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把老年人推向右翼

作家與文化評論者埃德·盧克爾（Ed Luker）在《雅各賓》上的一篇評論指出，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意識到社交媒體的有害影響時，65 歲以上的人卻在線上消費著日益增多的極右翼內容，而這正在影響現實世界的政治。

在數字世界里，注意力為王，而點擊能帶來收入，于是人們的社交動態里充斥著由AI生成的“挑釁誘餌”（ragebait，指故意以極端、煽動性敘述激發憤怒以驅動點擊與轉發的內容）與錯誤信息。但據《金融時報》近期報道，除了65歲以上的人之外，人們已經走過了社交媒體使用的峰值。

美國華盛頓特區，人們使用手機社交媒體參加活動。視覺中國 圖

“無限滾動”（infinite scrolling，頁面在用戶下滑時自動加載新內容、缺乏停頓點）由前“Mozilla”用戶設計負責人Aza Raskin提出，是指社交平臺讓內容持續刷新、沒有盡頭的設計。關于這種強迫性消費的心理學研究已將“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指持續消費負面新聞與災難信息的強迫性刷屏行為）與更高的焦慮和心理困擾聯系起來。Raskin對此稱：“作為設計師，我知道，只要拿走那個‘該停了’的提示，我就能讓你做我想讓你做的事?！彼谝淮尾稍L中這樣說，并為自己的發明造成的傷害道歉。

然而，隨著社交媒體日益成為“泔水內容”（slop，網絡俗語，指粗制濫造、低營養的信息流內容）與“腦腐”（brain rot，網絡俗語，指長期沉浸低質內容導致的專注力與思考力退化）的家園，科技作家科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將此稱為“劣化”（enshittification），即平臺在追逐利潤過程中對用戶體驗與創作者權益的系統性破壞與退化，人們也在逐步離開這些平臺。

記者兼數據分析師約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的數據表明，社交媒體使用在2022年達到高點。此后，發達國家成人在社媒上花費的總時長下降了多達10%。平均而言，人們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花2小時20分鐘。

出人意料的是，轉身離開社交媒體最多的是年輕用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國知名民調與社會研究機構）去年發布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對社交媒體的態度高度批判。許多青少年對“在線度日”的風險保持警惕。根據皮尤的研究，大約45%的青少年認為自己在社交媒體上花的時間太多。

這一總體趨勢有個意外的例外：65歲及以上的人群正變得“徹底沉迷上網”。

《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稱，治療“屏幕成癮”的門診患者中，老年人的比例在上升。英國通信監管機構Ofcom（英國通訊管理局，負責廣播與網絡監管）的報告發現，65歲以上的人平均每天上網3小時。更令人擔憂的是，65歲以上人群通過社交媒體獲取新聞的可能性是其他年齡段的兩倍，而社交媒體上常見的則是帶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色彩的“挑釁誘餌”內容。

在英國語境中，“Politics Home”的研究發現，“改革黨”（Reform，英國極右翼政黨之一，受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啟發）成員以年長、中產、男性為主。他們也更可能通過X（原Twitter）或Facebook獲取新聞，而非像其他政黨的支持者那樣依賴傳統渠道?！癕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國右翼政治口號及運動，常與特朗普支持群體相關）文化對其敘事風格影響顯著。

新右翼對年長男性的激進化，部分由在線錯誤信息推波助瀾。Facebook和X等平臺充斥著缺乏監管的“辱罵移民”內容，刻意放大恐懼和偏執，把社會描繪成即將陷入災難的景象。

此前《衛報》上的一篇文章（作者Ben Quinn）也表示，在meta取消事實核查員后，外界擔憂英國“嬰兒潮一代”在Facebook上激進化。

專家擔心，meta取消在Facebook上使用專業事實核查員（fact-checkers，指受過訓練、依據可驗證來源核對網絡內容真偽的專業人員）的決定，將加劇英國所謂的“嬰兒潮一代激進化”（boomer radicalisation），指主要出生于二戰后嬰兒潮時期、現已步入中老年的群體在網絡上被極端觀點影響、走向激進立場的過程。

