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文博士大裁撤與人文學科的危機

當國內的張雪峰因質疑大學文科價值而陷入輿論風波時，大洋彼岸的美國高等教育界正經歷一場拳拳到肉的文科“大裁撤”。

據《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10月21日消息，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將在未來兩年內將理科院系的博士生招生名額削減75%以上，藝術與人文學院的博士生招生名額減少約60%。尚不清楚社會科學學院的縮招規模，但其下屬的部門院系將縮招50%至70%。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1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老校門。

相對于哈佛的全面“開刀”，其他大學的縮招則具有更強的針對性。根據《布朗每日先驅報》（The Brown Daily Herald）10月15日報道，為完成預算縮減目標，該校管理人員已通知至少六個系的負責人暫停博士項目招生。根據這些系的網站信息，埃及學與亞述學系、古典學系、人類學系、法語與法語區研究系、德語研究系和意大利研究系將于2026-2027學年停止招收第一年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

今年8月，因財務失衡，芝加哥大學全面停招2026-27學年人文社科博士，引得《大西洋月刊》的泰勒·奧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發文哀嘆：“如果連芝加哥大學都不再捍衛人文學科，還能指望誰呢？”在他看來，也許沒有任何其他地方比芝加哥大學更重視文學、哲學、藝術和語言的研究，更真實地保存它們的精神，更執著地追求它們的邊界。

這幾所院校的縮招或停招僅是全美人文學科大衰退的冰山一角。與哈珀的哀嘆不同，10月29日，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馬達萊娜·阿爾維（Maddalena Alvi）在《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網站刊文認為，暫停博士學位入學是變相的祝福，人文學科博士的過剩已經破壞了就業市場，而上述機構正在以務實的態度應對當前人文學科所面臨的危機。

阿爾維引述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已獲博士學位調查”數據：2024年，美國人文類博士學位獲得者中僅有57%明確表示有相關職業規劃，而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獲得了與學術相關的工作。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大衛·A·貝爾在2023年所寫：“在我2016年之前完成博士論文的10名學生中，除了1人之外，其余人都獲得了終身教職崗位。……自2016年以來完成論文答辯的8名學生中，至今只有1人獲得了終身教職崗位。”

阿爾維表示，最近幾周，其社交媒體動態上充斥著美國學者和研究人員關于經費削減和大學職位裁撤的抱怨。裁員浪潮席卷各地，波及學術和行政崗位，而非終身教職崗位則更容易成為特朗普政府經費削減的犧牲品。

阿爾維認為，這并非全新現象，也并非美國獨有。學術職位危機是一個長期積弊、愈演愈烈的問題，并在近期席卷歐洲的罷工活動中達到高潮。除了經費削減，一代年輕學者正大聲疾呼，要求改變那些系統性弊病，例如岌岌可危的地位、被剝削的處境以及權力濫用。

因此，她認為，在當前危機日益加劇、政治動蕩不定的形勢下，暫停招生是一個痛苦但必要的決定。攻讀人文學科博士學位本身就像一份需要投入金錢的工作。根據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數據，2020年，40%的人文社科博士生主要依靠教學獲得收入，20%主要依靠個人積蓄，而37%則主要依賴助學金或獎學金。然而，即便是最優厚的獎學金，也無法讓博士研究人員完全擺脫經濟壓力。他們常需自費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例如赴國外查閱檔案資料，或參加及組織學術會議。在一個人才濟濟的就業市場中，這些額外的資金支持恰恰是年輕學者提升競爭力的關鍵。

馬達萊娜·阿爾維（Maddalena Alvi）

考慮到美國當前已實施及計劃中針對藝術與人文學科資金的削減，一個更嚴峻的問題浮現了：這已不再僅僅是新入學的博士們未來能否找到工作的問題，而是他們之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有足夠的財力支撐自己完成博士學位。

