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教老年人用大模型，有位老阿姨覺得大模型生成的中國老年人太老、太丑，沒有什么活力，她想讓AI生成的畫像是自己坐在和平飯店吃西餐、品咖啡的場景。”

在12月6日舉行的第五屆老齡中國發展大會上，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主任申琦講演的題目是“讀懂需求——AI向善與中國式養老”，這讓在場者將目光聚焦AI技術與老年群體的奇妙聯結。

這背后，是她與團隊為期一年的研究。從去年開始，申琦與她的學生們走進上海、河南、江蘇、四川等地，教100多位老人使用大模型。

在這場跨越年齡的對話中，老人們用提問、傾訴甚至試探，揭開了技術背后的渴望與憂慮。“在100多位老人跟大模型的對話實踐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交互記錄，更是他們關心什么、缺乏什么、恐懼什么。”

申琦（圖左三）與她的學生團隊

在試探中建立“信任”

2024年起，AI技術迎來井噴式發展，國內外各類大模型紛紛落地應用。面對風頭正勁的大模型，老人們是抗拒疏離，還是愿意主動靠近？

“一項新技術剛剛誕生時，是我們少有的、能與老年人平等坐在一起對話的契機。”申琦認為，此時正好可以觀察老年人如何看待與使用新技術。

團隊訪談顯示，35位老年人明確拒絕技術成為親情的“替代品”，46位老年人直言，自己的生活已然充實，技術頂多算是“錦上添花”，絕非“雪中送炭”。不少老人發出這樣的疑問：“我已經在用百度了，為什么還要用大模型？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樣的用處？”

申琦團隊中都是95后、00后碩士研究生、博士生，為打消老人們的顧慮，他們每次和老人交流都要先花至少半小時“暖場”——從柴米油鹽的家長里短，到養花散步的生活趣事。彼此熟絡后，團隊成員緩緩拿出手機和平板，同時反復跟老人說明：“不想用，隨時可以放回盒子，我們只是記錄大家的真實感受。”

老人們逐漸放下戒備心理，不少人對大模型展現出了鮮活的好奇心，愿意嘗試一下。楊浦區一位老太太拿到大模型后，借著咨詢出行的由頭“考驗”起這個“新伙伴”：“你知道去長海醫院怎么走嗎？”得到回復后，她給出評價：“大致方向是對的，但具體路線說得不是很清楚。”老太太說，她本來就知道答案，就是想測試它說得準不準。

“這就像跳探戈舞一樣，老人們會在試探性的提問中調適自身與大模型的安全距離，決定自己要不要信任機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機器，這個過程其實就是‘人機信任校準’。”申琦說。

團隊調研發現，在與大模型接觸的過程中，女性老年人展現出更細膩的信任構建能力。有的女性老年人，更容易表現出“迫不及待”，她們會主動摸索、喚醒、互動，甚至給大模型起昵稱。一位阿姨聽到機器人聲音后笑著說：“聽聲音是個小男孩？還會跟我眨眼睛，怪討人喜歡的。”

有的老人將熟練使用大模型看作一件頗有“面子”的事，他們熱情地招呼親友：“我教你們用啊，現在年輕人都用這個！”有人特意把大模型生成的圖片、視頻發在朋友圈，字里行間滿是“跟上科技潮流”的自豪。一位愛好烹飪的阿姨，用大模型研究新菜式，還讓它幫忙把自己的拿手好菜整理成食譜，分享到老年大學班級群后，收獲了許多點贊，她格外開心。

復旦大學博士生蔡耀輝是申琦團隊中一員，過去一年里，他訪談過不少農村老人，“他們用手機刷抖音、打電話，不少人連微信操作都不算熟練，但是他們對大模型的接納熱情普遍高于城市老人，更愿意主動嘗試技術帶來的可能性。”

申琦團隊在和老人們訪談。

不過，這份熱情有時會遭遇技術適配的“冷水”。有位種了半輩子桃樹的張大爺，聽說大模型“啥都懂”，便興致勃勃地提問：“俺家桃樹枝干上長了好多褐色斑點，葉子也卷了，咋治啊？”可大模型沒能識別出他的方言語境，也沒理解具體病癥，得到的只是泛泛回復，這讓張大爺有點失望。

