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由于多個國家的高校縮減文科專業，一種關于“文科衰落”的論調在世界范圍內興起。

此處的文科，大致等同于人文學科和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專業，在近代早期也被叫作文化科學、人文科學等，是法學、政治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學科在近代史上的知識源頭。其研究范疇包括人類創造的社會、文化、歷史，與物理學等科學所探索的自然之物有著根本的不同。為了塑造自身的科學性，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展開了一場又一場效仿自然科學的運動，有發展，也有受挫，更多的是受挫。從知識的接受角度來講，通過理解人的意義、文化和感受而形成的人文知識，也在失去曾經的吸引力。

在歷史上，有那么一本書，自它面世后，“人文世界”與“自然科學世界”的邊界及爭議也就同時形成了。這就是《新科學》。

1725年，意大利人維柯（Giambattista Vico）出版了他的《關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學的原則，由此發現民族自然法另一體系的原理》，這是《新科學》的初版，1744年第三版定名為《關于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學原理》。在維柯所處的18世紀，啟蒙思想在歐洲取得了絕對意義上的地位，只有可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才是科學，至于研究人和人類社會的零散知識，則被認為僅是觀點、意見。作為啟蒙思想的批評者，他批評了笛卡爾的理性主義，主張從歷史源頭重構知識。這種知識既不是可以用數學、演繹描述的，也不是純粹個體的、不可知的。

過去300年間，《新科學》經歷了多次重版、修訂、翻譯。但是怪異而晦澀的寫作風格限制了它的傳播——“甚至意大利人都很難讀下去”。在國內，朱光潛先生早在《西方美學史》一書中就專章評述過維柯，并在耄耋之年翻譯《新科學》。朱先生認為維柯是“美學真正奠基人”，《新科學》也主要是在美學上得到闡釋。在《新科學》初版300年之際，我們策劃專題“當人文知識受挫時——維柯《新科學》初版300年”，在一般意義上理解《新科學》，并討論它的當下性。（導語/羅東）

下文是學者范昀重讀維柯《新科學》后的思考。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11日專題《當人文知識受挫時——維柯<新科學>初版300年》的B02版。

本期專題已推送文章鏈接：

撰文丨范昀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哲學家、語言學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作品有《新科學》《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他的寫作是一種應對

1744年1月20日，備受病痛與貧困煎熬的哲學家維柯在那不勒斯溘然長逝。六個月后，其一改再改的《新科學》第三版得以問世。并不熟悉維柯的當代讀者很可能對作品標題采取“望文生義”的理解，以為是一部頗為“現代”的論著。然而細讀之下，他們定會發現這部作品既不“新”，也不“科學”。它不新，其所討論的內容涉及古希臘羅馬，甚至更為早期的人類歷史；它也并不科學，其中不僅摻雜了大量有關宗教、神話以及風尚的討論，而且其文風枝蔓，繁復而缺乏推理，與其時代的幾何學精神格格不入。

《新科學》1744年版（意大利語）插圖。

維柯生活在一個“激進啟蒙”同時也是充滿“思想危機”時代。歐洲在科學領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得益于思想層面的重大變革，培根與笛卡爾等哲學家引入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改變了傳統的自然觀念（“自然的數字化”），也改變了人們對倫理、法律以及政治世界的認知（“倫理科學”與“政治科學”得以誕生）。數學模式日益改變人們的認知方式，并成為衡量真知與社會實踐的標準，在笛卡爾等人看來，諸如語文學、修辭學、歷史學這類缺乏清晰特質的人文學問都應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這場變革還塑造了一代新人，他們開始認為自己發現的東西比它繼承的東西更重要，科學理性比人文傳統更重要。當代英國哲學家歐克肖特指出，17世紀以來這樣的人的數字在穩步增長，他們的“心智沒有大氣層，沒有季節和溫度的變化；他的理智過程盡可能與外部影響相隔絕，在真空中進行”。

維柯的寫作可被視為一種應對。這一應對，既是對時代危機的回應，也是其基于民族尊嚴對人文主義的捍衛（作為意大利學者對北方思想的回應）。

《維柯的哲學》

作者：[意]克羅齊

譯者：陶秀璈 王立志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09年6月

維柯一輩子生活艱辛，疾病纏身，事業上坎坷重重，其作品在同時代應者寥寥，其后世影響亦不瘟不火。但正如其同胞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所言，《新科學》“自始至終都是天意的作品，它的巨大用處不能以凡間的渺小尺度來衡量”。在今天看來，維柯通過對古代世界詩性智慧的發掘，實質是對人文知識的發現，這種知識始終是對人類最深層需要的回應，并不會因時過境遷而喪失價值。