早在去年夏天英國發生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所稱的“極右翼騷亂”之前，警訊已然敲響：相較于年輕的“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指從小就接觸互聯網與數字技術、使用熟練的一代人），老年人被認為更容易受到錯誤信息與激進化影響。根據《衛報》對數百名被告的分析，與2011年騷亂中被起訴者相比，2025年英國騷亂嫌疑人總體更年長，其中多達35%的人年齡在40歲或以上。

隨著扎克伯格宣布meta將以“眾包系統”（crowdsourced system，指由普通用戶共同提交與評議信息以標注真偽/背景的機制）取代事實核查員，并會推薦更多政治內容，如今外界對Facebook的潛在激進化風險更為擔憂。Facebook是許多老年人的首選社交平臺。

德蒙福特大學（De Montfort University）學者、歐洲跨國項目“Smidge”（Social Media Narratives: Addressing Extremism in Middle Age，社交媒體敘事：處理中年階段的極端主義）的首席研究者薩拉·威爾福德（Dr Sara Wilford）說：“這顯然是倒退了一步，并伴隨各種風險?！?/p>

“X可能是meta所擁抱的‘社區注釋’模式（community notes，一種由用戶補充背景與糾錯、再經群體投票提升可見度的機制）的參考樣板，取代專業審核員。但在Facebook上不會以同樣方式奏效，因為Facebook非常依賴一個個小圈層或封閉社群。我擔心，對于那些可能接觸到極端內容的中年Facebook用戶而言，分辨真相將變得更加困難?！?/p>

反極端主義倡議組織“希望而不是仇恨”（Hope not Hate，英國民間反仇恨/反極端主義團體）也對《衛報》表示，他們擔心扎克伯格的宣布是為極右翼人物和團體重返Facebook鋪路。在被封禁前，Britain First（英國極右翼組織）尤為善于利用該平臺，曾累積200萬點贊，一度超過工黨（100萬）與保守黨（65萬）。

就犯罪施害者而言，年輕男性仍占多數。然而在這次騷亂之前，圍繞“嬰兒潮一代激進化”的討論已被若干案例點燃：達倫·奧斯本（Darren Osborne）在2018年因于倫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園（Finsbury Park）的清真寺發動致命恐襲而入獄，當時他已48歲，法官稱其是在網上被“快速激進化”。

另一起案件中，安德魯·利克（Andrew Leak）在2022年向多佛（Dover）一處移民中心投擲燃燒彈，被警方定性為“極右翼”襲擊。他時年66歲，隨后自殺，身后留下充斥種族主義內容的網絡瀏覽記錄。

談到此次騷亂，“希望而不是仇恨”表示，極右翼在不同平臺上的用法各異。該組織研究總監喬·馬爾霍爾（Joe Mulhall）總結說：“Telegram用于煽動最極端的仇恨，或有時用于策劃。而X用于擴散這些信息。而Facebook往往是你會看到某個團體圍繞某個具體事件創建本地化的定向內容的地方。過去三四年里，我們也看到反移民抗議的Facebook群組在組織針對庇護中心的行動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威爾福德表示，她的研究顯示，一些年長的Facebook用戶常常特別脆弱，原因包括：不愿主動事實核查，以及當信息包裝成傳統新聞輸出的樣式時，傾向于信任在線內容。

在盧克爾看來，左翼政治理應去對抗日益影響老年人的社會性孤立。然而，代際鴻溝的擴大讓這一任務更為艱難。

社交媒體大規模普及至今已十五年，很明顯，這些平臺的主要效果之一，是把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商品化，同時讓人保持孤立與不信任，這不只破壞了社會政治，而且破壞了任何集體事業賴以生存的紐帶。人們生活的社會里，不同世代之間的線下社交正變得罕見。更糟的是，通脹、房租上漲和生活成本攀升，使得維持“線下生活”變得更難、更昂貴。

