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威爾12月10日新聞發布會要點總結：

1、貨幣政策：并不認為“下次會加息”是任何人的基本假設。
2、勞動力市場：需要謹慎地評估家庭就業數據。那些沒能收集到的數據可能會造成（數據）扭曲/失真。技術性因素可能會扭曲CPI和家庭就業數據。失業率可能僅僅會上升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就業增長被夸，這并沒有爭議。 人工智能（AI）可能是就業疲軟的原因之一，但其影響程度并不大。
3、通脹：美國已經在非關稅通脹領域取得進展。如果美國不實施新的關稅，商品通脹可能會在2026年一季度見頂。
4、10-11月美國政府停擺：2026年增長預期在一定程度上上修，體現出美國政府10-11月關門事件結束的影響。
5、個人前途：對美聯儲主席任期屆滿之后沒有任何新的打算。
6、市場反應：標普漲幅從1.2%收窄至0.7%，道指目前漲556點漲幅1.1%，納指漲0.4%，半導體指數漲1.4%，銀行指數漲2.7%。兩年期美債收益率跌穿3.54%刷新日低，日內跌7.5個基點；10年期美債收益率跌約5個基點，刷新日低至4.14%下方。現貨黃金漲0.6%，刷新日高、逼近4239美元，北京時間03:41（鮑威爾新聞發布會之處）刷新日低、逼近4182美元。鮑威爾新聞發布會臨近結束時，比特幣一度漲向94500美元刷新日高。

美東時間12月10日周三，美聯儲在貨幣政策委員會FOMC會后公布，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從3.75%至4.00%下調至3.50%至3.75%，同時啟動短期美國國債的購買。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會后記者會上表示，目前可獲得的數據表明經濟前景尚未改變，國債購買規模在未來幾個月內可能會維持在較高水平。

鮑威爾在記者會開場白中表示，盡管過去一兩個月的一些重要聯邦政府數據尚未公布，但現有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數據顯示，自10月會議以來，美國就業和通脹前景并未發生明顯變化，經濟活動仍在以溫和的速度擴張。勞動力市場狀況似乎正在逐步降溫，而通脹水平仍然略高，消費者支出看起來依然穩健，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也在持續增長。

他說，相比之下，房地產領域的活動仍然疲弱。聯邦政府的臨時停擺可能在本季度對經濟活動造成了一定拖累，但隨著政府重新運作，這些影響預計將在下個季度通過更高的增長基本得到抵消。

在美聯儲的《經濟預測摘要》中，與會者的預測中位數顯示，今年實際GDP增速預計為1.7%，明年為2.3%，這一預期略高于9月的預測。

在勞動力市場方面，鮑威爾表示，盡管10月和11月的官方就業數據尚未公布，但現有證據表明，裁員和招聘活動都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同時，家庭對就業機會的看法，以及企業對招聘難度的感受，都在持續下降。失業率繼續小幅上升，達到4.4%，而就業增長較今年早些時候明顯放緩。

這種放緩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勞動力供給增長放緩，包括移民減少和勞動參與率變化。但與此同時，勞動力需求本身也確實有所走弱。
在這樣一個活躍度下降、趨于疲軟的勞動力市場中，近幾個月就業下行風險有所上升。委員會預計，今年年底失業率約為4.5%，之后將小幅回落。

有關通脹，鮑威爾表示，通脹已從2022年年中高點明顯回落，但相對于美聯儲長期2%的目標，仍然略高。他說，自10月會議以來，通脹數據發布不多。以9月為截至點的12個月內，整體個人消費支出（PCE）價格指數上漲了2.8%；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PCE通脹同樣為2.8%。

這些讀數高于今年早些時候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商品通脹回升，反映了關稅帶來的影響。

他表示，相比之下，服務類通脹的回落趨勢似乎仍在持續。短期通脹預期已從今年早些時候的高點回落，無論是市場指標還是調查數據都反映了這一點；而大多數長期通脹預期指標仍然與美聯儲2%的通脹目標保持一致。

在《經濟預測摘要》中，美聯儲官員對整體PCE通脹的中位預測是，今年為2.9%，明年為2.4%，略低于9月的預測。此后，通脹中位數預計將回落至2%。

鮑威爾表示，當前，通脹風險偏向上行，而就業風險偏向下行，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局面。

在應對就業與通脹目標之間的張力時，并不存在一條沒有風險的政策路徑。
一個合理的基本判斷是，關稅對通脹的影響將是相對短暫的，本質上是一種一次性的價格水平上移。
我們的職責，是確保這種一次性的價格上升不會演變成持續性的通脹問題。但與此同時，近幾個月就業下行風險有所上升，整體風險平衡已經發生變化。
我們的政策框架要求在雙重使命的兩個方面之間保持平衡。因此，我們認為在本次會議上下調政策利率25個基點是合適的。