人文知識的不可替代性

維柯的貢獻首先在于，他闡明并強調了人文知識的不可替代性。在古代世界中人文知識與科學知識存在交叉聯系，并不彼此隔絕，是近代科學知識觀念的擴張迫使維柯聚焦于人文知識的特質，致力于筑建人文知識的安全圍欄。在他看來，人文知識可以是一種不那么精確的，甚至充滿情感色彩的知識，其與科學知識只存在類別之差，發展的先后之別，而無質量的高下之分。神話、史詩、宗教絕非可以隨意打發的迷信，而是具有內在洞見的智慧。其所包含的對人類動機、經驗、情感等的理解，是自然科學所無法穿透和替代的知識。

以賽亞·伯林在讀完維柯的著作后，就指出其對人類的知識所作出的分類具有卓越的獨創性：一類知識是對一種感情、一個手勢、一件藝術品、一個人的性格的理解；對于貧窮、嫉妒、陷入愛河、皈依宗教、背叛、經營銀行、參與革命、流放國外的理解；而另一類知識則是對諸如一棵樹比另一棵樹高，如何拼寫單詞、如何拉小提琴、如何上火星、何為虛數、是什么阻止我們超越光速的理解。二者雖然都是理解，但意義完全不同。

《啟蒙的三個批評者：維柯、哈曼與赫爾德》

作者：[英] 以賽亞·伯林

譯者：馬寅卯 鄭想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4年11月

當然，伯林對人文知識的強調主要體現在個體層面，這還不是維柯思考的重點。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所言，維柯深入研究的主要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而不是作為個體的人”。

維柯更看重的是基于非個體，建立在歷史與習俗基礎上的人文知識。這種存在于經年累月歷史實踐中所傳承下來的智慧，雖難以得到清晰的表達與言說，卻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可忽視的“社會知識”（羅杰·斯克魯頓語）。它具有集體性與社會性，并通過反復實踐得以延續，無法用一個公式或計劃來進行概括。在對“詩與哲學之爭”這一古老命題的回應中，維柯認為希臘人因過度發展哲學思辨忽視詩性智慧而導致城邦秩序的解體，與之相反，羅馬人則由于尊重傳統詩性智慧，捍衛了早期羅馬共和的穩定與榮耀，“他們不是在談論中學習，而是在公共事務的直接經驗中學習。”差不多早于柏克近一個世紀，維柯便道出了這種“反思之上的智慧”的重要性。他也通過論證歷史是“一部神意在沒有人類認識或意圖，而且往往是違反人類計謀的情況之下，頒布給人類這個偉大城邦的一些秩序的歷史”，觸及了保守主義修辭中反復提及的“悖謬命題”。

人文知識的整體性

維柯將人文知識視為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并突出其對于社會現實的重要意義。維柯并不受同時代興起的分析思維影響，不僅實現了哲學與語文學的聯結，提高了史學的地位，而且還以詩性智慧作為主線，對倫理學、物理學、地理學、邏輯學、經濟學、法學以及政治學進行了統攝與貫通，凸顯了作為整體的人文知識的實踐價值。《新科學》看似是一部美學作品（克羅齊稱“維柯的真正的新科學就是美學”，在漢語學界，對維柯關注最多的亦是美學領域），但維柯對美學的理解遠遠超越（甚至反對）該學科創建者鮑姆加登對其所賦予的內涵。《新科學》與其說探討的是純粹的美學問題（如“形象思維”），不如說是關注審美感知（或稱詩性思維）對于倫理關系的奠定，社會風尚的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維系所具有的價值。這種人文知識，不僅不是一種無用的知識，也不是某種單一的學科知識，而是一種涉及民族生活的歷史發展。