數年前，人類學家艾瑪·奎爾蒂（Emma Quilty）在推特上寫道：“讀博士就像在拼一幅十萬塊的拼圖，但沒有參考圖。更糟的是，這些碎片還在不斷變形變色，而整個房間還著了火。”多項研究指出，博士階段的學術環境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堪稱“高危”。如今，裁員風潮涌動、經濟政治危機迭起、生活成本持續攀升，更讓博士們的工作狀況雪上加霜。

阿爾維也承認，攻讀博士學位本就注定充滿挑戰，但手握完備工具迎接挑戰，與正當你啟程之時卻發現手中的地圖（資金）和目的地（就業機會）正在眼前消失——這兩者之間實有天壤之別。

阿爾維表示，她從未后悔攻讀博士學位。作為歐盟公民，她在英國脫歐后開啟博士生涯，在疫情隔離期間完成論文寫作與答辯，并親歷了人文學科面臨的資金與職位危機。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會在條件看似更為嚴苛的美國開始博士深造——尤其不會建議任何寄望于借此找到工作的人走上這條路。

阿爾維反駁了歷史學家艾達·帕爾默（Ada Palmer）在《紀事評論》（A Chronicle Review）發表的觀點：“此刻正是開啟博士生涯的最佳時機。”后者認為，深度技能將永遠被需要。阿爾維表示，她實在不明白，為何有人會自愿接受一種高度專業化和限制性的訓練——一種本被設計為職業準入門檻的訓練——僅僅是為了培養所謂的深度技能？帕爾默認為，博士學位的持有者總會有些市場需求，這一點沒錯，但她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這種需求的實際水平究竟能有多高？許多領域已經出現了博士供過于求的局面，而現有的職位往往薪酬偏低且缺乏工作保障。在美國，2016年所有教職崗位中，有高達73%都不在終身教職的軌道上。這一狀況至今未見改善。曾經，勤奮努力能換來一個終身職位。如今，它卻讓博士生們迅速滑向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境地。當職業安全不復存在，付出也得不到相應回報時，新近畢業的博士們只能聽任一個其招聘實踐充斥著個人偏好、人情關系和跟風思維的體系的擺布。

阿爾維繼續論述道，盡管學術職位稀缺，仍有一些支持擴大博士培養規模的人會提出，博士學位最終仍能帶來學術界以外的工作機會。當然，博士學位確實可以帶來這些積極的結果，但將其作為一種普遍策略是說不通的。在耗費數年光陰之后，才加入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力大軍，進入一個市場——可悲的是，在此類市場中，哲學這類知識并不能提供任何競爭優勢——這可能會變得異常困難。

阿爾維指出，人工智能的崛起很可能使這一局面雪上加霜。微軟近期的研究表明，最可能受人工智能沖擊的40種職業中，包括了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以及高校圖書館學教師。同時上榜的還有口譯員、筆譯員、作家、撰稿人、新聞工作者、編輯和檔案管理員——這些職位恰恰曾是應屆博士畢業生最主要的非學術就業方向。這并非說未來將不再需要富有創造力和原創性的思想者，而人文學科的學生往往正是這樣的人。然而，眼下我們似乎正處在一個調整階段，在此階段，人工智能更可能導致崗位冗余，而非創造新的機遇。

阿爾維認為，人文學科的研究應當得到支持與保護，但不能以犧牲畢業生的職業尊嚴與經濟獨立為代價——不應讓他們耗費數年去追求一條無法給予這些回報的道路。在理想情況下，阻止某人進入他們夢想的學術殿堂或許有失公平。但在現實世界中，對于理應擁有更嚴肅而切實前景的一代人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因禍得福。

阿爾維最后寫道，芝加哥大學、布朗大學及哈佛大學所作出的決策，無疑是對人文學科現狀一次遲來但必要的坦白。學術界的沉疴積弊已久，且未見絲毫好轉。以誠實和務實的態度審視人文學科的真實處境，才是邁向變革與重塑的第一步——而為了人文學科的未來，這種變革已是刻不容緩。