隨著今天的降息，在過去三次會議中，美聯儲已累計下調政策利率75個基點。鮑威爾表示，這將有助于在關稅影響消退后，推動通脹逐步回落至2%。

他說，自9月以來對政策立場所做的調整，已使政策利率進入多種“中性利率”估計區間之內，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的中位數預測顯示，2026年底聯邦基金利率的合適水平為3.4%，2027年底為3.1%，這一預測與9月保持不變。

啟動美債購買

鮑威爾表示，作為一項獨立決定，美聯儲還決定啟動對短期美國國債的購買，其唯一目的，是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充足的儲備金供應，從而確保美聯儲能夠有效控制政策利率。他強調，這些問題與貨幣政策立場本身是分開的，并不代表政策取向的變化。

他說，鑒于貨幣市場利率相對于美聯儲設定的管理利率持續走高，以及其他儲備金市場狀況指標，委員會認為，儲備金規模將回落至“充足的水平”（ample levels）。

因此，增加我們的證券持有量，有助于確保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目標區間內。這是必要的，因為隨著經濟增長，公眾對現金和儲備金的需求也會增加。

鮑威爾表示，根據紐約聯儲發布的說明，初期的資產購買規模將在第一個月達到400億美元，并可能在接下來幾個月保持較高水平，以緩解預計中的短期貨幣市場壓力。之后，購買規模預計將下降，具體節奏將取決于市場狀況。

在我們的執行框架下，“充足的儲備金”意味著，聯邦基金利率和其他短期利率主要通過我們設定的管理利率來控制，而不是依賴每日的貨幣市場操作。

他說，在這一機制下，常設回購工具在貨幣市場壓力較大的時候，對于確保聯邦基金利率穩定在目標區間內至關重要。基于這一考慮，委員會重新評估并調整了回購操作的限額，以支持貨幣政策執行和市場平穩運行，并將在經濟條件合理時使用這些工具。

以下是記者會問答環節實錄：

Q1：今天的聲明中加入了“在考慮進一步調整的幅度和時機時”這句話，是否意味著美聯儲現在將按兵不動，直到從就業數據或經濟沿著基準情景發展的過程中，看到更明確的信號？考慮到GDP增速上調、通脹水平以及相對穩定的失業率，這看起來構成了一個對明年相當一致的經濟預期。這種前景是如何形成的？是否與人工智能的早期發展、生產率改善有關？主要推動因素是什么？

鮑威爾：是的。9月以來的調整，已經讓我們的政策利率進入了一個相當寬泛的“中性利率”估計區間。正如我們今天在聲明中提到的，未來是否以及如何進一步調整，將取決于我們對最新數據的觀察以及對就業和通脹風險平衡的判斷。

新增的表述強調，我們會仔細評估即將公布的數據。同時我也想指出，自9月以來我們已經累計降息75個基點，而自去年9月以來累計降息175個基點。目前聯邦基金利率已經處在一個較寬的中性利率估計區間內，這使我們具備了耐心觀望、等待經濟如何進一步演變的良好條件。

有多方面因素在推動預測結果的變化。如果你放眼美聯儲之外的預測機構，也能看到其中不少機構同樣上調了增長預期。一方面，消費者支出依然保持韌性；另一方面，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數據中心建設以及AI投資，正在支撐企業固定資產投資。

總體來看，無論是在美聯儲內部，還是在外部預測中，對明年的基準預期，都是在當前相對偏低的1.7%增長基礎上出現回升。我剛才提到，9月SEP中對今年的增長預測是1.2%，而目前是1.7%，對明年的預測是2.3%。其中一部分變化與政府停擺有關，這大約可以從今年挪出0.2個百分點放到明年，因此也可以理解為今年約1.9%，明年約2.1%。

總體而言，財政政策將繼續提供支持，AI相關支出預計會持續，消費者也仍在繼續支出。因此，從基準情景來看，明年經濟增長看起來將是穩健的。

Q2：你之前曾用“風險管理框架”來描述這輪降息。現在是否正處在基于風險管理的降息階段？換句話說，面對下周可能公布的、在就業方面偏弱或反復的數據，美聯儲是否已經提前“買好了足夠的保險”？你們大幅上調了經濟增長預期，但就業方面的回落幅度卻不大。也就是說，增長更高了，但就業并沒有明顯走弱？

鮑威爾：在1月會議之前，我們還會獲得大量新的數據，我相信到時我們還會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這些數據都會納入我們的政策考量。

不過，是的，回顧一下此前的情況：我們曾將政策利率維持在5.4%超過一年，因為當時通脹水平很高，非常高，而失業率和勞動力市場狀況都相當穩健。隨后，在2024年夏天，通脹開始回落，勞動力市場也逐漸顯現出真正的疲軟跡象。

