負相關性。這必然是由于消費占GDP比重的提高，相應地出現了投資占比的下降，這意味著經濟供給側（產出）投入的降低，進而導致經濟增速下降。

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消費貢獻了GDP增長的66%”這樣的錯誤說法是極易引起混淆，也極具誤導性。準確的說法應為“66%的GDP用于消費”——它表明，這66%的GDP是消費，因此不是生產投入。它還清楚地表明，消費是經濟需求側的一部分，但不是經濟供給側的一部分。

由于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消費對生產增長和GDP增長的貢獻必然始終為零。

2. 消費占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西方庸俗經濟學的第二個錯誤之處是“有必要提振消費”之類的說法，但沒有具體說明這意味著提高消費占GDP比重還是提高消費增長率。這種不明確的說法極具誤導性，因為如上文所示的事實證明，這兩項措施相背而行。也就是說，消費占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速會下滑，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

因此，西方庸俗經濟學與經濟發(fā)展事實完全矛盾，那些分析對經濟發(fā)展不僅毫無幫助，相反極具誤導性和危害性。因此，為避免引起混淆，一項重要任務是將西方庸俗經濟學從經濟政策制定的討論中剔除。

3. 嚴謹的“西方”經濟學

相比之下，嚴謹的西方計量經濟學不會像西方庸俗經濟學一樣，混淆經濟的供給側和需求側。

在嚴謹的西方經濟學中，消費顯然不是生產投入。“西方經濟學”中最為廣泛、最為系統(tǒng)、最為精確量化的嚴謹理論，源自索洛創(chuàng)建的“增長核算法”，因此本文將主要關注這些理論（盡管也有其他理論，例如源自華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投入產出分析）——有關這方面的系統(tǒng)性研究，請見拙文。

索洛的增長核算公式將生產投入分為三種：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TFP）——最后一種是指經濟增長中不能夠被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所解釋的部分。但是，索洛最初的公式存在一些缺陷，后來的研究人員對其進行了改進。經過這些修正后，增長核算法成為分析經濟增長的一整套統(tǒng)計方法。因此，本系列研究所采用的數據是按照增長核算法計算。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后續(xù)研究者改進后的公式中使用到的指標，都使西方增長核算范疇更接近馬克思主義——詳情請見拙文。

鑒于增長核算法將資本，而非消費視為生產投入，因此它清楚地預測了上文所分析的實證結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投入增加將提高GDP增速。

但是，如下文所示，嚴謹西方經濟學的增長核算法存在一些容易混淆和錯誤的地方，使其不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么具有一致性，在預測事實方面也不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源于西方經濟學將“資本”和“勞動”概念化為根本不同的東西，而事實上資本是前一個生產周期中勞動的產物。馬克思清楚地理解了后一個事實——因此，馬克思證明了固定資本形成是隨時間推移的勞動社會化。

對這一點缺乏認識會導致犯前期增長核算法所犯的錯誤，比如沒有預測到投資在經濟中的作用隨經濟發(fā)展會越來越大的事實，而經濟發(fā)展源自馬克思經濟學所分析“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結果。與馬克思相比，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增長核算法的其他弱點將在檢驗馬克思的分析時指出。

4. 馬克思對固定投資的分析

與西方增長核算法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將勞動和資本視為生產投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別稱之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馬克思指出，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如西方增長核算法一樣，他也預測，資本投入增加將提高GDP增速，如上文所述的一樣。

因此，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嚴謹的西方增長核算法，均認同投資在經濟發(fā)展中的核心作用。但是，這兩種理論框架和結構是不同的，馬克思的分析更為全面。特別是，馬克思認為資本是以前生產周期中勞動的產物，這與他所作的“經濟發(fā)展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程度不斷提高的產物”的分析相一致（他在早期著作中使用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這一術語，而非“勞動社會化”，但兩者的含義基本相同）。

因此，馬克思關于經濟發(fā)展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程度不斷提高的產物的分析，衍生了一系列經得起事實檢驗的結論，而且這些結論得到了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的印證。

也許，對于所有這些不同的勞動社會化過程的綜合運用，就是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原因。

5. 馬克思對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綜合分析

因此，馬克思對投資作用的分析只是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一個方面，盡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馬克思的框架與一些西方經濟模型明顯矛盾，這些模型也強調投資的作用，但不將投資視為勞動社會化整體過程的一部分。