人文學科在今天遭遇的危機，與整個時代的動蕩不安同頻共振，與人工智能的沖擊、政治的極化、經濟的衰退、社會的分裂等因素密切相關。但是，正如阿爾維自己所言：“這并非全新現象，也并非美國獨有。”人文學科的危機深埋在其現代性的基底之中。古典知識來源于完全沒有功用的東西，是人在閑暇中超越功利的思考。真理是高于人的存在，我們對其只有滿懷敬意的探索與觀望。而現代大學體制將古典知識理性化、工具化了，這就是馬克斯·韋伯一百多年在慕尼黑大學的經典演講《以學術為業》（或譯為《科學作為天職》）所要講述的故事。

韋伯是社會學三大奠基人（另外兩個是馬克思和涂爾干）中，對現代性最為悲觀的一個，他認為，理性化把現代社會鑄造成了一個“鐵籠”。

現代學者不是古代的哲學家，而是龐大的學術機器里的一個部分，是學術制度里的一個環節。古代最偉大的哲學家都不是這樣的體制內形成的，在古今轉圜之間，笛卡爾、霍布斯、洛克、斯賓諾莎也非出自大學——斯賓諾莎寧愿以磨鏡片為生，也不愿接受海德堡大學的教職。要等到康德、黑格爾、亞當·斯密的時代，偉大的哲學家才在大學里產生。哲學思考與大學體制的結合，是近代的成果。而隨著這個體制的推進，所有的學術研究越來越需要制度、組織和經濟基礎的支持。因此，現代大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世外桃源或象牙塔，它是科層制的，與政界、商界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學術升遷能夠僅僅通過學術能力來決定嗎？韋伯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經濟上、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在學術上也是不可能的。

而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切內外事態都在崩潰瓦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煙消云散”，人文學科的危機幾乎有其必然性。于當政者而言，與整個時代的危機相比，文科危機并非當務之急，所以特朗普能以一種蠻橫又輕飄飄的方式削減學術預算（當然，即便是當務之急，他也可以隨心所欲），張雪峰也可以用一種輕佻的口吻臧否文科。只是，在現代性的鐵籠之中，“著書都為稻粱謀”的人文博士們并沒有底氣說出：“請你讓開些，別擋住我的陽光。”

因此，阿爾維的觀點才顯得格外清醒而絕望：“不應讓他們耗費數年去追求一條無法給予這些回報的道路。”

科技右翼的《指環王》情結與幻想作品的“誤讀政治”

湯米·羅賓遜是“剛鐸強人”嗎？

10月29日，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X上發送了一則推文，他說道：

“托爾金筆下的霍比特人，指的是英格蘭郡縣里那些溫和善良的居民，他們對遠方正在發生的種種恐怖之事渾然不知。

他們之所以能夠過著平靜安寧的生活，僅僅是因為受到了強悍的剛鐸戰士的庇護。

如果非法移民的浪潮得不到遏制，那么那個在遛狗時慘遭殘忍殺害的善良男子的遭遇，將會在整個英格蘭重演。

現在是英格蘭人與像湯米·羅賓遜（Tommy Robinson）這樣的硬漢結盟，為生存而戰的時候了，否則他們必將滅亡。”

馬斯克所指的事件應當是近日發生在倫敦西部Uxbridge地區的一起三人遇刺傷亡案件，其中，一名49歲的當地居民當場身亡，當時他正如往常一樣在遛狗。案發后，一名22歲的阿富汗籍男子因涉嫌殺人在現場被捕。英國內政部表示，該嫌疑人幾年前藏身于一輛貨車后部進入英國，而后申請了庇護，并于2022年獲得批準。盡管馬斯克在推文中將本次案件與非法移民潮直接聯系起來，并將其用作政治號召，但警方尚未將此案定性為移民問題或恐怖主義。

