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施星輝

春節以來，DeepSeek橫空出世，改寫了全球AI產業化路線圖，也引發了海外資本對中國科技資產重估熱潮。

為什么杭州在這一輪中國創新中率先勝出？在官媒和自媒體的熱烈討論中，可能因素幾乎窮盡了。很多城市主政者也在思考，在營商環境、雙招雙引等方面，杭州有哪些舉措可以學？

1971年1月11日，美國記者霍夫勒在《每周商業》電子新聞系列文章中首次使用“硅谷”一詞，指代高科技產業正在興起的舊金山灣區一帶。“硅谷”模式一直被世界各地在不同程度地不斷復制與效仿。歷經50年風雨，今天硅谷仍然是美國新興產業的策源地，與新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杭州被譽為“東方硅谷”，當然不是一天建成的。杭州創新的密碼，源于20多年前的“天堂硅谷”戰略，在此過程中也印證了硅谷大佬格雷厄姆的“技術路由器”理論：資本（有錢人）、極客（技術人才）與大學（知識樞紐）實現了化學反應。

一、資本路由器：民營沃土的財富磁極

哈佛大學計算機博士、硅谷大佬保羅.格雷厄姆，作為全球著名創業孵化器Y-Combinator的創始人，長期致力于孵化高科技企業，他對營商環境與產業創新有深刻的洞見。

在《為什么是硅谷》一文中，格雷厄姆把硅谷比作一個技術路由器（technology hub），把兩類人：有錢人（投資者）和極客（技術人才）結合在一起，其他人才如管理人員隨之而來。

在美國城市中，硅谷也是很神奇的存在。比如，佛羅里達的邁阿密，有錢人很多，但幾乎沒有極客；賓夕法尼亞的匹茲堡則相反，極客很多，但是沒有有錢人。

杭州打造“東方硅谷”的第一步，是讓政府錢袋子鼓起來，讓有錢人更愿意來。故事還要追溯到20多年前。

2000年4月-2010年1月，王國平擔任杭州市委書記近十年；在其主導下，杭州先后制定了若干影響深遠的發展戰略，包括：《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擁江發展的“錢塘江時代”、打造數字經濟的“天堂硅谷”等等。這十年，確立了今天杭州的城市格局與發展空間。

2001年，杭州完成了中國城市史上頗具魄力的空間重構：蕭山、余杭撤市設區，主城區面積激增4.5倍，成為長三角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主城區。

其后，杭州也按下了“土地財政”的按鈕。20年來，土地出讓收入常年穩居全國前三，為城市基建和產業基金持續輸血。

實際上，就資源稟賦而言，當時的杭州既無礦產、也缺港口，唯有自然與人文的環境是最大的優勢、最重要的資產。2002年2月，杭州市委九屆全會提出“五項戰略”，包括“工業興市”、“開放帶動”和“環境立市”等內容。2008年的十屆四次全會，升級為“六項戰略”，除了“環境立市”，新增“城市國際化”和“服務業優先”等等。

基于“環境立市”戰略，杭州曾向迪拜學習打造國際化品牌。時任主政者認為，迪拜的成功秘密在于“做環境吸引石油美元”，杭州要做的是，“做環境吸引中國民資”。杭州早期招商模式就有一個理念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杭州一度成為省內外知名民企的新總部。

同時，受益于浙江民營經濟的整體氛圍，省會杭州在吸引有錢人上具有先天的優勢。

浙江民營經濟向來很發達，老板特別多，杭州更是獨占鰲頭。

2024 年，浙江全省市場主體達 1040 萬戶，平均每 6.5 個浙江人就有 1 個老板；其中民營企業 350.53 萬戶，占企業總量的 92.06%，每千人擁有民營企業 56 家。全國工商聯推出的“民企500 強”是衡量民企發展質量的硬指標，2024 年浙江企業上榜超20%，連續 26 年全國第一。