盧克爾認為，要建立能夠真正改善人們生活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人們需要把那些已經習慣于數字空間所依賴的孤立與虛假安慰的人納入其中，需要主動接觸那些最憤怒、也最孤獨的人。

自助哲學能讓我們免于痛苦嗎

近半個世紀以來，斯多葛主義這一古老哲學在西方社會重新流行起來，與之相關的書籍層出不窮，甚至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出版產業。近日，哈佛大學科學史系講師埃里克·貝克（Erik Baker）在文學雜志《漂移》（the drift）發表了長文“我如何學會停止擔憂并愛上糟糕的生活｜當自助變成哲學”（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My Shitty Life? | Self-Help Gets Philosophical）。在對自助產業的哲學化路徑進行勾勒后，貝克對斯多葛主義在當下的流行和受到的批評進行了反思。

埃里克·貝克（Erik Baker）

貝克指出，特朗普很早就公開表達他過對于人類成就之徒勞的哲學思考。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訪時，特朗普說：“我們在這里活到60、70或者80歲然后我們離去，你贏了，你又贏了，到頭來根本沒什么意義?！?004年時他對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說，“你做節目，做這做那，然后突然間印度發生地震40萬人喪生。說實話，都不重要?！?020年競選期間，特朗普曾經表達想要跳進支持者的卡車“趕緊離開這個鬼地方”……在今天，拋下一切逃離現實的幻想特別具有吸引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特朗普本人。自他從十年前開始轉型成為政壇巨擘以來，作為對既由他引起又以他為癥候的混亂的回應，“一切都不重要”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

正如眾多社會科學家、民調專家和趨勢觀察家所觀察到的，一種宿命論的情緒日益彌漫在許多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心態中。而應對絕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告訴自己，懷有希望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在這樣的氛圍中，一系列自助書籍應運而生。自助大師馬克·曼森（Mark Manson）繼2016年的暢銷書《不在乎的巧妙藝術》（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之后，在2019年出版了續作《一切都糟透了》（Everything Is Fucked），敦促人們接受“痛苦是宇宙的常態”。如果讀者覺得曼森的作品過于粗俗，那么還有充足的替代選項，從約瑟夫·阮（Joseph Nguyen）的2022年的暢銷書《不要相信你所認為的一切》（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Think），到內華達大學傳播學教授兼健身網紅邁克爾·伊斯特（Michael Easter）2021年的《舒適危機》（The Comfort Crisis），再到莎拉·奈特（Sarah Knight）2018年的《冷靜點》（Calm the Fuck Down）……這些自助書籍的共同承諾即幫助讀者與失望、沮喪以及痛苦是人生無可避免的部分這一事實和解。

如今，偏愛博學色彩的讀者越來越容易在哲學板塊找到關于人類有限性的智慧。盡管從哲學中學習如何生活并不新鮮，但在貝爾看來，令人訝異的是，即使是出自學術出版社的學術書籍，也越來越帶有明顯的啟發和指導性質，仿佛哲學的核心任務是指引求學者更好地接受不完美和無意義已經成為共識。自助產業也樂于擁抱哲學概念，眾多自助書籍作者都聲稱自己從哲學中汲取了靈感。這樣一來，人們幾乎很難一下子分清楚一本提供人生建議的書籍究竟是哲學著作還是自助書籍。

