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聽力會隨著年歲增長而不可逆地衰減，尤其是在高頻部分。這是一個生理學理論，也是音響行業里一個鮮被擺上臺面討論的難題。

現實生活中，人們默認的“好音響”有一套客觀標準：低音要夠猛，高音要夠亮——一開聲就要把人抓住。

“但這種聲音更像‘重口味’。剛開始很上頭，卻越聽越疲憊；你會覺得熱鬧，卻分不清旋律里的層次；你會很興奮，卻難以靜下來。”尚海濱解釋，就像在演出現場，如果你站在舞臺音箱旁，起初會覺得震撼，音壓把胸口都推著震。但過一會兒，會覺得耳朵發脹、注意力渙散。

“那不是音樂本身的問題，而是音量與能量過載帶來的聽覺疲勞。”尚海濱更在意的，是另一種標準：讓你愿意一直開著、一直聽下去的聲音，不靠夸張的低頻和刺眼的高頻取悅，讓音樂回到它本來的質感。

他在2022年創立“WhatPlus問加”品牌，賣復古CD機和黑膠唱片機，要為人們找到最適合他們的聲音。

這份堅持也招來過不少質疑，但也正是憑借這種堅持，“問加”最終贏得了用戶的喜愛。

在“悅己經濟”的浪潮下，消費市場的風向正在改變。年輕用戶不再只看參數表上的勝負，更在意情緒價值與日常陪伴。他做的復古CD機如今年銷20多萬臺，品牌連續三年位居復古CD機細分品類前列。

從井下到案前

尚海濱是山東濟寧人，大學專業是煤礦定向的安全工程。畢業后，他真的下了三個月的礦井。井下的“操作面非常矮，只有一米左右高，我親眼看到很多工人彎著腰在里面拉煤。那種場景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沖擊力很大，很恐懼”。

井下的黑暗與壓抑與他大三時就開始的淘寶代購生意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他發現“魔聲”“Beats”耳機在美國賣得很便宜，便做起了代購，一個月能賺一兩萬元。

一邊是井下惡劣的環境，一邊是收入不錯的線上生意，選擇不言而喻。就這樣，尚海濱辭去了礦工工作，一邊做代購，一邊和國際音響品牌合作，成為一名經銷商，“Bowers & Wilkins”“B&O”這些殿堂級品牌的名字曾是他日常工作的關鍵詞。

隨著對音響設備、聲音有了更深刻、更專業的理解，他將這門生意經營得風生水起，年銷售額多時達三四千萬元。

但幾年前，隨著整個音響市場從“供不應求”滑向“供過于求”，他的生意由盛轉衰，年銷售額跌至一千萬元。

逼仄的現實逼著他尋找新出路。

彼時，國內的復古音響市場并非一片空白，但牌桌上的玩家大多是另一代人，“我見過的大多是40多歲以上的老板”。對于“90后”尚海濱以及平均年齡20多歲的團隊來說，在這個普遍由“老炮兒”主導的行業里，他們顯得格格不入，“我們喜歡聽的歌跟那些老板們不一樣，在產品思維上也有很大不同，我們更貼近年輕用戶。”

除了對好聲音的理解上的差異，又因為考慮到復古音響是小眾賽道，競爭相對沒那么激烈，尚海濱決定試試，于是推出了復古音響品牌“問加”。

克制與聚焦

“問加”的第一款產品是復古CD機，尚海濱回憶，這款產品從想法到畫出初版外觀設計只用了幾天時間，等待靈感花了1個月時間。之后是3D打樣，然后是反復的修改與折騰，從一個腦海中的概念，到成為能上架銷售的實體產品，整個過程花了三個多月。

產品上架后，團隊自我感覺良好，“可一開始根本沒有銷量”。在冰冷的銷售數據面前，他們迷茫不已。好在后來隨著時間推移，零星的訂單開始出現，用戶對產品無一例外的都給予了肯定，“這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第一年，他們設計了5到10款產品原型,它們并未全部走向市場，許多在內部評審階段就被擱置了。

“我們的主要用戶是年輕女性群體，同時也有很多產品是專門為男性開發的。”他發現不同年齡段的男性在審美和需求上差異巨大。“像我這樣的“90后”用戶，可能更喜歡木頭、鋁合金這類材質，偏愛方正的設計感。”

而更資深的發燒友，則偏愛更傳統、更厚重的風格，在年輕人眼里甚至顯得有些“老派”。

不同年齡層對音樂內容的偏好也不同。尚海濱會聽王聞的《讓一切隨風》或者孫露的歌，用以測試音箱的低音炮效果。“但這些歌曲在‘00后’年輕人聽來可能‘乏味’，與他們追捧的男團、韓團不一樣，因此對音響設備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

除了外觀，還有感官上的差異。“隨著年齡增長，人的聽力會逐年下降，對高頻信號的感知能力會減弱。”他解釋：“你可以把這些高頻信號理解為吉他、鋼琴等樂器的聲音。年長的人對這類聲音的感受力下降了，你需要把鋼琴聲調得更響一些作為補償。”

但一個簡單的補償動作卻制造了新的矛盾。“比如正常是20分貝，給年長的人聽可能要調到25分貝。但這樣的設定，年輕人聽了就會覺得聲音太尖、太刺耳，無法接受。”