而杭州的民營經濟更為強大，企業數量達到 92.07 萬戶，占全省民營企業26.27%，居全省之首。杭州連續22年蟬聯民企500強總部最多城市，數量遠超深圳、蘇州，是名實相副的民企第一城。

另一方面，在創業氛圍上有一點很難得，浙江長期關注中小企業的培育成長。本世紀初，浙江就著手設計與完善服務中小企業的制度體系；2012年構建“一中心、一平臺、一碼”的公共服務體系：即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浙江企業之家”綜合服務平臺和企業碼等等。杭州也是如此，用王國平的話來說，就是“抓大不放小”。

因此，浙江民企不僅有頂天立地的大樹，更有鋪天蓋地的小草；活力強、鏈條全的民營經濟，本身就是創新產業化的熱帶雨林。據公開資料，宇樹科技的多家零配件供應商，很多就來自浙江本地民企。

值得一提的是，有錢人對安全感特別重視，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用腳投票。不僅要吸引有錢人來，更要留得住有錢人。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浙江特別重視為民營經濟提供法律保障。2020年，浙江在全國率先制定《民營經濟發展條例》，與《營商環境條例》構成營商環境法治化的兩大支柱。今年兩會完成二讀的《民營經濟促進法》，很多內容參考了浙江的條例。

在維護民企合法權益上，浙江態度很明確。對近年來愈演愈烈的“遠洋捕撈”現象，浙江敢于出手。2024年該省檢察院幫助269家企業解除異地違規查凍扣資金1億余元，甚至對外省違規執法人員追究法律責任。

在“環境立市”戰略指引下，杭州的營商環境優化工作走在了全國前列，起步早、理念新。

比如，在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上，2019年杭州就獨創了一個機制：讓民企高管特別是二代到政府部門掛職，增進了政企的相互了解。2020年3月疫情正熾，杭州政企溝通平臺“親清在線”上線，實現了企業訴求直達與政策優惠立享；去年杭州率先研發了全國首款類 GPT 的政策機器人，有力推動政策的落地生效。

杭州堅持“環境立市”，一方面打造“投資人的天堂”，持續聚集浙江乃至全國的民間資本；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托底作用，共同打造出一個財富強磁場。

與民資相比，國資能彌補市場信心與公共產品不足的問題。“杭州資本希望讓更多企業家和投資人能夠關注杭州投資杭州，讓杭州的創業生態繁榮下去。”

2024年杭州國資與民資共建的產業基金群，規模高達3,000億元，吸引了如達晨創投、紅杉中國、君聯資本與順為資本等全國性VC在杭落地。

二、極客引力場：數字高原的技術裂變

2000年12月，杭州市出臺“一號工程”文件，提出“構筑數字杭州，建設天堂硅谷”的發展戰略。

2003年是非典之年，陷入困境的阿里巴巴推出淘寶，就此步入發展快車道。正是這一年，“數字浙江”戰略正式啟動。

2003年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提出浙江發展的“八八戰略”，其中“法治浙江”、“信用浙江”和“數字浙江”等方略，影響尤為深遠。2003 年1月，浙江兩會上首次提出“數字浙江”的發展戰略；9 月，《數字浙江建設規劃綱要（2003—2007 年）》出臺。在省級戰略的加持下，杭州加快邁向“數字經濟第一城”。

這契合了全球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趨勢。2000年以來，數字經濟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美國科技七巨頭，都是數字經濟各賽道的領軍者。納斯達克指數2024年突破歷史新高，主因是新一輪數字經濟特別是AI產業的強力拉升。

在“數字浙江”戰略推動下的數字化基建，不僅為數字經濟提供必要的發展條件，也助推營商環境的數字化探索。著名例子有兩個：“浙里辦”App和“最多跑一次”。

2014年，浙江政務服務網和“浙里辦”App上線；2021年，浙江啟動數字化改革元年，推動“一網通辦”；2024年“浙里辦”App注冊用戶突破1.23億。

2017年，浙江省發布《加快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實施方案》。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該項改革作為營商環境成果在全國廣泛推廣。

