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第11屆世界教育者大會上傳出這樣一則數據：到2030年，人工智能將替代9200萬個崗位，并創造1.7億個新就業崗位。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重塑全球職業版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教育生態。

作為此次大會的主旨發言嘉賓之一，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胡衛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坦言：人工智能這只人類豢養的“小老虎”正在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教育的使命，當前的教育范式和人才培養模式亟須做出改變。

“我們都希望AI能夠向善發展，前提是培養出內心向善、有創新力、有責任感和幸福感的‘生活者’。”

胡衛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民進中央監督委員會委員，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常務副會長，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副主任，長三角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

教育不是為了培養與AI比速度的“競賽者”

上觀：在本次世界教育者大會上，人工智能對教育行業的重塑是許多嘉賓與聽眾共同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您投身教育行業30余年，您是如何看待教育行業外部環境正在發生的巨變的？

胡衛：有人把當下這個時代稱作“烏卡（VUCA）時代”——科技飛速發展，價值觀多元碰撞，模糊性（Ambiguous）、不確定性（Uncertain）、復雜性（Complex）和易變性（Volatile）相互交織。

AI作為模擬、延伸和擴展人類智能的前沿技術科學，正以指數級的速度迭代升級。一場由中美領銜的全球AI競賽，正在推動人類社會邁入智能革命的新紀元。

在應用維度上，AI滲透已呈現全產業覆蓋的態勢，例如教育領域的自適應學習系統、AI導師和智能測評工具，醫療領域的智能診斷輔助、新藥研發和遠程患者監護系統，金融行業的風控建模，交通領域的無人駕駛技術、智慧交通管控，制造業的智能生產線、AI質檢和供應鏈優化系統，以及零售業的情景化推薦引擎、智能庫存管理等多元化應用場景。

總之，AI技術正在重構各個行業的生產方式與服務模式，職業結構也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上觀：微軟公司最近發布了一份“AI職業替代性研究報告”。您如何解讀這份報告中的“40個最容易被AI替代”和“40個最不容易被AI替代”的職業？

胡衛：這份報告是通過覆蓋率、完成度和范圍評分這三個量化指標來評估AI對不同職業類型的影響程度的。通過分析這張職業榜單，不難看出AI技術展現出較高適用性的職業，也就是比較容易被AI替代的職業主要有兩大特征：一是標準化程度高、流程重復性強的崗位，包括制造業流水線操作工、客服專員、數據錄入員以及基礎翻譯等。二是知識處理型工作，涵蓋初級法律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師、創意設計師等專業領域，還包括文案創作、內容編輯、銷售顧問、程序開發、行政文秘等知識型崗位。

而AI適用性評分較低，也就是不容易被AI替代的職業則具有以下特征：需要實體操作能力，如水電維修、木工制作、泥瓦施工；需要精細動作的控制，比如護理服務中的患者照護；需要復雜環境適應能力的職業，比如船舶工程中的設備檢修。這類職業包括建筑裝修類工種、醫療護理人員、特殊設備操作人員等。他們需要具備靈活的身體協調能力、即時的問題判斷力以及應對非結構化環境的應變能力。

上觀：人工智能在替代一些傳統工作崗位的同時，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催生新的工種。有人預測，到2030年，人工智能將創造1.7億個新就業崗位。

胡衛：的確如此。最近，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職業能力建設司發布了一批新質生產力催生的新職業和新工種。這些新工種中有不少都是由新技術驅動的，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動畫制作員、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測試員。此外還有由新業態催化的工種，比如無人機群飛行規劃員等。

隨著新興職業范式的持續涌現、傳統崗位需求的急劇演變，就業市場的結構與形態正在悄然重塑。這種結構性變革對我們目前的教育體系提出了嚴峻挑戰，學校教育如何構建更具適應性的人才培養機制，實現人才供需的動態平衡，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議題。

我非常同意北京大學劉建波教授提出的觀點：人工智能時代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培養與AI比拼速度的“競賽者”，而在于培育能夠開拓AI無法涉足的領域的新型人才。