例如，曾經頗具影響力的“進口替代”戰(zhàn)略主張在關稅壁壘的背后構建高水平的投資模式。但這樣的主張也導致高筑關稅壁壘的國家在國際分工/勞動社會化中的參與度較低。當時也贊同這一主張的凱恩斯指出：“因此，我認同那些將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糾葛最小化而非最大化的人。”但是，馬克思的分析并沒有預測這些戰(zhàn)略會取得成功，因為這樣的主張降低了各國在國際分工/勞動社會化中的參與度。

6. 中國的經濟表現印證了馬克思所作的“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分析

馬克思認為，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是推動經濟發(fā)展的驅動力，這一分析得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完全經得起事實檢驗的結論——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對經濟發(fā)展有著積極影響：

（1）首先是在單一生產周期內細化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即令生產單位之間的分工日趨專業(yè)化，從而提高這些生產單位的生產效率。西方經濟學稱這種形式的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為“中間產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稱之為“流通資本”，即本身不是成品但卻是其他經濟部門的生產投入（例如，方向盤作為汽車零部件是汽車行業(yè)的一種投入）。

現代統(tǒng)計研究表明，中間產品/流通資本增長是拉動經濟整體增長的最重要因素，詳情見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

除了不同生產單位的生產日趨專業(yè)化之外，這種勞動社會化必然需要體現基礎設施發(fā)展的高水平的運輸、通信等，而這是連接這些專業(yè)生產單位所必需的。因此，這種基礎設施使得在國內大范圍細化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成為可能。

就中國國內而言，這一過程的結果正如中國領導人所言：“各地區(qū)要找準自己在國內大循環(huán)和國內國際雙循環(huán)中的位置和比較優(yōu)勢，把構建新發(fā)展格局同實施區(qū)域重大戰(zhàn)略、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戰(zhàn)略、主體功能區(qū)戰(zhàn)略、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等有機銜接起來，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內循環(huán)”的名義搞地區(qū)封鎖。”

這一政策吻合馬克思的預測——在單個生產周期內細化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并通過基礎設施和其他方式為此創(chuàng)造條件，將促進經濟發(fā)展。

（2）固定資產投資，即隨著時間推移的勞動社會化，在當前生產周期中使用以前生產周期的產品。上文已詳盡分析了投資對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因此在此不再重述。如前文所述，經濟事實明確有力地印證了馬克思的預測，即增加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將促進經濟發(fā)展/增長。

（3）擴大國際貿易和投資——這一過程通常被稱為“全球化”。原則上，國際勞動社會化與國內勞動社會化沒有區(qū)別。但前者的規(guī)模更大，因為世界經濟是最大的經濟單位，而且由于獨立國家的存在，它也有其特殊性。

與馬克思所作的“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是推動經濟發(fā)展的驅動力”的分析相一致的是，馬克思是保護主義的戰(zhàn)略反對者，但他并不反對在有限的時間內戰(zhàn)術性地利用保護主義。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內，這種保護主義戰(zhàn)略目標不是永久性地將勞動社會化降到國內范圍，而是能夠戰(zhàn)略性地創(chuàng)造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的機會，關于馬克思對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的系統(tǒng)性總結分析，請參閱恩格斯的文章論自由貿易問題。

當然，中國一再強調“開放”一詞清楚地表明面向世界經濟，而非正在轉向封閉的決心。許多研究印證了馬克思的預測，即加強國際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將促進經濟增長/發(fā)展。

（4）研發(fā)——這是將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的勞動社會化。正如本系列前一篇文章所述，中國已采取最有力的措施來提高研發(fā)占GDP比重。許多研究證實，以增加研發(fā)支出的形式加強生產社會化將促進經濟增長/發(fā)展。

（5）提高勞動力技能/教育水平，即以系統(tǒng)性地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等形式實現勞動社會化。因此，中國大大提高了勞動力技能和教育水平。眾多研究再次證實，提高勞動力教育/技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發(fā)展。

（6）社會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共同發(fā)展，這符合中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

順便說一句，20世紀最重要的西方經濟理論家凱恩斯，雖然支持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但他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現代經濟中，需要‘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

中國同時發(fā)展了所有這些形式的勞動社會化，幫助中國成為人類歷史上經濟增速最快、且持續(xù)時間最長的主要經濟體，這一事實顯然有力地印證了馬克思的分析。

7. 越能綜合運用勞動社會化的多種形式，經濟越成功

中國能夠利用馬克思關于勞動社會化分析的所有這些方面，是因為它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時綜合利用所有這些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是不可能的。不過，非社會主義國家也能夠通過利用這些勞動社會化過程的某些方面，來實現GDP加速增長，即便它沒有達到社會主義中國的水平。

