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華人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于近日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歲。

圖 | 央視新聞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于中國上海。
1943年起,李政道先后就讀于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的物理系。1950年,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后,他先后在芝加哥葉凱士天文臺、加利福尼亞大學物理學系工作。
李政道長期從事物理方面研究,在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核物理、統計力學、流體力學、天體物理等領域做出成果。

1946年,在云南昆明求學的李政道。圖 | 央視新聞
1956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合作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徹底改變了世人對對稱性的認識,為人類探索微觀世界的道路上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促進了物理學的發展,為此共同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華人首獲這一世界最高科學榮譽,極大地提振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鑒于李政道在相當廣泛的科學領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和做出的巨大貢獻,李政道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意大利國家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首批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李政道始終心系祖國的科學教育事業。自1972年起,多次回國講學、建言獻策,改革開放以后更是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科學教育事業進步,為中國科學教育戰略布局、高能物理前沿探索、高水平人才培養和國際交流與合作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他還倡導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和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為推動我國基礎研究和提升我國原始創新能力發揮了引領帶動作用。
今天,我們分享一篇文章——西南聯大研究學者張曼菱對李政道的采訪,緬懷李政道先生。
文 | 張曼菱???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商務印書館2024年7月出版),原標題為《李政道:流光容易把人拋》,原文有刪減。
01.流光容易把人拋
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蔣捷《一剪梅·舟過吳江》
2000年8月,我在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采訪李政道先生。李政道說,因為喜歡這兩句詞,特意請吳冠中先生畫下來:“這張畫要表示很復雜也很簡單的意思。我請他畫出時間的觀念。中國的畫,每一筆都有先后,每一筆都可以把它的先后找出來。”
那幅畫用線條構成“時間”理念,紅與綠的色塊表示櫻桃、芭蕉在時光里的模糊映象。
李政道說:“這兩句詞跟現在的白話一樣——所以,我們的文化隔了一千年,還是一樣新。”
他和我討論起“流光”:“我們把時間叫‘光陰’,為什么光陰是時間?因為沒有變就沒有時間的觀念。光陰有光跟陰,光陰是要有變化的,變化就是時間……流光就是光陰在流淌。”
我請他題詞,發現他有一張特別的辦公桌。一旁的沈克琦先生說,這是李政道夫人秦惠?女士根據他的工作習慣設計的。

1972年10月1日,美籍中國物理學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參加北京頤和園的國慶游園聯歡會。圖 | 新華社資料片
不久,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李政道手捧骨灰盒,將夫人安葬在蘇州李家墓園。
此行歸國,他在京五天,來往于跨度如此大的時空,但是那天在他面上看不出悲歡之色,一如禪者般充滿定慧。他身著丁香色襯衣,感覺很年輕。
“流光容易把人拋”,此種心境,既有逝者如斯的感嘆,又有舉重若輕的灑脫。這是中華文化里最常見的人生態度,一種令我熟悉的氣質。
中國文人有一個比擬:光陰如“白駒過隙”。那是無聲無形的一匹白馬,或者說很多匹白馬,從那縫隙間穿越,奔跑不見了,所以“去日不可追”。
有一個人的“流光”,還有一個國家的“流光”。中國文化表達出的深摯與曠達,包含“天下”“千秋”的宏大理想,和故土、鄉愁的細膩情懷。

李政道。圖 | 新華社資料片
知道我從昆明來,李政道說:“我回去過一次,是1979年,還到聯大的那個校址去看了,那個時候還保存了餐廳的一部分和一所房子。”
回憶在昆明的生活,茶館讓他記憶猶新:“茶館也是很特殊的,也表示昆明是民風好的地方。……這樣養成了一個學風,可以說是‘茶館學風’。這更像人們日常講到的19世紀巴黎的咖啡館,當時很多文學家、藝術家在巴黎的咖啡館。昆明茶館的這個風氣,我在中國別的地方沒有看見過,我覺得對當時的學生鼓勵是很大的,可以說這是昆明人民支持的。
02. 一個是要“精”,一個是要“普”
我們去的那天,李博士正和人們一起布置在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辦公室。他告訴我們,剛剛搬過來。
趁攝像師去察看房間、布光,我將采訪提綱遞給李政道過目。他拿起鉛筆,一面看,一面劃,然后遞給我說:“前面兩個問題沒有必要,否則你的時間會不夠的。”
這種隨手圈閱、諄諄囑咐的態度,使我感到他很像我的指導老師、學長。
談到西南聯大的教育宗旨,他一語道破:“它是以培養人為中心的。每一個都要創新,要創新是比較特殊的,要跟那個人的性格匹配起來。啟發作用是有的,培養作用更有,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個模子出來的,而出來的結果他們也并不能預料,我也不能預料。就像一顆新的種子,他們很注意要培養得好。這樣的注意,這樣的培養精神,我覺得聯大是非常可貴的。”