因此，按照我們的政策框架，當雙重目標面臨的風險變得更加均衡時，就應當從此前主要側重應對其中一個目標——在當時是通脹——轉向一個更加平衡、更接近中性的政策立場。

我們正是這樣做的。我們先進行了幾次降息，然后暫停了一段時間，以觀察年中經濟形勢的演變，隨后在10月恢復降息，累計下調了175個基點。正如我剛才提到的，我們認為當前所處的位置，使我們能夠比較從容地觀察接下來經濟將如何發展。

“增長更高但就業并未明顯走弱”背后的含義，通常就是生產率提高。其中一部分可能與人工智能有關。同時我認為，生產率在過去幾年里本身就已經呈現出較為結構性的上升趨勢。

如果把潛在生產率增長理解為每年大約2%，那么在不需要顯著增加就業的情況下，經濟也可以維持更高的增長速度，而居民收入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一個積極的結果，這正是這些預測所反映出的基本含義。

Q3：今天的決定顯然分歧很大。不只是有兩位委員正式投反對票，另外還有四位委員表達了較為溫和的反對意見。我想知道，是否有多位委員對繼續降息持保留態度，意味著短期內再次降息的門檻已經明顯提高？如果目前的政策立場被認為是“位置合適的”，那么委員會究竟需要看到什么，才會支持在1月再次降息？

鮑威爾：好的。先說明一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目前我們的兩個目標之間確實存在一定張力。

有意思的是，FOMC與會的所有人都一致認為，通脹仍然偏高，我們希望它繼續回落；同時，大家也都同意勞動力市場已經出現降溫跡象，而且未來還存在進一步走弱的風險。這一點上，大家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在于，如何權衡這兩方面的風險，各自對前景的判斷如何，以及最終認為哪一側的風險更大。

當雙重使命的兩部分之間出現這種明顯張力時，本來就不常見，而一旦出現，通常就會看到現在這種情況，我們確實也看到了。

與此同時，我要說，我們內部的討論質量非常高，是我在美聯儲14年里見過的最好的之一。討論非常認真、理性、相互尊重。大家都有很強的觀點，但最終我們需要做出決定。今天我們做出了決定，12名委員中有9人支持，因此支持面其實相當廣。但這并不是那種大家對方向和做法高度一致的常態情形，而是意見分布更為分散。

我認為，這正是當前形勢本身所決定的結果。至于接下來需要看到什么，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各自的前景判斷。但最終，在已經累計降息75個基點之后，這75個基點的政策影響，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才剛剛開始逐步顯現。

目前的政策立場，讓我們處在一個可以耐心觀望的位置，看看經濟將如何演變。接下來我們還會看到相當多的數據。

順便說一句，既然提到數據，我要特別強調，我們在解讀部分數據時需要格外謹慎，尤其是家庭調查數據。在通脹和勞動力市場的一些統計中，由于數據收集方式本身的技術性原因，數據可能不僅會更波動，甚至可能出現偏差。

這主要是因為10月以及11月上半月部分數據未能正常采集。因此，未來我們確實會拿到數據，但在1月會議前，我們需要以更加審慎、甚至帶著一定懷疑態度的方式來解讀這些數據。

盡管如此，到1月時，我們仍然會掌握相當多的12月數據。所以無論是CPI，還是家庭調查數據，我們都會非常仔細地分析，并充分考慮這些技術性因素可能帶來的扭曲影響。

Q4：你剛才對當前這種復雜的經濟環境下的分歧持相當積極的態度。但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情況：當反對意見增多時，反而會對美聯儲的溝通、以及未來政策路徑的信息傳遞產生負面影響？

鮑威爾：我并不認為我們已經到了那樣的階段，至少現在還遠遠沒有。

再說一遍，這些討論是高質量的、深思熟慮的、相互尊重的。你會聽到一些委員的觀點，而你也會聽到很多外部分析人士說同樣的話——在當前情況下，兩種立場其實都能講得通。

我自己也可以為任何一邊做出論證。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接近的判斷。我們必須做出決定。當然，我們總是希望數據能給我們一個非常清晰的指引，但在當前這種情況下，確實存在相互競爭的風險。

如果你仔細看《經濟預測摘要》，會發現有相當多的參與者都認為，失業率面臨上行風險，通脹同樣也面臨上行風險。那該怎么辦？我們只有一個工具，卻無法同時針對兩個目標采取不同方向的行動。于是問題就變成了：行動的節奏如何？先側重哪一邊？以及時點如何把握？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局面。而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一個可以耐心等待、觀察經濟如何進一步演變的良好位置。

Q5：市場提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情況。當時委員會曾兩次各進行過連續三次、每次25個基點的降息，一次是在1995年至1996年，另一次是在1998年。而在這兩輪之后，利率的下一步動作都是上調，而不是繼續下調。現在政策利率已經更接近中性水平，是否可以認為下一步利率調整一定是向下？還是說，從現在開始，政策風險是真正意義上的雙向？