2023年，浙江省委提出“雙一號工程”：數字經濟創新提質“一號發展工程”和營商環境優化提升“一號改革工程”。

另一方面，基于“環境立市”的戰略，杭州在國內較早提出打造城市品牌。借鑒巴黎“時尚之都”、香港“動感之都”等經驗，2007年杭州把城市品牌定位為“生活品質之城”，從破解民生“七難”入手，持續完善公共設施與普惠服務，杭州因此連續多年榮膺“最具幸福感城市”。

環境越來越好，人流加速流入。據統計，2021-2023這三年，國內人口千萬級城市中杭州三年人口增加最多，達到55.7萬人；甚至高于黑馬合肥。相比之下，四個直轄市全部負增長，深圳、廣州都不足15萬，南京、蘇州同為20萬左右。

環境戰略與人才戰略的超前部署與疊加效應，讓杭州對青年人才的友好度不斷爆棚。比如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免費住宿，為優秀人才提供購房補貼等等，創新舉措不勝列舉。在高端人才流向上，杭州多年來在國內城市名列前茅。令人矚目的是，據統計，杭州三年新增55.7萬人口中，43%流向數字經濟領域。

在創新生態塑造上，作為政府“有形之手”的具象化，當地國資如杭州資本直接參與設立杭州技術成果轉化中心，并組建杭州市人才集團，推動成立產投融服務中心、創新創業學院。“這些都是為營造杭州創投生態而服務的。創業者需要資金、市場、資源、技術、人才，這些需求都可以通過杭州資本組建的生態圈來實現。

于是，在資金、產業與人才的綜合作用下，杭州終成“數字經濟第一城”。

2010年杭州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11.5%，2018年占比達到25%；2024年實現增加值6305億，增長7.1%，高于GDP增速2.4個百分點，占GDP比重達28.8%。而且，2024年杭州連續八年全省數字經濟綜合評價第一，特別是基礎設施與數字產業化等占優。

在此意義上，DS在AI應用層面的突破，是依托杭州雄厚的數字經濟基礎與豐富的數字產業資源才實現的。

三、 學研破壁：知識樞紐的體制突圍

超級大學是硅谷模式的第三個關鍵因素。

斯坦福大學與硅谷存在一種自然形成的共生關系。面向產業界、致力于尖端科技的研究型大學，通過校友網絡與產業紐帶，與所在城市同頻共振，構成一個廣泛的知識擴散、人才培育與成果轉化的創新大生態。浙江大學之于杭州的關系與此類似。

上世紀90年代，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曾向臺灣當局行政負責人蕭萬長建言。他曾直言，“十幾年來,臺灣科技產業有很大的進步,教育體系卻進步很少。”大陸的情況類似，高校與科研院所的成果評價機制滯后，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機制陳舊。

中部某省會城市的企業家曾向筆者抱怨，他們與高校教授達成的成果轉讓協議，按規定要經校長辦公會討論；但是辦公會每月只開一次，遲遲排不上議程。

相比之下，杭州一直高度重視推進校企深度合作。王國平主政期間，杭州與浙江大學建立了戰略合作框架。2003年共建的“混合所有制”實驗室，讓教授團隊可持有70%成果轉化權益。

近年來，杭州在加快建設環大學的創新生態圈，欲破解高校行政化導致的轉化梗阻。2023年更提出打造“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首選地”，依托浙江大學等高校院所，建設環大學、環重大科創平臺創新生態圈和成果轉化基地。

在“環浙大創新圈”中，之江實驗室45%研究人員來自企業，西湖大學科研成果轉化周期壓縮至9個月，杭州技術成果轉化中心累計撮合產學研合作金額超200億。如此高效的知識流動效率，讓杭州的數字經濟研發人員占比（15%）甚至超越了硅谷（13%）。