1980年1月15日,中國科學院主辦的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在從化舉行。李政道教授(右二)同參加討論會的中國研究生親切交談。圖 | 新華社記者楊武敏 攝
類似看法,陳省身也對我談過。他說不要給學生劃定方問:“開放式教育很要緊。西南聯大一向不教學生該怎么想,而是讓他們自己發展。因為許多人共同地合作、討論,他們自然而然就走上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這都是資深人士對教育的真知灼見,一派“回家”的關切。
李政道很了解中國高校這些年的情況,他認為這個人口大國必須做普及的工作:“中國這么大,它面臨的問題,一個是要‘精’,一個是要‘普’。這兩個都要。因為中國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中國的普遍教育的問題,是全世界人民都要面向的,中國面向的同樣是一個不簡單的問題。我覺得國家對這方面很注意。‘科教興國’,科當然是科學,‘教’就是教育,國家非常注重。我覺得中國現在辦教育的方向是很對的,布局也不錯。普及的教育當然應該做得更廣一點。”
但他也擔心,忽略了“精”的精神:“當把每個大學都擴大,就必須考慮到怎么使它‘精’。”
03.“要幫助祖國做點事”
“要幫助祖國做點事”的信念,李政道一直是很堅定的。
陪同我去采訪的沈克琦先生,那天重點介紹了李政道的CUSPEA工程。
1979年,李政道創立了“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簡稱 CUSPEA),由美國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培養中國留學生,學成后回國效力。
李政道先是通過老同學朱光亞,將一份《參觀復旦大學后的一些感想》轉給周總理,然后報給毛主席。他提醒了中國最高層領導一個有關民族、國家生存的關注點:
應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和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因為基礎科學人員的培養,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時期的、連續性的培養,另外基礎科學人員發揮效力的最高峰,往往是在年紀相當輕的時候,大約20-30歲之間。
在行動之前經過一系列的高層鋪墊,顯示出李政道對國情的理解與尊重。
1974年5月24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李政道,在這次見面中,李政道對中國科技的關注與建議,給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
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李政道,并接受了他的這個建議。教育部就把這個建議給了中國科技大學。
當年整個科學界為這個信息感到震動、興奮,這意味著國家開始考慮基礎科研人才的培養問題。

1978年12月27日,中國首批赴美的52名留學人員抵達華盛頓,部分學者到喬治城大學學習。圖 | 新華社資料片
1979年5月17日,李政道提出了關于創設CUSPEA的建議:組織美國著名大學在常規的研究生招收計劃之外,在中國聯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國大學出全額獎學金,學生學成后回國。領導人都十分贊成這個建議。
李政道決定在國內大批選拔學生送往美國留學,他委托北大的沈克琦等負責物理學方面的試卷、考核和舉薦,中國科技大學的李佩先生負責英語考核。
沈克琦曾說:“為了讓教育發生‘斷層’的中國盡快派出留學生,李先生寫了300多封推薦信,都是他與夫人親自寄出的。”
這些信寄往美國多所大學、李政道以自己的名望推薦他們入學。

李政道為CUSPEA題字“薪火相傳”。圖 | 新華每日電訊
沈克琦說:“那些孩子在國外不適應,一點小事就去找李先生。李政道也耐心接待,幫助他們,勉勵他們完成學業。”
柳懷祖在文章中說,CUSPEA計劃“改變了中國一代精英的命運”。通過CUSPEA考試出國的有近干位,后來大都成為國內與國際上活躍的科技骨干。
04. 母土和師恩
“我要回報。”說這話的時候,李政道的聲音不大,溫煦的江蘇口音,凝視人的目光如三春天氣。他把兩手攤開,表示他獲得的很多,應當做的也很多:“我的一個出發點是很簡單的,因為假如當初沒有聯大跟浙大老師們的保護和他們給我的機會,我就沒有現在的成就。所以,每一個年輕人、每一個學生的成就,跟當時可以吸收到的營養、陽光都有關系,人才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我很想把自己的努力也培養轉移到下一代。”
他在聯大的學習像“聚光照射”:“我在西南聯大的時候,雖然說是二年級的學生,不過學校答應我——主要是吳大猷先生跟葉企孫先生,葉企孫先生是我們高等科技中心葉銘漢先生的叔叔,他那時候是管理學院的——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加一點三年級的。這個集中性是很強的,而且有伸縮性。”
由于這種破格的培養,“實際上,我把大學里所有的物理和有關的數學的科目都念了,所以我到美國去就可以進研究院。”
采訪的時候,李政道對我說:“禮拜一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了全球華人物理大會。我們飲水思源,想念吳大猷老師。”沈克琦先生補充說當時李先生在會場親自播放了他制作的吳大猷生平幻燈片。
在暗室里,我看了幻燈片的放映。幻燈片是從吳大猷3歲開始的,末了有一張照片是李政道推著吳大猷的輪椅,師生一起返回中國大陸,他們笑容燦爛。