鮑威爾：我認為，目前沒有任何人把加息作為基本假設。我并沒有聽到這樣的看法。現在看到的情況是，有些人認為政策可以停在這里，認為目前的位置是合適的，只需要等待觀察；也有一些人認為，今年或明年還需要再降一次，甚至降不止一次。

但當委員寫下各自對政策路徑和合適利率水平的判斷時，基本都集中在幾種情況：要么維持在當前水平，要么小幅降息，要么降息幅度稍大一些。我并不認為主流情景包含加息。

當然，只有兩次、現在算三次的歷史樣本，不能算是一個很大的數據集，但你提到的90年代那兩次“三連降”情況確實存在。

Q6：失業率在過去將近兩年里一直在非常緩慢地上升，而且今天的聲明中，也不再使用“失業率仍然處于低位”這樣的表述。在住房以及其他對利率高度敏感的行業，仍然承受緊縮政策影響的情況下——即便在今天之前已經累計降息150個基點——是什么讓你們有信心，失業率不會在2026年繼續上升？

鮑威爾：我們的判斷是，在進一步降息75個基點之后，政策利率已經進入一個相當寬泛、合理的中性利率估計區間。

處在這樣的位置，有助于勞動力市場趨于穩定，或者最多只是再小幅上升一兩成個百分點，而不至于出現明顯更嚴重的下行。到目前為止，我們也完全沒有看到任何出現急劇惡化的跡象。

與此同時，當前政策立場仍然不能算是寬松的。我們認為，今年在非關稅相關的通脹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隨著關稅影響逐步傳導，這些影響會在明年體現出來。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使我們能夠耐心觀察這些變化最終會如何演變。這是我們的基本預期，但接下來公布的數據會告訴我們，這個判斷是否正確。

Q7：很多人把你在10月會議上的表態理解為：在形勢不夠清晰、存在“迷霧”的情況下，美聯儲會放慢節奏，這意味著這次不會降息，而是等到1月再降。那為什么委員會最終選擇在今天行動，而不是等到1月？

鮑威爾：是的，在10月我確實說過，當時并不存在一定會采取行動的確定性，而這本身就是事實。我當時也說過，確實存在行動的可能性，你可以這樣去理解，但我也很謹慎地指出，其他人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

那為什么我們今天選擇行動？我想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勞動力市場持續出現逐步降溫的跡象。失業率從6月到9月已經上升了0.3個百分點。自4月以來，非農就業平均每月新增約4萬人。我們認為這些數據被高估了大約6萬人，調整后實際上可能是每月減少約2萬人。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強調，家庭調查和企業調查都顯示，勞動力供給和需求都在下降。因此，我認為可以說，勞動力市場仍在持續、逐步降溫，而且可能比我們此前預期的還要略微更明顯一些。

在通脹方面，數據略微低于此前預期。我認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目前的情況是服務業通脹在回落，而商品通脹在上升；而商品通脹的上升，幾乎完全集中在存在關稅的領域。

這進一步強化了當前的判斷。到目前為止，這仍然更多是一種判斷框架：也就是當前通脹超出目標的主要來源是商品，而商品通脹中，超過一半來自關稅。那么問題就變成，我們對關稅的影響應當作何預期？

在這方面，我們會觀察更廣泛的宏觀經濟“熱度”。經濟是否過熱？是否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工資情況如何？你們今天也看到了就業成本指數（ECI）的報告。從這些指標來看，目前的經濟并不像是那種會引發典型菲利普斯曲線式通脹的“過熱經濟”。

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后，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需要作出決定的時點。這個決定顯然不是一致通過的，但總體來看，這是委員會作出的判斷，也是我們今天采取行動的原因。

Q8：再問一個關于準備金的問題。委員會內部對近期貨幣市場中出現的一些緊張跡象，有多擔憂？

鮑威爾：我不會說是“擔憂”。事情的經過其實是這樣的：資產負債表的收縮，也就是通常所說的QT，一直在推進，我們也有一套明確的監測框架。期間并沒有發生什么異常，隔夜回購便利的使用規模幾乎降至零。

但從9月開始，聯邦基金利率開始在目標區間內向上靠攏，幾乎觸及準備金充足區間的上沿。這本身并沒有問題，它只是告訴我們，我們已經進入了“準備金趨緊”的運行狀態。

我們早就預期這種情況會出現，只是它來得稍微比預想中快了一點。但我們完全準備好在需要時采取此前就明確過的行動，而這些行動正是我們今天宣布的措施。

因此，我們宣布重新啟動準備金管理相關的資產購買。這與貨幣政策立場本身完全是兩回事，其目的只是為了維持體系中充足的準備金。

至于為什么規模會這么大，原因在于，如果向前看，4月15日的報稅日即將到來。在我們的運行框架下，即便是在準備金暫時下降的時期，也需要確保準備金是充足的。而報稅日正是準備金會出現明顯、但短暫下降的時點，因為大量資金會從銀行體系流向政府。