四、打造企業家之城：杭州模式的終極啟示

杭州此輪出圈，引發了新一波城市的反思潮，堪比2002年的拋棄深圳論與2008年的上海之問。江蘇官媒曾連發四稿，深度追問南京為啥不行？

那么，DS的成功與政府的主動作為，到底有多大關系？

在某投資大佬看來，問題實質是，杭州當局沒有動梁文鋒在量化投資賺的錢。此觀點說對了一半，答案另一半其實是梁文鋒這個人。

與九坤、明汯等量化私募創始人相比，梁文鋒本質上是另一種人：創新型企業家。正像張無忌在光明頂單挑六大門派，當梁文鋒苦練神功，敢于向美國AI巨頭發起側面挑戰，量化巨頭們還在悶聲發大財。

另外，讀書期間，梁文鋒曾到上海某科技公司實習過；浙大畢業后，他曾在成都潛心研發；最終，是杭州留住了梁。

所以，DS橫空出世，既非政府單方面培育的結果，也不是企業家孤軍奮斗的成果。從歷史條件上，可歸于杭州積二十年之功形成的數字經濟生態；從現實邏輯來看，則是企業家與城市的雙向奔赴。

近年來，很多京津冀企業外遷到長三角發展；而中西部城市如成都，力邀北京高校的創業成果來做產業轉化，也屢有斬獲。

因此，企業生在哪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兒長大。宇樹科技生在上海、長在杭州；在國際化受挫后，阿里巴巴又從上海回遷杭州。

杭州的成功，驗證了格雷厄姆“技術路由器”理論：以重構環境吸引民營資本（有錢人），以數字經濟聚集技術極客，以體制破壁激活高校資源（大學），形成三要素的正向循環，構成了創新城市的“黃金公式”：資本密度×技術濃度×知識流速=創新涌現率。

這個公式中的三個元素，恰好對應杭州的三個“第一”：“民營經濟第一城”、“數字經濟第一城”和“營商環境第一城”；底層邏輯就一條：打造“企業家之城”。

從“宜游”“宜學”，到“宜商”“宜業”；杭州的一路走來，既有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也緣于重商興業的地域文化。

歷史上浙江一直都有濃厚的重商傳統。作為南宋都城，杭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葉適、陳亮的“永康學派”“永嘉學派”，主張功利與道德不可偏廢；明代大儒王陽明倡導“新四民論”（士農工商四民異業而同道）；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更是提出“工商皆本”的理念。

務實、重商一直是浙學的底色，民間對商業、商人較多包容與推崇。在此影響下的杭州，企業不僅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家更是這座城市的主人。企業家精神在這座城市，不僅激蕩在廣闊的市場，在體制內也得到了強烈的回響。

多年來聚焦研究營商環境，筆者一直認為，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才是優化營商環境的最大目標。現實是，很多地方仍有迎接上級檢查與評測的應考心態。

“創業者需要陽光雨露時，我們就是及時雨；需要獨立生長時，我們甘當背景板。”杭州資本負責人的這句話，也道出了當地政府的理性認識與服務意識。

在《城市論》一書中，王國平曾把杭州模式總結為一句話：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化運作。尊重、保護企業家的主體地位與創新精神，才能讓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更好握手，才能讓企業家在這座城市獲得安全感、存在感與價值感。

杭州、合肥等少數案例，表明一個城市的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也需要體制內持續涌現出更多敢于探索、包容創新的人物。

實際上，企業家精神與營商環境，是城市創新的兩大要因，相互依存、交互共生，猶如中國文化中的陰陽二氣，化生萬物。套用格雷厄姆的邏輯，就是政府創造環境，讓“兩種人”越來越多。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浙江（杭州）的發展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本質，企業創造財富，而政府創造環境。

創新企業家與“企業家之城”的相遇，恰是金風玉露一相逢，成果是早晚的。這正是杭州此輪勝出的終極秘密。

祝愿杭州這樣的“企業家之城”越來越多。（本文作者施星輝，全國工商聯智庫專家委員、正和島研究院創始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