湯米·羅賓遜（本名Stephen Yaxley-Lennon）

而被馬斯克比作《指環王》中的剛鐸“強人”的湯米·羅賓遜（本名Stephen Yaxley-Lennon）是英國極右翼人士、極右翼組織英格蘭防衛聯盟（EDL）的創始人，也是當下最引人注目的反穆斯林、反移民運動人士之一。今年9月13日，羅賓遜在倫敦發起了名為“團結王國”（Unite the Kingdom）的反移民抗議活動，參與人數超過10萬人，路透社稱這是英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右翼示威活動之一。其間，馬斯克以視頻連線的方式“現身”集會現場，表達了對示威者的支持，并呼吁英國民眾解散議會、重新選舉。在本月中旬，羅賓遜因拒絕向警方提供手機密碼被指控涉嫌違反《反恐法》，他聲稱馬斯克已為他的法律辯護提供了資金資助。

盡管馬斯克資助羅賓遜的具體細節尚不為世人所知，但這位億萬富翁與當下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極右翼活動家之間的某種“盟友”關系已具公開性。根據半島電視臺、《連線》雜志等媒體的報道，馬斯克不僅通過X平臺頻繁對羅賓遜的推文進行點贊、轉發，還在羅賓遜因誹謗敘利亞難民入獄時多次呼吁將其釋放。2018年時，羅賓遜曾被X平臺（當時名為Twitter）封禁，但同年馬斯克收購X后，他被允許重返該平臺，目前已擁有近180萬粉絲。

在馬斯克力挺羅賓遜的文字背后，這位億萬富翁以經典作品《指環王》來比喻和介入當下歐洲政治亂局的行為也頗值得注意。剛鐸在《指環王》世界中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馬斯克把英國民眾稱為天真而安逸的霍比特人，把極右翼領袖稱為庇護夏爾的“剛鐸強人”“剛鐸硬漢”或“剛鐸猛男”的修辭策略又意味著什么？

科技右翼和保守精英對《指環王》的誤讀與利用

基于馬斯克的言論，Vox高級文化記者康斯坦斯·格雷迪（Constance Grady）在10月31日的文章《右翼分子癡迷于<指環王>，但他們根本不理解它》中批判了美國科技右翼和保守派勢力對這一著名奇幻作品的誤讀。

文章開頭即不無嘲諷地聲明：“在當下身為美國人的諸多屈辱之一，便是科技右翼和保守派統治階級不斷將極客文化奉為圭臬，卻又故意無視這些文化符號所傳遞的最基本信息。這些自詡聰明的人竟然如此缺乏閱讀理解能力，著實令人深思。簡而言之，這些人是蹩腳的極客。他們最容易誤讀的文本或許就是《指環王》了。托爾金這部備受喜愛的奇幻三部曲探討了權力的腐蝕作用和死亡的必然性。然而，右翼卻不斷將其用作寓言，以此論證為何應該賦予權勢者更多權力，以及人類應該永生。”此文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美國新右翼將托爾金筆下的中土世界作為自身權力正當化的背書，但卻忽略了《指環王》作品本身反思權力、重視謙卑與死亡意義的精神內核。

在作者看來，馬斯克的推文借用《指環王》想說的是：天真的霍比特人代表著當今美國和英國的平民百姓，他們渾然不知自己正遭受著邪惡勢力的威脅，即來自中東的穆斯林移民正在“入侵”兩國。阻止這一切的辦法，就是霍比特人必須與剛鐸王國的強硬派結盟，否則他們所熟悉和習慣的生活方式將徹底不保。而這里的“剛鐸強人”，便是馬斯克、湯米·羅賓遜所代表的在現實世界中掌握著資源與權力的反移民者和極端民族主義勢力。

但馬斯克并非新右翼陣營中利用《指環王》對自己的政治立場與行為進行合理化的唯一一人，他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或最廣為人知的一個。格雷迪在文中還提到了其他幾個案例，展示了右翼如何挪用《指環王》文本將其用作政治象征工具。

例如，受到馬斯克啟發的美國國土安全部在10月30日的X推文中發布了一張海報，它使用了《指環王》電影中霍比特人梅里（Meriadoc Brandybuck）的頭像，并印上了梅里對另一位霍比特人所說的臺詞——“不會再有夏爾了，皮平。”這實際上是一則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招聘廣告，海報上方的配文只有一句話：“棋局已定，棋子已動。我們終于迎來了這個時代的偉大戰役。”（“The board is set, the pieces are moving. We come to it at last, the great battle of our time.”）這句話同樣來自《指環王》，發生于巫師甘道夫和洛汗國王希優頓的對話。這一“沒有夏爾，就沒有家園”的表述，暗示美國民眾若不支持ICE的移民執法，便會“失去家園”。