因此，接下來幾個月出現的這種季節性準備金回補，本來就會發生，僅僅因為4月15日一定會到來。

此外，資產負債表本身還存在一種長期、結構性的增長趨勢。為了讓準備金在銀行體系和整個經濟中的相對水平保持穩定，僅這一點，就要求我們每個月增加大約200億至250億美元的準備金。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再加上為順利度過4月中旬報稅期而進行的幾個月前置補充，這就是我們目前在準備金操作方面所做安排的全部背景。

Q9：這是下個月最高法院舉行一場重要聽證會之前，最后一次FOMC會后記者會。你能否談談你希望最高法院會如何裁決？另外，我也想知道，美聯儲為什么在這樣一個極其關鍵的問題上一直保持相當克制的態度。

鮑威爾：這個問題我不想在這里討論。我們不是法律評論員，這件事目前正在司法程序中，我們認為，公開參與相關討論并不會對事情有所幫助。

Q10：你是否認為，1990年代可以作為理解當前經濟形勢的一個有用參考模型？

鮑威爾：我不認為它能上升到那樣的參考層級。確實，在某一年——是2019年還是2000年？——我們曾經連續降息三次，但當前的情況非常獨特。
至少可以明確一點，這不是1970年代的情形。但我們的確面臨雙重使命之間的張力。

這種情況，在我任職美聯儲期間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往更久遠的歷史回看，也很少見到類似局面。

在我們的政策框架中，正如你所知道的，當出現這種情況時，我們會嘗試在兩個目標之間采取一種平衡的做法。我們會評估它們距離目標有多遠，以及分別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回到目標水平。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主觀判斷，但它所傳遞的信息是：當兩個目標面臨的風險大致相當、威脅程度相近時，政策立場就應該盡量接近中性。因為如果政策偏向寬松或偏向緊縮，實際上就是在偏袒其中一個目標。

因此，我們一直在朝著中性的方向調整政策立場。現在，我們已經處在中性區間之內，而且我會說，可能是在中性區間的偏高端位置。這正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狀態。

恰好我們已經降息了三次。我們還沒有就1月作出任何決定，但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我們認為自己目前處在一個可以耐心等待、觀察經濟表現的位置。

Q11：《經濟預測摘要》中顯示，通脹預期已經有所回落。你是否認為關稅帶來的價格上漲，會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逐步傳導？這是否是一個大約持續六個月的過程，然后才會結束？在此過程中，是否會對就業構成威脅？

鮑威爾：關于關稅的影響，通常是這樣的：先有關稅的宣布，隨后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體現在價格上，因為商品需要從其他地區運輸過來。換句話說，單項關稅要完全體現其影響，往往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但當它的影響真正體現出來之后，關鍵問題在于：這究竟是一次性的價格上升，還是會持續推高通脹。

我們會綜合觀察所有關稅相關的公告。從整體來看，每一項關稅都會對應一個“完全傳導”的時間窗口。

如果假設沒有新的關稅宣布——當然我們并不知道是否會如此，但先假設沒有新的關稅——那么商品通脹大致會在明年第一季度左右見頂。我們無法非常精確地預測，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但大致可以認為是在明年一季度左右達到高點。

從現在到那時，商品通脹的上行幅度應該不會太大，可能只有零點幾個百分點，甚至更低。對此我們并沒有非常精確的判斷。

在那之后，如果不再有新的關稅出臺，商品價格的關稅影響大約需要九個月左右才能完全消化——這九個月同樣只是一個估算——那么在明年下半年，你應該會看到這部分通脹開始回落。

Q12：媒體最近公開討論可能會出現新的美聯儲主席。這是否會對你當前的工作造成干擾，或者改變你現在的判斷？

鮑威爾：不會。

Q13：自你們在2024年9月開始降息以來，10年期美債收益率已經上升了50個基點，收益率曲線也基本在持續變陡。在缺乏新增數據的情況下，為什么你認為現在繼續降息，能夠壓低那些對經濟影響最大的長期利率？

鮑威爾：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實體經濟。當長期國債收益率出現波動時，關鍵是要看它們為什么會上下波動。

如果看通脹補償，也就是盈虧平衡通脹率，這是影響長期利率的一個組成部分。目前這些指標處在非常舒適的水平。尤其是在短期影響消退之后，盈虧平衡通脹率處在很低的位置，與長期2%的通脹目標一致。

因此，目前利率上升的情況，并不反映市場對長期通脹的擔憂，或類似的因素。我會非常頻繁地關注這些指標，調查數據也是一樣，所有調查都顯示，公眾理解我們對2%通脹目標的承諾，也相信我們會回到這一目標。

那么，利率為什么會上升？一定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很可能是對更高經濟增長的預期，或類似的原因。這正是當前情況的重要組成部分。你們也看到，去年年底出現了一次較大的利率上行，那并不是由我們的政策直接引起的，而是由其他發展因素推動的。