他進而指出，哲學式的自助常常自我標榜為主流自助潮流加諸現代文化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和有毒的積極心態的一劑解藥。這種觀點不無道理，正如芭芭拉·埃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其2009年的文化批評著作《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中所指出的那樣，積極思考——永遠期望最好的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實現夢想，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美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作為這種意識形態的典型代表之一，詹姆斯·克利爾（James Clear）在《掌控習慣》（Atomic Habits）中寫道，“獲得持久成果的秘密就是不斷改進”，該書自2018年出版以來全球銷量已經超過2500萬冊。這類書籍通常使用科學語言或者福音派基督教語言，前者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卡羅爾·德韋克（Carol Dweck）的《終身成長：重新定義成功的思維模式》（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2006），后者的代表則是美國牧師約翰·麥克斯韋（John C. Maxwell）2020年出版的《成功是一種選擇》（Success Is a Choice）。這些書籍都可以被看作諾曼·文森特·皮爾1952年暢銷書《積極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的當代繼承者。值得注意的是，皮爾主持了特朗普的第一場婚禮，并似乎塑造了這位未來總統的思維方式——至少是在他不沉溺于宇宙虛無主義的時候。皮爾所吸收的是一系列自鍍金時代以來就廣為流傳的信仰和實踐，統稱為“新思想”（New Thought）。新思想聲稱，通過恰當的專注和祈禱，任何人都可以獲取深層的神圣創造力，并將其用于解決他們面臨的包括從疾病到失業的任何困難。

盡管“新思想”及其后繼者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主導了自助出版產業，但哲學式自助的先驅也早已存在于美國文化當中。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認為，從占星術到看手相，1940年代美國興起的神秘主義熱潮就是人們對于一個似乎無法被理性控制的社交世界的應對機制。這種世界不做回應、無法控制的感覺在戰后美國面臨環境危機、核災難和1970年代經濟停滯時愈演愈烈，許多與反文化和新時代運動相關的實踐，如自耕生活運動、共同生活運動、迷幻藥使用和自由戀愛主義等等，都可以被理解為在傳統成就變得毫無意義時重新聚焦于生活中簡單即時的快樂的嘗試。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1964年出版的《單向度的人》中指出，當代美國人似乎越來越熱衷于“精神的、形而上學的和波西米亞式的”追求，用“禪宗、存在主義和垮掉的一代生活方式”等風格取代了社會變革的雄心，而這些試圖在個人項目或私人精神修行中尋找意義或目標的嘗試很快作為一種健康生活方式被現狀所吸收。

而馬爾庫塞所指出的精神實驗風潮催生了將自助與哲學相結合的新出版趨勢。自詡為“哲學娛樂家”的艾倫·沃茨（Alan Watts）在20世紀50年代一舉成名，在其暢銷書中向讀者介紹東亞哲學并提供實用生活建議。羅伯特·皮爾西格的《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1974）和本杰明·霍夫的《The Tao of Pooh》（1982）也曾憑借對“東方”和“西方”智慧的融合而登上暢銷書榜單。今天的讀者仍然可以在韓裔美籍禪宗僧人慧敏禪師（Haemin Sunim）的著作中找到以世俗哲學視角詮釋的禪宗智慧。慧敏禪師傳遞著關于超脫和接納的熟悉信息，他將幫助你培養《對不完美事物之愛》（Love for Imperfect Things，2016），并教你《當事與愿違》（When Things Don’t Go Your Way，2024）時如何應對?；勖舳U師解釋道，“我們不快樂，是因為我們無法與現實和解，我們希望事情與正在發生的有所不同?！?/p>

貝克指出，這條被以不同的語體和習語表達的建議，正是自助哲學的核心，這一流派的擁護者們認為它動搖了當下文化的根本信念。奧利弗·伯克曼（Oliver Burkeman）在2024年出版的《凡人沉思錄》（Meditations for Mortals）中引用德國社會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的觀點抨擊“我們能夠掌控世界的想法、希望和欲望”——據稱這是“我們稱之為‘現代’的那種生活方式的文化驅動力”。但在貝克看來，這種洞見遠不如自助哲學家們所宣稱的那樣具有顛覆性，否則它就不會以各種形式存在并長期廣受歡迎（且有利可圖）。與其說這是主張只要用心就能做到任何事的自助流派的“解藥”，不如說是它的雙面神雅努斯，平靜地回望我們社會曾經燃起又碾碎的全部希望。

