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達利歐（Ray Dalio），這回正式從橋水卸任了。

當地時間7月31日，一封“致投資者信”登上了所有財經媒體的頭條，作者是橋水基金創始人、“對沖基金教父”瑞·達利歐。他在信中對橋水基金的投資者們表示，自己將出售了他所持有的橋水基金剩余股份，買方為文萊主權基金。同時，他也將辭去董事會成員的職務。

以這封信為終點，達利歐長達50年的橋水基金職業生涯，正式畫上了句號。而圍繞橋水長達數年的領導權與所有權交接終于落下帷幕。

不過，達利歐并沒有任何傷感。就像50年前他之所以創建橋水基金，是因為在前司跟老板發生爭執，揮拳打了對方的臉，還在年會上請來脫衣舞演員當眾表演，結果因為恣意妄為而被辭退——這種天生反骨的人不愿受規則束縛，但卻是創業的天選之子。

在告別信成為新聞后，他在個人社交媒體樂觀且自信地告訴所有人：“我感受到的興奮，因為我能看到橋水基金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依然大步向前，甚至比有我在的時候更好，我喜歡這一切。”

漫長的交接

毋庸置疑，達利歐就是當代金融史的一部分。

自1975年成立橋水以來，達利歐一路帶領它從一家為期貨市場提供咨詢服務、需要親自撰寫《橋水每日觀察》來招攬客戶的小工作室，成為全球資產管理規模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截至2024年底，橋水的基金管理規模達到921億美元，巔峰時期的規模差不多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1980年代的達利歐，橋水官網）

可以說，達利歐定義了對沖基金——而在大多數人的世界觀里，這樣的人是很難和“退休”聯系起來的，他的思考本身就是價值。事實上，到今天為止，達利歐也確實沒有表現出“疲態”。自2017年卸任橋水CEO之后，達利歐積極投身醫療健康產業，同時也專注寫作，前后出版了《原則》《債務危機》《變化中的世界秩序》《國家為什么會破產》等多本著作。

至少從年齡來看，達利歐今年76歲，比喬治·索羅斯和巴菲特分別小19歲零4歲和19歲零8個月。還有大把時間，允許他繼續兌現自己的智慧。

為什么會選擇“提前離場”呢？在發表在個人社媒的告別信上，達利歐說，因為他相信“年輕”。

他說：“橋水基金最初由一位26歲的年輕人創立并運營，而現在，管理它的大多是比他（達利歐）年輕25到50歲的人，他們也以同樣優美的方式經歷著自己的生命周期。我看到這些至關重要的人繼續推動橋水基金的現代化，他們既遵循50年前那些將橋水基金從無到有的高效原則，也遵循了下一代人發展起來的新傳統……我喜歡這種感覺，因為我現在可以自由地專注于我喜歡做的令人興奮和充實的事情。”

事實上，早在十多年前便開始籌謀橋水的傳承問題，提出一個“十年接班”計劃。他在2017年已經辭去首席執行官職務，并于2022年將橋水基金的控制權移交給新一代繼任者。但從卸任CEO到徹底交棒的這段時間，橋水歷經多位CEO執掌，最終才定下了今天的局面。橋水的體量大，又長期以達利歐個人風格鮮明的管理哲學為核心，要完成權力移交，難度可想而知。可見，無論企業和機構有多成功，要順利傳承下去，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卸任之后，與達利歐共事35年和25年的聯合首席投資官鮑勃·普林斯（Bob Prince）和格雷格·詹森(Greg Jensen)負責投資部分；聯合首席執行官尼爾·巴爾·迪恩（Nir Bar Dea）和馬克·本托里尼(Mark Bertolini)，負責業務部分。

這個組織領導框架搭建起來可頗費了一番周章。

2017年，在卸任CEO之后，達利歐一度宣布兩位聯席CEO接下橋水的指揮棒，但未能如愿。其中一位于2019年離職，另一位也在2022年1月辭職。2022年，達利歐繼續將所有投票權轉讓給董事會，并辭去了橋水基金三位聯席首席投資官之一的職務。2022年1月，2015年加入橋水的尼爾·巴爾·迪恩與馬克·本托里尼一起出任聯席CEO。在達利歐卸任4個月之后，37歲的凱倫·卡尼奧爾-坦布爾（Karen Karniol-Tambour）被任命為三大聯席首席投資官之一。卡尼奧爾-坦布爾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后就加入了橋水基金，31歲時就成為橋水基金最年輕的研究主管。這次任命使得這位以色列女性與鮑勃·普林斯和格雷格·詹森一起作為正式合伙人領導投資委員會，補齊了達利歐“繼任計劃”的最后一環。

漫長的權力交接過程中，繼任者對達利歐恐怕都頗有微詞。盡管達利歐已相繼卸下首席執行官、聯席投資主管和董事會主席等職務并持續減持股份，但他依然積極參與公司事務，“定期提出要求和表達不滿”。哪怕在2022年轉讓控制權后，達利歐仍然是這家當時價值1500億美元的私募股權基金的重要股東。