Homeland Security的X推文

美國現任副總統萬斯則曾表示，《指環王》是他走向保守主義的根本，以至于他將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命名為“納雅”（Narya）。納雅是托爾金筆下的一種魔戒，屬于強大的“精靈三戒”之一，它的主要力量是保護、醫治和激勵人心。實際上，萬斯的導師、特朗普的早期贊助人、被稱為“硅谷教父”的著名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也以托爾金筆下的一種魔法金屬“秘銀”（Mithril）命名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而蒂爾的另一家數據分析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格雷迪眼中“特朗普用來監視美國民眾的人工智能平臺”——則以“真知晶球”（Palantir）命名。這件魔法神器實際上是《指環王》中的反派索倫用來監視和欺騙中土世界人民的工具。這些明確受到托爾金作品啟發的命名，似乎揭示了金融與科技右翼將幻想世界中的權力符號轉譯為現實資本與技術權力的毫不避諱的野心。

蒂爾在2023年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訪時宣稱，他至少讀過十遍托爾金的三部曲，并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指環王》中的精靈族與人類之間的唯一區別在于精靈是天生不朽的。于是蒂爾問道：“為什么我們不能成為精靈呢？”他曾多次談到自己對于延長壽命，甚至是永生的渴望。這種渴望同樣藏在馬斯克創立Neuralink腦機接口技術公司的投資背后。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托爾金的世界中，會發現西方科技右翼與保守派統治階層對于《指環王》的鼓吹與引用，與其說是一種膚淺的不理解，更可能是一種有意的誤讀和曲解。

在托爾金的故事中，代表至高力量的魔戒象征著權力對人的侵蝕與腐化，而非正義的工具。以霍比特人弗雷多為核心的護戒遠征軍所展開的冒險之旅的最終目的是銷毀魔戒，而非擁有魔戒。正如格雷迪指出的：在托爾金的書中，擊退邪惡勢力、拯救夏爾的并非剛鐸的勇士，而是那些溫和友善的霍比特人。他們是唯一能夠佩戴至尊魔戒的種族，因為他們天性謙遜，不求上進。他們只想過著平靜安逸的中產階級生活，享用茶、烤面包和果醬，因此能夠抵擋住魔戒及其力量的誘惑，最終將其摧毀。剛鐸的勇士所能做的，就是永遠不要觸碰魔戒，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拿起魔戒，就無法抵擋誘惑。解決之道在于，無論何時何地，都要拒絕權力的誘惑，并以謙卑之心奮起反抗。

至于剛鐸，它是托爾金神話世界“中土大陸”上最重要的人類王國之一，是努門諾爾人的后裔所建立的文明中心。在《指環王》三部曲中，剛鐸被描寫為一個昔日輝煌但逐漸腐朽的帝國。它的國王血統斷絕，攝政王則偏執而絕望。可以認為，剛鐸代表著人類驕傲的巔峰，也代表著墮落前的最后光輝，它是人類文明的殘影，又葆有人類希望的火種。剛鐸確有驍勇善戰的勇士，但托爾金筆下剛鐸真正的“英雄”并非以武力保護過霍比特人的硬漢，也非在大戰中幾乎全軍覆沒的戰士，而是能拒絕魔戒力量誘惑的人。剛鐸攝政王的長子博羅米爾充滿勇氣，但他在護戒征途中終于未能抵擋誘惑，企圖奪取魔戒以保衛剛鐸，幡然醒悟后犧牲于激戰之中；而博羅米爾的弟弟法拉米爾則領悟到魔戒并非剛鐸的救贖之道，用行動證明了人類可以選擇拒絕權力與力量的誘惑，更鮮明地體現了人類高貴的節制與智慧。托爾金借剛鐸闡述的核心命題或許是，人類的勇武若不為謙卑與節制所引領，將導致可怕的毀滅。