文章接著寫到，雖然近日自助哲學的早期先驅強調深奧的“東方”智慧，但近幾十年來成功發展為成熟產業的卻是斯多葛主義，這一從公元前三世紀在古希臘流行并在羅馬帝國的最初幾個世紀中持續盛行的哲學運動。古代斯多葛學派認為宇宙是理性的化身，或者說是一種類似命運的“邏各斯”（logos），并致力于揭示其原理。對于今天的斯多葛主義的擁躉們而言，如《哲學的指引：斯多葛哲學的生活之道》（How to Be a Stoic，2017）作者馬西莫·匹格里奇（Massimo Pigliucci）所言，則主要將其視為“一個盡可能過上最好生活的框架”。

貝克提到了記者海蒂·奧布萊恩（Hettie O’Brien）2020年10月發表在《The Baffler》上的對于新斯多葛主義興起（ Grin and Bear It：on the rise and rise of neo-Stoicism）的評論。奧布萊恩發現，斯多葛主義在大流行期間重新受到關注，這種古老哲學從1980年代興起，并在1990年代“歷史的終結”后急劇攀升。她指出，蘇聯所代表的體系性替代方案的喪失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勝利，使得決定社會現實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冷酷無情。克林頓時代的很多美國人都感到受制于命運，轉而向斯多葛主義尋求慰藉。比爾·克林頓本人就在1992年告訴歷史學家加里·威爾斯（Garry Wills），除了《圣經》之外，對他影響最大的書是羅馬皇帝、斯多葛派哲學家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

貝克指出，斯多葛主義變得無處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前美國服飾（American Apparel）市場總監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孜孜不倦的宣傳?；衾显?014年出版的《障礙即道路》一書中（The Obstacle Is the Way: The Timeless Art of Turning Trials into Triumph）中初涉斯多葛主義，大獲成功后推出了一系列續作：《自我是敵人》（Ego Is the Enemy，2016）、《沉靜是關鍵》（Stillness Is the Key，2019)、《自律即命運》（Discipline Is Destiny，2022)等等。他還打造了一個包括一檔熱門博客和一個名為“每日斯多葛”的YouTube頻道。批評人士尤其關注霍利迪在硅谷和一些致力于宣揚厭女或種族主義（往往兩者兼有）的線上社區的粉絲。古典學者唐納·扎克伯格（Donna Zuckerberg）曾指出男性圈的男性對斯多葛哲學有著深深的迷戀。越來越多的證據可以證明斯多葛主義在右翼極端分子中的流行，極右翼網紅、涉嫌人口販賣的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也自詡為斯多葛主義的信徒。這與斯多葛主義本身的傾向有關：古典學家、《沉思錄》譯者格雷戈里·海斯（Gregory Hays）指出，斯多葛主義在堅信社會等級制度必要性的羅馬精英男性中盛行。

不過，貝克認為，對斯多葛主義的當代運用通常流于平庸而非險惡，充滿了令人厭倦的陳詞濫調和同義反復。因此，新斯多葛學派開始推陳出新。唐納德·羅伯遜（Donald J. Robertson）2019年出版的《像羅馬皇帝一樣思考》（How to Think Like a Roman Emperor）一書探討了斯多葛主義與現代認知行為療法原則之間的聯系，去年的新書《像蘇格拉底一樣思考》（How to Think Like Socrates）則稱這位雅典大師成為“斯多葛學派的教父”。貝克不無諷刺地寫道，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的，因為蘇格拉底可以被視為所有后續西方哲學的“教父”。而即使斯多葛主義的泡沫破裂，出版業也完全有能力將古代哲學重新包裝成當代建議手冊。今年一月出版的《超越斯多葛主義》（Beyond Stoicism）由多位明星斯多葛主義寫手聯袂推出，旨在讓讀者相信，即使他們不認同斯多葛主義，也能從其他古代哲學中找到慰藉，例如懷疑主義、伊壁鳩魯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作者們解釋說，盡管這些哲學體系在教義上存在差異，但它們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是為了幫助人們應對一個動蕩不安、幾乎無法掌控的世界”——“這與我們自身所處的動蕩時代非常相似”。哲學思考被具體化為一種應對工具，像冰淇淋口味一般，可以根據個人口味來選擇。