事實上，外界對達利歐和神秘的橋水也不乏質疑之聲。最典型如2023年，《紐約時報》在一篇題為《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到底是如何賺錢的？》文章里公開質疑橋水的投資策略，稱其并非像宣揚的那樣基于自動化系統、人工智能或所謂的一套規則，而是全憑創始人達利歐一人的直覺，以及他與世界多國高層建立起的關系網。該文節選自詳細描寫橋水的《基金》一書。

達利歐和橋水隨即把矛頭扔回《紐約時報》。達利歐在領英的一篇帖子中表示，這本書“不過是那種聳人聽聞、失實的小報書籍，目的就是為了向喜歡八卦的人推銷。這本書唯一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關于我和橋水基金的。”橋水官方也在聲明中強調，1200多名員工中，三分之一的人已在公司工作了十年或更長時間，近70%的客戶在該公司的投資時間也幾乎至少有十年。雙方各執一詞，外人很難辨別事實究竟如何，只能說，這本書表露了人們長久以來對這家公司隱隱約約的懷疑。

這也使得橋水的交接和轉型具備標桿意義。長期以來，橋水以其宏觀經濟投資策略和“徹底透明”的內部文化而聞名，當下則面臨在新領導架構下保持其身份和業績的挑戰。特別是在整個對沖基金行業經歷變革的時期，基金公司都在應對變化的經濟環境和投資者預期。

橋水現任CEO尼爾·巴爾·迪恩曾表示，自達利歐退出以來，基金正經歷“換心換腦”的深度重構，旨在提升績效并擺脫創始人過度干預的傳統，強調用AI等工具驅動未來運作。

作為后達利歐時代改革措施的一部分，近年來，橋水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不斷下降，從2019年底的1680億美元降至2024年底的921億美元。部分原因是，橋水限制了旗艦產品Pure Alpha的規模以提高業績。橋水基金的主要基金在2025年上半年實現了不錯的收益，Pure Alpha在2025年上半年的回報率為17%，2024年這一數字為11.3%。

當然，放權后的這幾年達利歐也沒閑著。在2022年將橋水控制權交接給運營董事會后，達利歐開始專注打理自己的家族辦公室，計劃進入中東市場。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很長時間里，達利歐都堪稱勤奮的媒體評論員。寫書、寫文章、上訪談節目、社交媒體發帖，關稅問題、債務危機、黃金、AI應用……重大的時政、經濟和商業熱點，達利歐都沒落下。

不僅如此，和巴菲特、芒格這類投資大師所不同的是，達利歐極其善于國際交往，是許多國家政策制定者的宏觀經濟顧問。甚至可以這么說，投資正是兌現了他對宏觀經濟的理解。研究過中國各朝代歷史、甚至學過馬克思主義的他，也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

1984年，35歲的達利歐第一次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客人的身份踏進北京，那時中國尚無資本市場，他就在酒店房間里給籌建交易所的年輕人介紹世界金融，講怎么做清算、怎么定價。此后，他幾乎每隔幾年就會在中國留下一段足跡：他曾與設計創建中國證券監管機構的年輕人交流討論，甚至捐了一筆錢；也曾短暫注冊“橋水中國合作伙伴”；1995年，達利歐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更好了解中國，甚至將自11歲的兒子麥修送到北京學習一年。

近十余年，達利歐從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進一步變成身體力行看多中國的投資者。2011年，橋水在北京設立代表處；2016年在上海成立外商獨資子公司；2018年備案首只私募基金，疫情期間，橋水海外中國基金規模逆勢增至200億元人民幣。

密切關注和投資中國，和達利歐的投資策略相關——中國與國際市場的關聯性相對較低，是重要的分散化投資來源。他看好中國的長期基本面與資產價值，呼吁全球投資組合配置中國資產，并反復強調美中系統性不平衡問題，倡導結構性再平衡。2020年10月，達利歐在參加外灘金融峰會時表示，人民幣未來將取代美元。

2022年接受《財經》專訪時又說：“我長期看好中國，因為我預計中國的財富創造將繼續超過大多數國家，而全球在中國市場的投資不足，中國資產相對便宜”。2023年以來，他在多個場合提到：“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時期，與1930–1945年間最為相似……中國在這一大周期中扮演關鍵角色。”

自稱是“中國通”的達利歐在中國也享有巨大人氣。《原則》在中國不僅是暢銷書，更是一本被互聯網和金融圈以及自媒體反復拆解的當代管理“圣經”。出版上市當年，《原則》就登上開卷經管榜、亞馬遜紙質暢銷榜、Kindle付費新書榜三料冠軍。

在橋水中國的官網首頁，寫著這樣一段來自達利歐的留言：自一九八四年起，中國就成為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些年來，我的經歷讓我對中國與中國人民的熱愛和敬意日益加深。有幸能為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貢獻我們的綿薄之力，并且能夠在中國市場投資，于我而言可謂夢想成真。”

如今從橋水徹底卸任之后，達利歐終于有更多時間關注中國，縱論時事了。祝福這位“中國通”的下半場，比橋水時期更加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