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晚至11日凌晨,從廣汽、一汽、東風,到吉利、長安、比亞迪、奇瑞、長城……中國主流車企如同“接力發聲”,宣布將對供應商統一實施60天內的付款周期。

一時間,評論區沸騰,媒體刷屏,業內拍手叫好。緊接著,像小鵬、蔚來、小米、理想等一眾新勢力車企也紛紛來“接龍”,承諾緊抓這個“60天賬期”舉措。


但行業內的人懂的都懂——這場“主動表態”的背后,是國家重錘落地的結果。
《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6月1日起正式施行,疊加工信部近期連續發聲反對價格戰、治理行業“無序競爭”,整個汽車圈的游戲規則,開始松動。

然而,一紙承諾,離解決問題還有多遠?

收貨是三方庫計算還是入廠計算? 賬期是收貨計算還是開票計算? 當月開票還是次月開票? 開票月是否計入賬期? 支付方式是現匯還是承兌匯票? 承兌匯票是銀行承兌還是商業承兌? 承兌匯票的期限與賬期期限是什么關系? 60天賬期生效日期是什么時候? 歷史上超過60天賬期的應付款是否一次結清?......
正如隨后有業內人士繼續追問的那樣,車企賬期承諾的背后,是一整套極其復雜、彼此掣肘的供應鏈結算邏輯。
每一個節點、每一項名義上“標準化”的流程,都可能成為延遲付款的“緩沖區”或“灰色帶”。雖然政策的口徑已定,但執行的細節仍然模糊,現實的落地面臨重重挑戰。

不過就在今天中午,上汽集團宣布“加碼”,明確表示不會采用商業承兌匯票。這無疑給行業起了個好頭。
接下來,我們就從“賬期承諾如何落地”個核心問題出發,嘗試逐層剖析這場改革能走多遠、還缺什么。

(1)“明規則”之后,誰來清“潛規則”?
相比“承諾60天賬期”這樣看得見的姿態,供應商更關注的,實際上是付款背后的結算節點和支付方式是否同步規范。
目前,最普遍的變通方式之一,就是“賬期起點混淆”:賬期到底從“收貨日”開始計算,還是“驗收通過日”?抑或是“發票開具日”?甚至“合同結算生效日”?這些差異足以拉長數十天的付款周期。
還有一種常見操作是“延遲開票”+“貼現付款”的組合打法。
供應商明面上拿到了60天的賬期,但因主機廠拖延開發票,實際賬期被拉長到90天以上——若再加上一張180天的商票,那“60天賬期”便成了空談。

好比據鋼鐵協會投訴,有主機廠要求鋼企汽車板降價10%,還要求“0天賬期+180天供應鏈金融”;供應商拿到票據再貼現,來回一年,才真正到賬。而博世甚至也被迫將賬期從60天延長至120天。
因此,當上汽集團在6月11日中午明確承諾“不使用商業承兌匯票”時,業內才真正松了一口氣。這不僅是對“支付手段”灰區的一次清理,更是對“執行透明化”的有力示范。
但問題是,上汽是一家,更多車企是否愿意也這樣“亮明底牌”?這才是決定行業風氣能否真正扭轉的關鍵。

相比之下,歐美傳統車企對于賬期制度的管理,顯得更加透明與克制。
根據供應商反饋,一些全球知名企業如寶馬,其付款周期甚至縮短至30-45天,且從未出現延遲。
“不靠壓賬期壓出利潤,而是靠體系效率和戰略協作贏得供應商信賴”,這句來自一位跨國車企的內部表態,正是中國車企當下最稀缺的“信任資產”。
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豐田2024年的應付賬款周轉天數為54.8天,福特為56.9天,通用為64.1天;而中國主流車企中,不乏超過170天的情況,部分新勢力甚至飆升至270天以上。

某種程度上,“賬期越長,品牌越新”的行業現象也說明了一件事:部分自主品牌在快速增長背后,是以供應鏈的流動性為代價換來的爆發式擴張。
也正因為此,一些在華份額不斷下滑的合資車企,反而成了供應商眼中的“賬期優等生”,在國內競爭白熱化的當下仍能維持穩定合作網絡。

像上汽通用總經理盧曉此前就曾表示,“公司的賬期是40-60天,過去28年從未改變。”這背后不僅是企業理念不同,更是信用機制、法律環境與行業慣性的差距。
(2)一級賬期承諾,二三級供應商依然“被遺忘”
如果說壓一級零部件是“明壓”,那么二三級供應商的處境,就是“沉默的壓迫”。
當前大多數車企的賬期承諾,僅僅適用于直接采購的零部件一級供應商,而對于廣告、公關、媒體、咨詢、活動公司等二三級供應商,并未給出任何保障。
這些服務型供應商往往身處合同鏈條的最末端,不在車企直采體系之內,賬期管理無明確約束,一紙合作協議便可能陷入“長期拖付”,且無發聲渠道。

尤其對于內容創作、公關傳播、活動執行等行業,“墊資+墊人+無擔保”已成常態。
這部分企業是汽車產業鏈文化、創意、傳播價值的重要支撐,卻在賬期體系中被徹底忽視,正成為改革的“盲點”。
從政策角度看,《條例》中雖已設立60天付款上限,也提出不得強迫接受商業匯票、必須明確起算點、構建受理處置機制等,但仍需落到實際操作中,尤其是延伸監管責任鏈條,實現對全產業鏈賬期的全面約束與披露機制建設。
而今60天賬期改革啟動,若不能同步推動“服務鏈條的支付制度改善”,就意味著這個生態鏈上的一部分人仍將繼續被邊緣化。
除了60天賬期,更有業內人士指出,“供應商最低中標價”也是時候要進行改革。

事實上,如今汽車行業活動、公關、內容傳播類服務已陷入“報價不斷壓低、回款持續拉長、執行不斷加碼”的怪圈,這不僅傷害了服務企業的生存能力,也逐漸侵蝕整個生態鏈的專業能力與創新動力。
這也是為什么,行業呼吁不僅要限制賬期“下限”,也該為項目采購“價格底線”劃出紅線。
服務類供應商不是“補貼型乙方”,他們提供的是品牌價值、用戶溝通與行業影響力,這些不可量化的資產,一旦被過度壓價與壓期,最終只會反噬主機廠自身的品牌系統。

因此,在完善賬期機制的同時,行業監管也應考慮引入對項目采購流程的全面評估,諸如設置合理的服務采購參考價、建立服務商信用管理與賬期履約記錄、強化主機廠、代理商、執行方三方責任共擔機制等舉措,來進一步改變行業的底層生態。
(3)功夫拍案
賬期承諾不能成為一場“形式主義的集體聲明”,更不能是又一次用“表達立場”來暫時平息輿情的手段。
真正的改革,從來不只看態度,更看動作。
接下來,該看的不是誰發了聲明,而是誰真的開始按60天付款;不是誰喊得響,而是誰能從制度、流程、支付方式上,徹底對“舊賬期思維”說再見。
真正的行業進化,從來不是靠喊出來的,而是靠一張張如期到賬的匯款單、一條條被清掉的賬齡,慢慢筑起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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