Q14：你剛才提到，公眾相信你們會把通脹帶回2%。但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物價高企、通脹仍然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你能否向他們解釋一下，為什么你們現在更重視看起來對大多數人仍然相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而不是他們最關切的通脹問題？

鮑威爾：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們在美國經濟中擁有一套非常廣泛的聯系網絡，通過12家地區聯儲，我們獲得的信息是幾乎無可比擬的。我們非常清楚地聽到了民眾對生活成本的感受，確實是成本很高。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來自當前的通脹率，而是源于2022年和2023年高通脹時期所固化下來的價格水平，也就是已經“嵌入”的高成本，這才是人們目前感受到的現實。

因此，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通脹恢復到2%的目標水平，我們的政策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同時，我們也希望經濟保持強勁，讓實際工資持續增長，讓人們有工作、有收入。

未來需要有一段時間，實際薪酬要明顯為正，也就是說，名義工資增速要持續高于通脹率，人們才會真正開始在“負擔能力”這個問題上感覺好轉。因此，我們正在努力做到這兩點：一方面控制通脹，另一方面支持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增長，讓人們能夠賺到足夠的收入，重新感受到經濟狀況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Q15：今年這已經是你們第三次降息，而通脹仍然在3%左右。那么，你們想傳遞的信息是否是：在目前這個階段，只要公眾理解你們最終仍會把通脹拉回到2%，你們對通脹暫時維持在當前水平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通脹在目前水平看起來相對穩定。

鮑威爾：所有人都應該明白，而且調查數據也顯示他們確實明白，我們對2%的通脹目標是堅定承諾的，我們也一定會實現2%的通脹目標。

但當前的情況確實非常復雜，也異常困難。一方面，勞動力市場正在承壓，就業增長實際上可能已經轉為負值。與此同時，勞動力供給也明顯下降，因此失業率并沒有出現大幅上升。

這是一個下行風險相當突出的勞動力市場，而人們對此非常在意。這關系到他們的工作，以及在被裁員或剛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是否還能找到工作的能力，這對普通民眾來說至關重要。

至于通脹，目前我們也清楚地意識到，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一個“判斷框架”。如果把關稅因素剔除掉，通脹水平實際上是在2%出頭的低位。也就是說，當前通脹超出目標的主要來源，確實是關稅。

在當前情況下，我們認為關稅更可能體現為一次性的價格上升。我們的職責，就是確保它確實只是一輪一次性的價格上調，而不會演變成持續性的通脹，我們會履行好這一職責。

但眼下確實存在一個非常困難的平衡問題。就業和通脹兩方面的風險同時存在，沒有一條完全沒有風險的政策路徑。

如果只是通脹問題，而勞動力市場依然非常強勁，那么利率水平本來就應該更高，就像此前一年多的情況一樣。那時我們幾乎不用擔心就業，因為在通脹非常高的時候，失業率也非常低，勞動力短缺嚴重，我們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壓制通脹上。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當前兩個目標都面臨風險。

我認為，我們是在盡最大努力為民眾服務。人們既關心自己的工作，也關心生活成本和負擔能力。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支持經濟活動的同時，確保當關稅帶來的通脹影響逐步消退后，通脹最終能夠穩定回到2%左右。

Q16：你一直在提到就業增長可能是負的。為什么你認為就業增長情況要比一些官方數據顯示的更糟？換句話說，順著你剛才關于就業增長的說法，為什么你認為實際情況比官方數據所顯示的要弱得多？

鮑威爾：這個問題并不新鮮，我也不認為這有什么爭議。實時估算就業增長本來就非常困難。你不可能每天或每晚把所有人都調查一遍。

目前存在一種系統性的高估問題，這一點我們早就知道。相關數據每年會進行兩次修正。上一次修正時，我們原本預計修正幅度可能在80萬到90萬之間——我現在不記得確切數字，但結果確實大致如此——因此我們認為這種高估狀況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所以，我們認為非農就業數據中仍然存在高估，而且之后會被修正。我現在腦子里沒有具體是哪一個月份會調整。

我認為大多數預測人士其實也都理解這一點。我們估計高估的幅度大約是每月6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如果官方數據顯示每月新增4萬人，那么實際可能是減少2萬人。當然，這個估算本身也可能上下有一兩萬的誤差。

但無論如何，就業增長本身反映的是勞動力需求。而與此同時，勞動力供給也出現了相當明顯的下降。

如果處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勞動力幾乎不再增長，那么即便就業崗位增加得不多，也可能依然維持充分就業。有些人認為，這可能正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

但如果就業創造真的轉為負值，我認為我們必須非常密切地關注這種情況，并確保我們的政策不會在這個時候對就業增長形成額外的下壓。

Q17：在談到勞動力供給時，我們也看到像亞馬遜這樣的美國大型雇主提到，人工智能正在帶來裁員。你們在多大程度上把AI因素納入了當前就業市場走弱的分析之中？

鮑威爾：這是整個故事的一部分，但現在還不能說它已經完全成為主線，甚至還不能確定未來是否會成為主線。

不過，你確實無法忽視那些大型裁員公告，以及一些公司公開表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再招聘，并且明確提到這是因為人工智能。這些情況確實正在發生。

