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時代周報 作者：曾思怡

一件新技術、新服務，從“0-1”做出樣品，是科技創新在起作用。

從“1-10”小批量生產，再從“10-100”實現量產，則是產業創新在起作用。科技創新解決了“從無到有”的問題，但若缺乏產業創新的配合，其成果只能成為實驗室里的陳列。

哪個城市最擅長產業創新？

近日，上海交通大學深圳研究院與中國發展研究院聯合編制的《全球城市產業創新指數報告2025》（以下簡稱《報告》）發布，《報告》從產業創新環境、投入、產出和績效四個維度，對全球27個城市進行系統評估，揭示全球產業創新格局，以及頭部城市產業創新模式亮點。

《報告》四大指標及構成 受訪者供圖

具體來看，深圳產業創新指數全國第一，并以微小差距僅次于東京，排在全球第二；全球十強中，有三城來自中國，深圳之外，北京、上海分居第五位和第九位。

另外，全球十強城市中，亞洲入圍城市增加至6個。這也意味著，全球產業創新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

“事實上，整個世界經濟東移，背后的動力就是創新能力?！眻蟾媸紫瘜＜?、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亞洲領先城市普遍是電子信息、高端裝備等先進制造業的全球制造與服務中心，它們通過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將技術創新迅速轉化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這也印證了一個當代經濟發展的核心命題：任何持續的經濟崛起，其背后一定是創新在起作用。

《報告》還指出，產業創新，而非單純的科技創新，已成為驅動城市乃至國家經濟崛起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引擎。

那么，這些城市的產業創新實力如何養成？又如何驅動地方經濟增長？

誰最擅長創新？

從全球層面來看，產業創新前三強城市分別是深圳、東京和紐約，其呈現出各有不同、各有優勢的創新范式。

憑借龐大且完整的消費電子產業鏈，深圳以應用需求倒逼技術創新，即企業出題、科研解題，實現快速試錯、迭代的創新節奏；東京側重技術積累和工藝精度，使其在產業鏈上游和高精尖領域占據牢固優勢；紐約不僅關注技術本身，還注重商業模式創新和全球資源整合，華爾街風險投資和曼哈頓科技創業相互配合。

把目光拉回中國，同處全球前十榜單，深圳、北京、上海三地呈現出各有差異的產業創新優勢。

深圳在產業創新環境和產出兩項表現最優。前者由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大量年輕外來人口支撐；后者，深圳在產品和服務產出方面位居全球第一，尤其是以華為等龍頭企業產出的ICT產品，出口貿易額在總出口中的占比高達41.3%。

深圳 圖源：圖蟲創意

北京得益于高校的研究人員數量和科研經費投入，在產業創新投入方面居全國之首。

另外從產業創新績效來看，北京和上海更加突出。產業創新績效包括產業績效、企業績效，其中產業績效主要包括制造業增加值和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比，企業績效包括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和獨角獸企業數量。

陳憲解釋，產業創新績效更加注重長期性結果，包括對企業培育壯大，對產業集群形成的貢獻。所以選擇了經濟效益和企業數量兩個衡量維度。

“上海、北京（產業創新績效）好于深圳，其主要原因，從數據上看，是北京和上海的獨角獸數量更多。其實在高技術出口、制造業增加值兩項指標上，深圳都是優于北京和上海的。”

根據長城戰略咨詢發布的《GEI中國獨角獸企業研究報告2025》，截至今年7月，中國獨角獸企業達372家，其中“北上深”成為獨角獸企業的主要集聚地，分別擁有75家、59家、42家獨角獸企業。

科技創新榜首，京滬輪流上榜

從創新鏈不同環節來看，在中國，深圳產業創新強度最高，北京、上海則在科技創新層面更勝一籌，這也反映出我國不同創新高地的差異化優勢。

時代周報記者梳理發現，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每年發布區域科技創新評價報告，31個省市中，科技創新水平榜首位置，通常由北京、上海輪流上榜。

今年10月發布的《中國區域科技創新評價報告2025》（下稱“報告”）顯示，31個省市中，上海、北京、江蘇、廣東、浙江和天津6省市的綜合科技創新水平領先全國，上海取代北京（2024年榜首）站上第一位。

數據層面看，上海榜首的位置，關鍵在于“萬元GDP技術國際收入、勞動生產率全國第一”“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全國第二”等。