不過，貝克也承認整個自助哲學不能被等同于流行斯多葛主義的空洞無物。自2020年夏天以來，一些斯多葛主義復興的倡導者也開始消化最常見的政治批評。在《不必擔憂的理由：如何在混亂時代保持斯多葛主義》（Reasons Not to Worry: How to Be Stoic in Chaotic Times ，2022）一書中，澳大利亞作家布里吉德·德萊尼（Brigid Delaney）坦言，她最初開始閱讀斯多葛主義哲學時也曾擔心“斯多葛主義強調個性的責任，認為我們的影響范圍極其渺小，這意味著社會正義和爭取社會變革的行動對一個踐行斯多葛主義的人來說毫無空間”。但她最終將斯多葛主義視為絕望感和沮喪感的解藥，這些感受會讓人更難參與政治行動。麻省理工學院哲學家基蘭·塞蒂亞（Kieran Setiya）在其著作《人生艱難：哲學如何幫助我們找到出路》（Life Is Hard: How Philosophy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2022）中援引了法蘭克福學派的非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塞蒂亞根據他對阿多諾的理解指出，與其問如何構建完美社會，不如認識到“邁向正義的每一步都具有價值，而一步會引領我們走向下一步”。 類似地，阿夫拉姆·阿爾珀特（Avram Alpert）在《足夠好的人生》（The Good-Enough Life，2022）一書中指出，摒棄我們對“偉大”的執念，有助于我們抵制過度政治投入的誘惑，這種誘惑會讓組織者精疲力竭、領導者自負自大，而這正是黑人自由運動的主要教訓之一。阿爾珀特認為，曼森“別在乎”的告誡“相當不錯”，但必須伴隨著對結構性力量的理解，以及改變這些力量的決心。薩米爾·喬普拉（Samir Chopra）在2024年出版的《焦慮》（Anxiety）一書則敦促讀者反思我們所處的社會結構如何導致我們所有人生活中都存在著無法消除的生存焦慮和痛苦。他認為，這種社會制造的焦慮是可以而且應該得到糾正的，并指出接納、行動和反思的巧妙結合或許才是與焦慮共處的良方。

貝克在文章最后寫到，他在2024年初閱讀了這些書籍，他當時正在寫一本關于新思想運動的歷史以及它所啟發的美國主流自助書籍潮流的書。當他因為加沙永無止境的種族滅絕、高等教育緩慢地走向毀滅以及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明顯缺乏有效力量來抵制極右翼威權主義的現實感到絕望時，這些自助哲學書籍減輕了他的愧疚感，讓他感到安心。但他在某個時刻發現，自己花了更多時間在思考自身的絕望上，而不是思考那些引發絕望的外部問題。他由此認識到，過分高估自身的重要性固然會釀成政治和心理上的災難，但我們也可能高估自身的渺小，而這會讓我們忘記自己的未竟的目標，當這些目標是阻止種族滅絕或無家可歸時，放手就會釀成悲劇。很多人覺得這些目標無法企及，是因為很少有人體驗過參與集體行動如何增強和擴展我們的個人能動性。當我們只能靠自己時，塑造我們生活的境況往往顯得陌生而單一，迫使我們在自助的兩極之間做出選擇：積極思考的虛幻樂觀和“哲學”所教授的斯多葛式接受。貝克指出，一些被哲學家們抨擊的積極思考論調，只要我們堅持以第一人稱復數視角去看問題，就是正確的。我們有責任掌控自己的人生走向；我們可以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