但與此同時，人們并沒有大量申請失業保險。當前的再就業率，也就是找到新工作的速度，非常低。如果真的出現了大規模裁員，你會預期持續申領失業救濟的人數會上升，新申請人數也會上升，但實際上這些指標并沒有明顯變化。這一點確實有些耐人尋味。

從更長期來看，真正的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過去在一些重大的技術變革時期，確實會看到某些崗位被淘汰，同時也會有新的崗位出現。

從幾百年的歷史經驗來看，最終的結果往往是生產率提高、新崗位出現，而且整體上仍然有足夠的工作機會，人們的收入也隨之提高。

這一次是否會不同，還需要時間來觀察。每一輪技術浪潮出現時，人們都會擔心：這是否會讓大量人口失業，他們還能做什么？但歷史上，最終都出現了更多的工作、更高的生產率，以及更高的收入。

至于這一次會如何發展，我們只能繼續觀察。但至少在當前階段，這種影響還很早期，尚未明顯體現在裁員數據中。

Q18：考慮到政策委員會內部觀點的多樣性，為什么地方聯儲主席與理事會成員之間，會出現這么明顯的觀點分化？

鮑威爾：情況并沒有那么截然對立。實際上，這兩類成員內部的觀點本身也都非常多樣化。確實存在一定差異，但我想強調的是，在兩個群體中，都有人站在不同立場上。我不會過分解讀這種身份上的區分。

Q19：在你們上調經濟增長預期的背景下，如果最高法院最終推翻目前正在討論的這些關稅措施，對經濟增長和通脹會產生什么影響？

鮑威爾：我真的無法給出答案。這將取決于很多目前尚不清楚的因素，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法提供有意義的判斷。

Q20：現在很多高收入家庭因為持有股票等資產，資產價格上漲在不斷推升他們的財富；但財富較少的家庭，在過去大約5年的物價上漲中，更多是被“價格水平”本身壓住了，而不是當前通脹率，還在為累積的高物價發愁。在這種背景下，所謂“K型經濟”能持續多久？美聯儲怎么看待這種結構性分化在未來構成的風險？

鮑威爾：我們通過各類聯絡網絡和家庭資產負債數據，經常研究這個問題。如果你去聽那些面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品企業的財報電話會，你會發現他們幾乎都在說同一件事：消費者在勒緊褲腰帶，開始換更便宜的商品、減少購買，這類跡象非常明顯。

與此同時，也可以清楚看到，房產、股票等資產價格都處在較高水平，而這些資產大多掌握在收入和財富水平較高的人手中。

至于這種狀況能持續多久，我也很難給出確切答案。現實是，大部分消費確實來自更有支付能力的人群。比如，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群，消費占比遠遠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這種結構到底有多可持續”的好問題。我們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保持物價穩定，同時維持強勁的勞動力市場。

舉個例子，在疫情爆發前結束的那輪超長擴張中，我們經歷了大約10年零8個月的擴張期，是有記錄以來最長的一次。在最后兩年里，工資增幅最大的一部分，正是流向了收入分布底部四分之一的人群，也就是中低收入群體。

從社會角度看，長期維持強勁的勞動力市場，對這些低收入家庭非常有利，而這正是我們希望回到的狀態。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既實現物價穩定，又實現充分就業或最大就業。

Q21：你剛才提到，房地產市場整體仍然偏弱。在已經多次降息的情況下，未來有沒有機會讓住房變得更可負擔一些，讓更多人分享到這部分財富積累？現在首次購房者的中位年齡是40歲，已經創下歷史新高。

鮑威爾：是的，住房市場正面臨一些非常嚴峻的挑戰。我并不認為，聯邦基金利率再降25個基點，會給普通購房者帶來多大直接改變。

目前住房供給不足，很多家庭還在持有疫情期間鎖定的超低利率按揭貸款，并且反復再融資，把利率壓得非常低。對他們來說，搬家、換房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不會輕易行動。要等這種情況改變，恐怕還需要很長時間。

另外，美國多年來新建住房數量一直不足，很多研究都認為，我們整體上就是缺少各種類型的住房。

所以，住房問題在未來會持續存在。而就工具而言，美聯儲可以做的主要還是加息或降息，但我們并沒有直接解決長期住房短缺、結構性住房短缺問題的工具。

Q22：你剛才提到，服務業通脹處在較低水平，商品通脹看起來可能即將見頂。你也提到了今天公布的工資報告，顯示工資增長正在放緩。在你看來，通脹風險到底在哪里？看起來通脹正在降溫，而與此同時，就業招聘甚至可能轉為負增長。在這樣的環境下，為什么我們沒有聽到更多關于進一步降息的討論？