例如，在全球南方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所謂的“亞洲增長模式”，特別是以高水平的投資和促進國際貿易的形式實現了勞動社會化——在某些情況下還實現了高水平的基礎設施支出、高水平的勞動力教育/技能和高水平的研發(fā)。

但是，這也存在著一種危險，即不以綜合的方式同時利用所有這些生產社會化方法，可能會帶來負面結果——例如，在沒有高水平投資的情況下對國際貿易的高度開放，可能會導致國內生產者被外部競爭壓垮，以及封閉型經濟體的高水平固定投資效率低下等。

馬克思分析的所有這些勞動社會化形式的運用越平衡和綜合，結果就越成功，社會主義中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03

結 語

總之，正如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一樣，本文也遵循了“實事求是”的原則。首先，闡述了投資、消費與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但是，正如上文所述，這些事實在理論之間根本不是中立的，特別是：

（1）經濟事實與西方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完全相悖，即 西方庸俗經濟學只是引起混淆//錯誤的根源，對經濟政策的分析或發(fā)展沒有任何貢獻。

（2） 源于增長核算法的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確實準確地預測了投資、消費和經濟發(fā)展之間存在上述事實關系。因此，嚴謹的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和實證研究值得認真研究。但它的弱點在于它的若干理論存在錯誤，以及它對經濟發(fā)展的綜合分析不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3）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準確地預測了投資、消費和經濟發(fā)展之間存在上述事實關系。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經濟發(fā)展的分析比嚴謹的西方經濟學更具全面性和系統(tǒng)性。因此，這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方法，習近平的說法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

一如既往，實踐高于理論——理論/分析必須與事實相一致，而不是相反。經濟增長的事實顯而易見。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型經濟體中，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提升經濟增速和消費/生活水平增速。相比之下，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例如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導致經濟增速和消費/生活水平增速放緩。

無論宣揚何種理論/分析，沒有政策能擺脫這些事實所帶來的實際經濟影響。

附錄

注釋

如果將世界上大多數在這方面與較大經濟體的增長模式相同的小型經濟體包括在內，那么這93個經濟體合計占世界GDP的90.4%，其相關性仍然保持在0.90的超高水平。如果使用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之間0.80的高度相關性標準，那么占世界經濟的91.5%的117個經濟體，就包括在這一組別中。

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就以石油/天然氣出口為主的經濟體與其他經濟體的不同增長模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見索洛1957年8月所著的技術變化與總量生產函數，載于同年出版的經濟學與統(tǒng)計學評論第3期第312-320頁。

特別是：

（1）它不包括用作其他商品或服務生產投入的中間產品、商品和服務的作用——實證分析表明，這些是生產中增長最快的部分。例如，后來者通過對中間產品和戴爾?喬根森等人開發(fā)的KLEMS核算體系（資本、勞動力、能源、原材料和服務）的具體研究，已糾正了這一錯誤。

（2）索洛僅通過勞動數量（勞動工時）來測算勞動力，而沒有考慮勞動力不同的教育、培訓、經驗等程度（勞動質量）。例如，這意味著1953年的一個文盲水平的韓國農民一小時的勞動質量與2024年的一個擁有工程學博士學位的韓國工程師一小時的勞動質量是相同的——由丹尼森牽頭的一系列研究糾正了這一顯而易見的錯誤（愛德華·富爾頓·丹尼森. 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紐約:經濟發(fā)展委員會,1962.）

（3）索洛用資本存量衡量資本投入的方法沒有考慮到資產具有不同折舊期的事實（就橋梁而言，折舊期可能是幾十年;就某些計算機芯片而言，可能是幾個月）。要糾正這一錯誤，應根據資本服務衡量固定資產在每個生產周期對產出的貢獻價值（經合組織. 衡量資本：經合組織手冊.巴黎:經合組織.2009.）

凱恩斯. 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文集第21卷（第236頁）.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13.

關于馬克思對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的總結分析，請見恩格斯1888年所著的論自由貿易問題：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8/free-trade/

凱恩斯.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倫敦：麥克米倫出版社.198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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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并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4個中心(生態(tài)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在金融發(fā)展、全球治理、大國關系、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