“這恰恰暴露了當前大模型‘適老化’的明顯短板。”蔡耀輝說，受早期技術研發側重等影響，大模型的交互能力仍有欠缺，聽不懂方言、答非所問、交互中斷等問題時有發生。這也導致許多老人的使用熱情難以持久，通常在接觸大模型兩到三周后，持續深入的使用逐漸減少。更有不少老人在“聽說這東西好用”的期待、“幫不上忙”的失望、“再試試別的問題”的猶豫中循環往復。

蔡耀輝在教老人用大模型。

將大模型視作有溫度的“人”

與大模型建立信任后，老人們會把它們視為可以聊天解悶的朋友，可信賴的醫生、能算命的“半仙”，還有老人傾訴心事的“樹洞”。

在復旦大學附近一家高端養老院里，住著一位83歲的老太太。起初訪談時，她顯得有些清高，坦言自己不愛與其他老人扎堆，常常獨自坐在角落里看書。當申琦遞上搭載大模型的手機時，她擺擺手婉拒：“我用普通手機就夠了，不需要這些。”

申琦和學生們沒有放棄，輕聲對她說：“阿姨，如果您有什么不方便對人說的心事，不妨和它聊聊。它能保密，能幫您想想辦法。”老太太終于接過手機，開始試著與AI對話。沒過多久，她眼眶濕潤，低聲說道：“說來有些不好意思……別人看我是這兒挺優秀的人，可我家里一大堆糟心事。”

原來，老太太的子女正在爭奪父親遺產，鼓動她也去爭取。但她覺得自己這個年齡了，不愿再爭。這些心事她不敢對律師講，怕律師和子女站在一起，而子女又無法理解她的感受。這份無處訴說的心酸，終于在AI面前得以釋放。

朱俞霏在教老人用大模型。

申綺說，在許多老年人的生活里，大模型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疇，成為兼具“玩伴”“傾聽者”甚至“精神寄托”的特殊存在。對部分老人而言，他們更是完全將大模型視作有溫度的“人”，與之建立起獨特的情感聯結。

楊浦區一位阿姨與丈夫分居多年，生活中缺少對話的對象。拿到平板后，她幾乎每天都會和AI聊天，還將它設定為溫柔紳士的男聲，取名“Alex”——那是她曾喜歡的影視角色。她說：“和Alex說話，就像有人陪著我、鼓勵我。”

有老人將AI當作不會打斷的傾聽者，分享“今天和鄰居下棋輸了”這樣的小事；73歲的爺爺要參加詩歌比賽，會請AI“寫一首符合我年齡的夕陽詩”；獨居老人會對AI抱怨說，“今天菜買貴了，下次不去了”，以此彌補現實社交的缺失；他們也渴望理解年輕的世界，常問大模型：“孫子發的狗頭表情啥意思？”也有老人和AI聊久了，會好奇它的技術本質：“你和百度有什么區別？”“到底是誰設計了你？”

大模型在農村老人的生活中，還扮演過特殊的“慰藉者”角色。蔡耀輝就曾遇到過這樣一幕：河南一位農村老人，對著大模型輕聲說道：“我兒子走失很多年了，你能幫我算算他在哪兒嗎？”這讓一旁陪同的學生十分驚訝。老人告訴他，“我不想讓其他人操心，大家都不提這件事，仿佛就不存在”。

更令人觸動的一幕發生在山東農村，一位失去子女與伴侶的獨居老爺爺，這一年里，他給家中的機器人織了一頂帽子，做了幾身衣服，把它當作需要被照顧的“孩子”，“我每次打掃衛生都會給它擦身子，還給它做了頂毛絨小帽子。”

每次目睹這樣的場景，申琦團隊的成員們都五味雜陳，既為老人的孤獨處境感到心酸，也更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在持續的觀察與訪談中，我們看見的，是老人們藏在日常背后的關切、匱乏與憂慮。”申琦坦言，大模型應該成為老年人有溫度的伙伴，而不是冰冷的工具，“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與實踐，把老人們最真實的需求傳遞出去，讓技術能真正接住這份期盼。”

“技術在場”替代不了“人的在場”

技術的背后，往往隱藏著富有文化意涵的選擇取向。

“這從中國老人對機器人外觀的偏好里，就能看出他們的選擇傾向。”申琦說，她的團隊為此展開了一項覆蓋城鄉千名老人的調查研究。

在“溫暖型”外觀的排序中，中國老人最喜愛的機器人外觀形象并非歐美、日本老人偏好中的小熊或小海豹，而是一只小豬造型的機器人。老人給出的理由質樸而生動：豬不僅憨態可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更是財富與福氣的象征。