鮑威爾：我認為，通脹風險其實是比較清楚的。正如我剛才提到的，目前高于目標的那部分通脹，主要來自商品領域。

我們認為、我們估計、而且大多數委員也預期，這輪通脹更像是一次性的價格上升，隨后會回落。

但問題在于，我們剛剛經歷過一段時期，當時通脹的持續性遠遠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期。那么，這一次會不會重演？這本身就是一個風險。

這種風險在于，關稅帶來的通脹，最終可能被證明比我們目前預想的更具持續性。比如，一些企業現在還在壓著沒有完全把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如果這種轉嫁持續、分階段發生，就可能導致通脹壓力拖得更久。

另一種可能性，我認為發生的概率要低得多，那就是勞動力市場重新趨緊，或者整體經濟重新變得偏熱，從而出現更傳統意義上的通脹。

我并不認為這種情況特別可能發生。但正如我所說的，在委員會內部，大家對當前形勢的基本判斷其實非常接近，只是在如何看待風險的問題上，分歧較大。

確實有一些委員更重視通脹風險，這種觀點并不能被輕易否定，我也不會否定它。但最終我們必須作出取舍，而這正是我們這次作出的判斷。

Q23：你是否認為，美國正在經歷一次正向的生產率沖擊，無論是來自人工智能，還是來自政策等其他因素？在《經濟預測摘要》中，上調GDP增長預期，有多大程度是由這一因素推動的？這是否意味著中性利率水平會上升，因此當前合適的政策利率水平也應當更高？

鮑威爾：是的。我從沒想過自己會看到連續五六年生產率保持較快增長的情況。

現在的生產率水平確實更高，明顯更高，而且這種趨勢在人工智能被廣泛歸因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同時，如果你看看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如果你在個人生活中使用過它，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用過——你是能直觀感受到它對生產率的潛在提升作用的。我認為，它確實能讓使用它的人變得更高效。

當然，這也可能意味著，有些人需要去尋找新的工作崗位。

因此，人工智能可能一方面提升生產率，另一方面也會對社會和勞動力市場帶來影響，而這些并不是我們目前擁有工具能夠直接應對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確實看到了更高的生產率水平。現在就斷言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結果，可能還為時尚早，但我也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性。

此外，疫情或許促使企業更多采用自動化，用計算機和技術來替代部分人工，這也會提高單位小時產出，從而推升生產率。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是的，中性利率水平會上升。但現實中并非所有條件都相同。還有許多因素在同時向不同方向作用，影響中性利率的水平。不過，這種觀點確實存在，也確實是委員會討論中會出現的一種看法。

Q24：從今天算起，你作為美聯儲主席只剩下三次會議了。自你擔任主席以來，經歷了多輪貿易戰、新冠疫情，以及隨后這段高通脹時期。我知道你的主席任期要到5月才結束，但我想問的是，你是否思考過，希望自己的“歷史定位”或“政治遺產”是什么？你是否已經進一步考慮過、或者能否透露更多，你在主席任期結束后，是否計劃繼續留任美聯儲理事會？

鮑威爾：我的“遺產”？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我真正想做的，是在把這份工作交給下一任主席時，讓經濟處在一個非常良好的狀態。

我希望通脹得到控制，回落到2%；我希望勞動力市場保持強勁。這就是我想要實現的目標。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把經濟帶到這個位置。一直都是這樣。至于更宏大的事情，我其實沒有時間去想。我希望未來還有很多年可以慢慢去想這些，但現在手頭的事情已經夠多了。

我現在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剩余的主席任期上。目前沒有任何新的信息可以告訴你。

Q25：盡管許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仍然偏高，但隨著聯邦基金利率下調，儲蓄利率——或者更準確地說，存款和投資收益率——似乎已經見頂；與此同時，關鍵的借貸利率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在不少美國家庭仍然面臨儲蓄不足、能源成本高企等壓力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是否只是政策實施過程中的“附帶損害”或“非預期后果”，因為美聯儲的工具本身無法直接解決家庭層面的資金約束問題？

鮑威爾：我并不認為這是我們政策的“附帶損害”。從長期來看，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物價穩定和最大就業，而這兩點對我們所服務的所有人來說，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當我們通過加息來壓低通脹時，確實是通過放緩經濟來發揮作用。但現在，我們已經把政策利率下調到了一個不再明顯具有限制性的水平。我認為，目前的政策立場大致處在中性區間。

這正是我們努力想要達到的狀態，我也希望公眾能夠理解這一點。

我認為，人們當下真正感受到的，是價格水平上升所帶來的壓力。這并非美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一場全球性的通脹浪潮。而相比之下，美國的表現要好得多，明顯好于其他國家，經濟增長也更強勁。我們擁有一個非常出色的經濟體，人們富有創新精神，也非常勤奮。因此，對所有從事經濟政策工作的人來說，能夠在美國經濟體系中工作，都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