1992年5月26日,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教授在他的學生李政道教授的陪同下參觀北京天壇公園。圖 | 新華社記者 楊武敏 攝
李政道身上有一種濃厚的人文氣息和強烈的回報心,無論對恩師,還是對祖國。他說,他從自己的成才之路中得到啟示,希望中國建立完善的人才制度。
記得我們攝制組在龍院村拍攝時,一個戴著藍帕頭的農婦問起當年住在她家的一位學人。攝制組告訴她:“現在他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名人!”
農婦鎮定地問道:“那他有沒有給我們中國做過什么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將“感恩”視為人類道德倫理的最高境界之一。而母土和師恩,中國人尤重之。
李政道的價值觀,與這位農婦是一致的,這是中國傳統。
05. 日月山、超導與《宇宙之謎》
采訪結束,李先生起身說:“我帶你們到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稍微看一下。”
我原以為,這是一個關于物理學的高端理論著作展廳,沒想到卻發現了藝術與科學交融的宏大之美。
一本雜志的封面上有一個貌似石雕的東西,上面是很清晰的三個圖形:日、月、山。
我以為是遠古圖騰,或者是象形字。
李政道說:“它不是,它就是日、月、山。……6000年前我們還沒有文字,所以只能猜測。這個日、月、山,它整體配起來是跟人一樣的,象征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這個發源跟天然有關系。而且天然合起來,就跟人的樣子一樣。”
櫥窗里有很多著作,由知名畫家李可染、黃胄等做了封面,將物理學理念與中國式的意象結合在一起。李政道還用了中國古人“格物致知”的理念。
“這個更有意思的是華君武的漫畫,上面寫著“雙結生翅成超導,單行苦奔遇阻力’。下面這個是碳60。他講要兩個電子合起來,才可以變超導。一個電子是有阻力的,兩個電子就笑瞇瞇的,就長了翅膀,所以是雙結生翅就變成超導。他那是藝術家的想象了。”李政道說。
李可染的畫是兩頭牛在對頂,表達了核子對撞可以產生新的能量。還有一幅畫是一個孩子在看超新星,表達了同步輻射的觀念,而最早的超新星是中國宋朝人發現的。
李政道與藝術家們的友誼,滲透了他“天人合一”的中國式理想。他的整個人也滲透了一種沖和精神。他的“融通”是因為萬物都相通,這是道家的思維。
我聽過李先生對科學界的一個大型講座,他把屈原《天問》中對“九天”的闡述和現代科學中對宇宙結構的看法進行比對,認為中國古人對天的分層與現代科學對大氣層的看法有重合之處,并且《天問》引證了天是圓的,地也是圓的。
后來我發現,李政道這種思路是有“師承”的。
近日見到《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刊出馬文飛的《“科學的風味”——物理學家束星北早期詩劇〈宇宙之謎〉出版、創作及影響》。從新發現的材料獲知,束星北生前還鮮為人知地進行過戲劇創作,而且作品獲得出版。
那天在采訪中李政道也提到束星北:“浙大跟聯大,其他大學也有同樣的情況,就是在抗戰的時候,老師對學生的培養所花的精力是很高的。比方說,在浙大的時候,我受到王淦昌先生、束星北先生的培養。我那個時候是大學一年級。他們看見一個優秀的學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養的。”
李政道對自己的成長軌跡有清晰的記憶,他是將浙大的培養視為“發現”,而將聯大的作用定位為“扭轉”的:“聯大對我有深刻的影響,可以說是我一生的扭轉的點,英文講是pivot point……扭轉的意思就是,我在聯大不光接受了教育,而且我通過西南聯大獲得了到美國去的機會。”
06. 曾記“雙子”耀中華
采訪結束時,在陽光明媚的大廳,我冒昧地向李政道提了個問題:“您能談談與楊振寧博士的合作嗎?”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與楊博士的合作已經圓滿結束。”一派和顏悅色。
我如釋重負,這個回答堪慰人心。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左三)、楊振寧(左一)出席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圖 | 央視新聞
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月里,一對雙子星座騰空而起,照亮了世界華人的心,照亮了這個民族的希望。
楊振寧曾經寫道,那時他到一個無名小鎮去,忽然有一群華人舉著旗幟標語來歡迎他。他自思自己與這些小商人并無交集,于是他明白了:這次獲獎,“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
當年讀到這里時,我眼眶發熱,一個細節浸透了這個民族的血淚史。雙星輝煌,國人瞻仰,既是中華的榮耀,也讓西南聯大欣慰。
三年后,李政道在美國接到沈克琦先生寄去的《西南聯大啟示錄》光盤,他復了信。
克琦兄:
謝謝來信及西南聯大的光盤。
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十分杰出的大學。這部紀錄片弘揚母校在抗戰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奮發向上的精神,有著極度深刻的意義。請向編者致意。
順祝
夏安
弟
政道
2003年6月14日
在這一年的5月16日,楊振寧也收到光盤,也給沈克琦寫了信,對《西南聯大啟示錄》表示肯定。
我想,他們終于又會合了。在西南聯大的這所歷史校園中,一切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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