一個產品很難同時滿足兩代人的耳朵。技術路徑短期內走不通，他做出了商業取舍：暫時放下更傳統的資深人群，把資源集中在自己最了解、也最擅長服務的年輕用戶上。

“特立獨行”登上第一

聚焦年輕用戶，讓尚海濱和團隊找到了引爆市場的鑰匙。

他們分析，復古CD機的核心應用場景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年輕用戶喜歡追星，在數字音樂時代，他們依然會購買偶像發行的實體專輯，里面的CD碟片需要一臺機器來播放；第二是送禮。情侶之間，太貴的禮物有壓力，太便宜的又失了心意。而一張刻錄著對方喜歡歌曲、開頭配上幾句心里話的CD，再加上一臺可以DIY的機器，儀式感會瞬間拉滿。

考慮到這樣的使用場景，第一年，他們在一款型號C300復古CD機的蓋子內側，安裝了一個磁吸裝置，這樣蓋子可以掀開。這個設計等于將一臺播放設備變成了一個可以DIY創作的情感載體，用戶可以像貼冰箱貼一樣，把他們喜歡的明星偶像、情侶合照用磁鐵吸附在上面。

這款產品上市后，社交媒體上涌現出大量用戶的分享，銷量快速上漲。那些情侶合照、偶像照片與機器搭配出的氛圍感照片，構成了生動的“買家秀”，尚海濱說，“非常漂亮，充滿了青春的價值感。”

一年下來，這款單價300元左右的CD機賣出了20萬臺，品牌直接沖到了復古CD唱片機行業第一。

隨后，尚海濱和團隊又拓展了黑膠唱片機產品。

品牌的用戶是18到30歲的年輕人，他們對所謂的重低音以及過亮到發刺的高音并沒有那么強烈的追求。“他們更在乎人聲的感覺，希望聲音清晰、舒服、放松，不要那么吵，也不要那么燥。”

他解釋：“低音雖然能在短時間內讓你感覺很爽，但長時間會讓你覺得吵和燥。高頻也是一個道理，一開始聽覺得聲音好亮，但聽多了之后，它太尖銳，不停地刺激你的大腦，多巴胺不可能一直在那分泌。”

他決定犧牲掉用戶剛打開音箱那一瞬間的“音質真好”的驚艷感，換來長時間的、可持續的聆聽體驗。“我們希望設備一直在那工作，為用戶提供一個舒服、放松的音樂環境，不吵不鬧，人聲清晰。”

為了做出滿意的好聲音，他們進行了漫長的研發。人耳可聽的頻率范圍通常被概括為20Hz-20kHz，但聽歌的耐聽與清晰感往往更取決于中頻（尤其2-4kHz）一帶。消費者聽到的差異，很多時候不在“更響”，而在“更順”。

為此，團隊在DSP（數字信號處理器）的調校上投入了大量時間：僅一個基礎版算法的打磨就花了半年，而當產品尺寸或喇叭參數變化時，算法還需要重新適配。

這款帶一對喇叭的黑膠唱片機X3上市后，行業內一度出現偏負面的聲音，有人直言“不夠好聽”。但在用戶端，好評反饋不斷，品牌也因此沖上黑膠唱片機品類頭部。

放慢腳步，做能看見的音樂

品牌銷量上漲的同時也帶來了制造端的挑戰。“問加”沒有自己的工廠，產品依賴深圳、中山、珠海的ODM工廠代工。尚海濱和所有品牌方一樣，最初陷入了與工廠的博弈之中。

“工廠需要的是確定性的訂單，通過壓縮成本來賺取利潤；而品牌最難的，是把每一處細節都守到最后。”他舉例：假設品牌指定使用一款10元的電池，突然有供應商告訴工廠“9元也能做”，如果測試后看不出明顯差異，替換就很可能發生。“你想想，一年20萬臺，一臺省1元，就是20萬元——銷量規模越大，產品細節越會被放大。”

為了守住產品的質量，他們采取了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駐廠。工廠只要生產自己的產品，他們就派人去現場跟單。“我們的人會在流水線的最后一步進行抽測，有事沒事就去產線巡查。現在，‘問加’產品的核心零部件已經做到99%的品牌客供或指定供應商，確保品質的一致性。”

守住產品質量還得學會慢下來。第一年，他們只推出了3款CD機。去年，品牌只上新了兩款CD機新品，其中一款是在爆款C300基礎上升級的C300 Pro，加入了自研APP，并補上了用戶呼聲很高的“單曲循環”功能；在聲音上，團隊做了微調，將原來的木質腔體換成塑膠類腔體，希望聲音“更干凈、更嘹亮一些”。

“我們不希望給用戶提供太多的選擇。”尚海濱解釋這種“克制”是想告訴用戶，“在300元或500元這個價位，我已經為你選擇了一款最好的產品，你買它就行了。”

在他看來，無論是黑膠唱片機還是CD機，它們在今天最大的意義已經超越了音質本身。手機音樂雖然便捷，但選擇太多反而讓人難以沉靜。而黑膠和CD因為切歌、快進并不方便，在某種程度上“強制”用戶停留下來，“反而能讓人靜下心來，真正體會到音樂的樂趣。”

并且，“黑膠唱片能把聲音這種虛擬的東西變得可視化。當你看著唱片在唱盤上旋轉，看著唱針與紋路摩擦的那一刻，你會感覺到音樂被具象化了，變得看得見、摸得著。”這些看似“落伍”的載體，恰恰因為其物理形態，提供了手機無法給予的情緒價值。

慢產品哲學下，尚海濱的生意反而越做越大。品牌在全國有7個倉庫，實現90%以上用戶次日達。今年“雙11”期間，品牌銷售額同比增長了1.5倍，2025年全渠道銷售額預計超過一億元。

回顧創業路，尚海濱希望和他的“問加”在高速運轉、信息過載的時代，能為人們提供一個可以暫時停靠的角落，讓音樂不僅被聽見，更能被看見、被觸摸，成為一種可以安放情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