《新科學》

作者：[意] 維柯

譯者：朱光潛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年12月

此外，維柯還確立了致知人文知識的獨特路徑，其強調在追求知識過程中克服自我偏見與培育想象的重要性。他觀察到：“只要人們對于遙遠的、未知的事物不能形成任何觀念，那么他們就根據熟悉的、近旁的東西來判斷它們。”人類普遍存在“虛驕”之心，習慣以一己尺度去評判他人與過去的世界，這種偏見必然導致認識上的偏誤。

維柯對虛驕的克服，并不意味著其主張放棄立場而走向價值中立。“為了正確認識人，我們沒有必要放棄自己為人的身份。”維柯想必會贊同英國作家切斯特頓的這一看法，并試圖通過培養進入歷史的想象來形塑一種既能克服虛驕之氣，又能不失人性關懷的立場。“我曾不得不從我們現代文明人的經過精煉的自然本性下降到遠古那些野蠻人的粗野本性，這種野蠻人的本性是我們簡直無法想象的，而且只有費大力才可以懂得。”

讓·魯什人類學紀錄片《積少成多》（Petit à petit，1970）。

唯有通過歷史主義的同情想象，當代人才能理解過去神話、詩歌、語言、禮儀等事物，進入初民的精神世界。美國學者歐文·白璧德稱這是一種偏重“敬畏”（awe）而非滿足于“驚奇”（wonder）的想象力，后者“日益遠離事物具有的一致性因素，逐漸被引向多樣性的因素”。當代審美教育對“詩性正義”或“釋放想象”的強調，常常偏重后一種想象，對前一種想象缺乏重視，正是通過歷史想象所造就的敬畏，人們才獲得認知上的謙遜與審慎。

維柯的孤獨和他的力量

不可否認，維柯在為人文主義背水一戰的過程中，在客觀上制造了人文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對立，并不自覺地成為C.P.斯諾意義上“兩種文化”之爭的始作俑者。這種爭論在18世紀之前幾乎沒有可能，也毫無意義，兩種文化之間所出現的裂痕，至今不見有任何彌合的跡象，這對于人類的文化的健康發展而言并無益處。這一分裂也有悖于維柯的初衷，他并不是一位沉溺于昨日世界的懷舊者。馬克·里拉通過對其學術生涯的考察指出，維柯并不排斥科學方法，反倒積極借助現代思想來支撐自己的神學與政治觀點（晚期維柯開始采納原則、公理、推論這種典型的科學術語，并用了圖表等“幾何特點”的言說方式），最終建構了一種帶有科學特質的人文主義。這種科學上的反現代要比任何傳統上的反現代，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通過維柯，我們不難獲得這樣的啟示：人文知識的內在性、歷時性以及整體性特質，是屬于人類世界最為獨特的，同時也是對人類生活而言最為根本的知識，其重要性不會因時代變遷而遭到削弱，只要人類心靈和社會文化的問題依然存在，人文知識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劇照。

因此，真正構成今日人文主義危機的，恐怕還不是大學裁撤文科專業，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人類智慧這類社會新聞或文化現象，而是人類不再發自內心地重視人文知識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不再有耐心面對那些難以被數字化了的柔性知識形態：在貌似欣欣向榮的學科發展的過程中，人文學者主動放棄了對人文知識的悉心守護，迫不及待地迎合時代對知識專業化與實用化需求，對自己身上的虛驕之氣與歷史冷漠毫不在意；在看似熱鬧非凡的文藝實踐中，藝術家與作家日漸喪失了對更高體驗與智慧的追求，滿足于抽象的反叛觀念與文化政治；而作為普通公眾，身處海量信息與圖像的洪流中，更是無暇顧及另一類知識的存在。為此，我們需要重視人文知識的價值，更需要竭盡全力去捍衛對其有益的人文教育。

1817年版《新科學》（意大利語）內頁的維柯畫像。

當年完成《新科學》后，維柯曾寫下如下感言：“我感謝自己在這個主題的沉思中度過這整整25年，這些年是在逆境中度過的，我時常從那些嘗試過新的重大發現的偉大思想家們的令人不快的事例中獲取力量。”的確，當年的維柯是孤獨的，這種孤獨是其在巴黎或愛丁堡的同儕所無法想象的，“他在荒野上吶喊，無人回應”。但在另一種意義上，維柯并不孤獨，他始終與塔西佗、培根等古代思想家隔空對話。如今，就如當年那些對維柯給予支持的偉大作品一樣，《新科學》也將激勵三百年后同樣孤軍奮戰的人文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