進一步來看，上海早從2014年推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科技創新領域具備國家戰略引領、高強度投入、頂尖資源集聚、現代化產業集群龐大、開放合作及金融支撐等多維度協同。

比如在現代化產業集群方面，上海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三大先導產業規模達到1.8萬億元，占全市GDP三分之一。

上海 圖源：圖蟲創意

從城市群維度來看。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劉冬梅還指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也日益成為我國科技創新的“領頭羊”。長三角R&D經費投入、R&D人員數、發明專利擁有量、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均占全國的1/3左右；有R&D活動的企業數占全國近四成，技術國際收入接近全國一半。

回到城市維度，陳憲認為，長期以來，受限于高校資源、基礎研究投入和高端創新平臺建設等，深圳科技創新能力暫時不及北京、上海。

但另一方面，得益于深圳自身及周邊城市完善的制造業和供應鏈體系，深圳擁有強勁的科技成果產業化能力，即產業創新能力。

近年來正在發生的是，深圳憑借強大產業創新能力打下扎實的經濟基礎，如今也用以反哺基礎研究，補足科技創新的短板，“從現在來講，深圳從0到1到100，相對來說在中國的城市里面應該是最完整的”。

以今年大火的人工智能為例。中山大學教授、中世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戴欣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得益于龐大的硬件能力和供應鏈完整度，深圳在人工智能“小腦”“四肢”環節更具優勢，其中“四肢”在全國形成領先優勢。

憑借上述優勢，又反哺“大腦”——大模型的發展。這種促進，既包括技術成果產業化實現經濟收益，進而加大對大模型基礎研究的投入；還包括產生大量相關場景的準確數據，這正是大模型產業應用非常渴求的資源，可以為深圳吸引更多大模型技術型公司。

創新驅動經濟增長

早在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就提出，我國傳統發展動力不斷減弱，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必須依靠創新驅動打造發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并將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國家的優先戰略。

也可以理解為，我國要從勞動力、資本、資源等要素驅動增長模式邁向創新驅動增長模式，即：以新技術、新產品、新商業模式和組織形式等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創造更高價值。

北上深作為我國的創新高地，觀其經濟增勢，亦可得見創新之于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

時代周報制圖 數據各市統計局

時代周報記者梳理今年前三季度一線城市GDP及其增速發現，北上深三地呈現“穩中有進”的良好態勢，增速跑贏全國平均水平。從原因看，三地增長的一大核心動力即是創新驅動，如上海的三大先導產業，北京的高技術產業，深圳的新能源汽車和通用設備制造。

進一步將時間拉長至過去5年，把觀察范圍縮小至更能代表產業創新強度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及其增速，可見產業創新之于經濟增長的強大驅動力。

從下圖可見，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常年居于一線城市之首。而且計算發現，過去五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7.2%，同樣居一線城市之首。

受訪者供圖 數據各市統計局

再者，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值高達42.3%，顯著超越其他一線城市。其對深圳GDP增速的支撐顯而易見。

回到全國層面，現階段及未來，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成為我國主動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抓手之一。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近期發布的“十五五”規劃建議，對其重視程度更上一層樓，提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在這背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專利轉化率偏低，大量科研成果束之高閣。

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王明遠認為，從大國競爭來看，相較于科研成果產出能力，技術擴散和產業轉化能力更能決定勝負。比如，英國、加拿大（28位諾貝爾獎得主）、澳大利亞等都是高科學創造力國家，但是產業組織能力相對弱很多（后兩者有資源依賴癥），在產業競爭上就落伍很多，而日韓都相對是低科學創造力，高產業轉化力水平國家，反而在產業競爭上有優勢。

根據公開資料，在專利轉化率上，中國目前大致在39%左右，而美國、歐盟在60%左右，日本在51%左右，中國的商用轉化率低主要是公立高校和科研單位的超低轉化率導致的，它們的轉化率分別約為11%和4%。而企業專利轉化率去年已經達到53%，基本接近發達國家轉化率水平。

陳憲認為，就上述問題，一個重要解決路徑，即是構建一個能夠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無縫銜接、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

傳統創新鏈模型包含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開發、工程化及產業化環節。但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是，科技型企業開始將應用基礎研究嵌入創新鏈，“應用基礎研究兼具科學問題和市場需求導向，填補了純科學研究與市場應用之間的空白，有助于跨越技術到生產的‘死亡之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