而關于死亡與生命的主題，《指環王》實際上講述了人類試圖像精靈一樣獲得永生，卻最終被這種無法克制的欲望所腐蝕和傷害的故事。格雷迪寫道：“他們要么變成亡靈，要么陷入瘋狂。他們執著于對生命的怪誕扭曲的理解。在這些書中，死亡被稱為‘人類的禮物’。正是它賦予了人類的生命以形狀和意義。精靈天生永生，但試圖獲得永生的人類，如同那些渴望權力的人一樣，注定會墮落。對托爾金而言，死亡是一種禮物，而非令人恐懼、避之不及之物。”

因此，在馬斯克的推文中我們看到的是，他將托爾金對于“謙卑者之勇氣”的贊頌改編為強者保護弱者的秩序神話。《指環王》中剛鐸猛士的“保護”行為是出于責任與同情，而非某種既定的權力結構，而馬斯克卻把這種“守護”的倫理改寫為一種強權邏輯甚至是“統治”的邏輯，并將其轉化為對“必要的暴力者”的辯護——只有“硬漢”才能保護和維系人類文明。馬斯克一貫推崇男性氣質，他在湯米·羅賓遜身上進行的某種“硬漢政治”或“強人政治”的情感動員，也契合他的自我形象與粉絲認同。這種轉譯借由具有史詩性的幻想文學隱喻喚起了一種對于“失落的力量感”的激情，進而將復雜的社會問題再度簡化為“硬漢 vs 懦夫”“先進 vs 落后”“文明 vs 野蠻”的二元結構。

此外，馬斯克把英國現實中的非法移民問題類比為“魔多勢力的入侵”，把民族純潔與安全感進行了某種神話化。這與托爾金的意圖恰好相反——盡管托爾金也被一些人稱為“右翼”（在西班牙內戰時期他支持弗朗哥政權），但對于種族主義他是持有明確的批判態度的。1940年前后，托爾金收到了第三帝國出版社關于《指環王》德文版的出版請求，出版社要求他在書中加入與“雅利安”相關的種族主義內容。他在回信中以辛辣的諷刺回應，明確拒絕將種族理論納入作品，并拒絕繼續合作。因此，如果將《指環王》用于某種白人民族防衛修辭，將右翼民粹行動塑造成史詩英雄，無疑是對其作品精神的背離。

理解托爾金，恰恰要警惕這種把“剛鐸強人”“剛鐸硬漢”變成現實政治符號的有意誤讀的沖動。因為在《指環王》的宇宙中，當人類自以為是中土世界的救世主時，他們距離索倫的陰影實際上只有一步之遙。

從英雄史詩到科技烏托邦的“誤讀”多重奏

最后，值得延伸的一點是，如果說馬斯克等科技右翼對于《指環王》的喜愛與征用體現了某種英雄主義式的權力與秩序崇拜，那么他們對于當代科幻小說的誤讀與挪用則體現了對某種科技烏托邦和技術救世論的信奉。

在2018年發布的一條推文中，馬斯克宣稱：“我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就像伊恩·班克斯所描述的那種人。”格雷迪在先前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探討過馬斯克對于英國科幻作家伊恩·班克斯（Iain M. Banks）“文明”（Culture）系列科幻小說的誤解。

對“馬斯克為何喜歡《指環王》和‘文明’系列小說”的探討，實際上觸及了當代文化政治的一個重要現象。幻想類文藝作品（例如《指環王》《哈利·波特》《星球大戰》等）已經成為政治身份和身份政治建構的重要素材，右翼與左翼都在其中爭奪對象征意義的重構與控制，并通過不同的“誤讀”創造著各自不同的合法化機制。左翼強調反權力、反殖民、共同體等等，右翼則強調秩序、英雄、文明對抗蠻荒等等。閱讀和闡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而這種當代新媒介生態下由科技右翼與保守精英主導的有意誤讀，更是成為了某種新“神話學策略”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