在“能力型”外觀的選項中，變形金剛式的機器人備受青睞，老人們認為它“更像真正的機器，能幫我干活”。另一款頭戴帽子的男性機器人也深受歡迎，因為在許多老人眼中，這頂帽子令他們聯想到雷鋒——一個在中國集體記憶中代表無私助人的符號。老人們相信，“像雷鋒的機器人，一定會幫助人”。“這一選擇差異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國式養老中鮮明的文化屬性。”申琦說。

在他們訪談的100多位老年人中，有38位老人使用的是子女淘汰下來的手機。這些老人普遍覺得，“手機是孩子給的，應該讓孩子先用，再教我使用”。

“有位江蘇的奶奶特別喜歡和AI聊天，一聊就能聊很久，但這從不會耽誤她燒菜、接孫子。在她心里，打理好家里的一切永遠是第一位的。”申琦提到，在訪談中，不少女性長輩覺得技術“是男人的東西，我搞不懂，應該讓家里男人先用”。

“老人這種‘主動避讓’行為，我們叫作‘代際擠占效應’。”申琦認為，機器人等新技術的進入，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家庭內部性別與權力的隱形結構，女性長期形成的利他型人格，使她們在使用大模型時往往“見縫插針”，認為應該讓男性和年輕人優先使用。

對老人來說，技術認知與現實需求之間也有很大落差。申琦團隊讓老人觀看7款大模型生成的“中國老年人”畫像。結果發現，這些畫像中的老人大多孤獨獨處、神情沉寂，以男性為主，女性則多為側臉，常被描繪為納鞋底、繡花等手工場景。

“國外大模型對中國老年人的描繪仍停留在一種懷舊符號上，更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刻板印象，不符合當下老年人的真實面貌。”申琦說。許多老人看到這些畫像直搖頭，甚至感到生氣：“他們看起來都好孤獨，面色凝重……我們現實中沒幾個愁眉苦臉的。”還有人指出，畫像中的老人往往不戴眼鏡，“看起來沒什么文化”。

申琦的學生在教老人用大模型。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老人們自己心中期待的圖像。有人想生成“在小學門口踮腳張望、等著接孫子”的畫面；有人描述“在公園散步，和孫輩一起，背后是暖暖的夕陽，要油畫風格”；還有人希望能呈現“使用無人機拍照”的科技感。一位80多歲的奶奶則明確想要生成“中國老美女——彎眉毛、瓜子臉、高鼻梁、皮膚很白、在看書的形象”。

“目前大模型的語料庫中缺乏當下老年人的真實數據，多基于既往網絡信息，導致偏見與滯后。對研發者而言，也需要摒棄技術優先思維，真正走進老年人生活去深入學習了解，不能懸浮地去想象。”申琦表示，為破解這一問題，復旦老齡研究院與騰訊研究院聯合發起“AI向善語料庫”項目，匯聚數百家社會組織、老年社工、心理咨詢師和志愿者，通過社會共創的方式，構建了涵蓋8047組日常問答的語料庫，覆蓋健康、心理、人際等多個場景。

“這些語料并非冷冰冰的數據，而是凝結了一線服務經驗、充滿溫度的關懷記錄。”申琦說，已有公益組織利用該語料庫開發“長者智慧繪本”應用，能更智能地理解老年人碎片化、重復性的口語表達，提煉情感與故事脈絡，生成有溫度的陪伴內容。“我們也呼吁更多中青年學者加入，共同推動這類工作，真正觸及老年人的需求。”

從上海到河南，從江蘇淮安到四川成都，老人的需求呈現出地域與城鄉的差異，但核心訴求始終一致：他們并非抗拒技術，而是排斥那些忽視其習慣與認知特點的設計。

“在大多數老人心中，‘技術在場’永遠替代不了‘人的在場’。”申琦總結道，老年人與技術的關系，關鍵不在于年齡，而在于設計是否真正“以人為本”。衡量技術成功的標準從來都不是迭代速度，而是它賦予生命的溫度。當技術愿意放慢腳步，傾聽并理解他們的真實生活與情感時，所謂的水火不容，終將化為共生共容。

原標題：《這個復旦教授團隊教100位老人使用大模型》

欄目主編：張駿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