我認為，當下的外部環境決定了我們的教育體系必須突破傳統窠臼，構建一條融合不確定性探索、多元思維培養、實踐能力鍛造和人文精神培育的創新路徑，聚焦于難以被AI替代的核心素養和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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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定義問題

是AI時代寶貴的能力

上觀：如何才能跳出傳統教育的窠臼，聚焦于難以被AI替代的核心素養和能力的培養？

胡衛：我認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教育模式的單一化。17世紀，教育家夸美紐斯提出了“百科全書式”的課程理念，學科被精細拆分，并與工業社會的分工和效率邏輯深度契合，學校就像標準化的生產流水線，學生就像原料，老師根據統一的目標、課程與評價體系，按固定進度實施教學。學生經過嚴格的程序與層層篩選，最后被塑造成“標準件”。

如今我們的教育模式仍停留于這一工業革命時代的產物上。這種“整齊劃一”的教育模式的核心特點就是教師將“標準答案”單向灌輸給學生，學生的任務則是精準“復現”這些知識。老師是考什么就教什么，而學生是老師教什么就學什么。

這種“老師中心、課堂中心、課本中心”的教育，無疑會讓學生長期處于被動接受狀態，不利于其自主學習、獨立思考，更不利于其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尤其是高強度的訓練與題海戰術，極易導致學生的心理問題高發，家長的焦慮增加。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正是改變這種單一教育模式的最佳契機。借用福耀科技大學副校長徐飛的話：“AI時代，技術能瞬間喂飽學生的知識，但發現問題的眼睛、提出問題的勇氣、定義問題的智慧，這些根植于好奇和創造的本能才是人最寶貴的品質。”

AI能夠秒回人類提出的各種問題，而提問的能力則是AI時代非常重要的能力。

上觀：您在此次大會中提到人才“掐尖”培養的問題時，獲得了臺下許多聽眾的共鳴。

胡衛：通過各種形式的考試與競賽，把“學霸”集中起來進行重點、超前、高強度的培養，這種“掐尖”的情況大家都不陌生。然而實踐證明，把單一類型的“學霸”集中到一起進行超前學習，除了能增強他們的認知水平和提高應試分數之外，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提升他們的創新能力。因為創新能力的培養需要的是多樣化的生態，只有在不同類型伙伴的激發下，才能逐步實現。否則只能是“拔而不尖、創而不新”。

我很贊同上海科技館館長倪閩景的觀點：“創新沒有天選之子”。每個人都具備創新的潛質和成為創新人才的可能，關鍵在于能不能被細心地呵護與激發，并得到科學的培育，而非被抑制。

上觀：創新潛能的激發與呵護離不開老師的慧眼。

胡衛：這就牽涉當前教育面臨的第二大問題，老師真正能沉浸于教學的時間究竟有多少？

我們的學校都是科層式的管理，校長普遍忙于參加各個層級的會議，老師則要面對大量的考核及公開課。曾經有一個調研顯示，中小學老師大約有七成的時間都用于填寫各類表單、文件，開會以及上公開課。

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曾派出16位中小學校長到歐美國家最好的學校進行調研。他們發現當地的老師與學生在一起的時間很多，除了課堂上的教學，他們還會和學生一起參加體育運動以及各類文藝活動。通過這次考察，新加坡的校長們認為，一所好的學校應當讓老師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繁文縟節”的約束，把更多的時間與心思用在學生的身上，從而讓每個學生的個性與潛能得到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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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目的正從“為謀生”轉向“為更好地生活”

上觀：您在發言中還提出了一個接地氣的觀點：人工智能時代，學習的目標會逐步從“為謀生”轉向“為更好地生活”。如何理解這句話？

胡衛：人工智能時代，人類為生存而被動勞作的必要性正在逐漸消弭，將來機器能夠為人類做很多基礎性的勞動，人類的生產力會得到大幅躍升。過去，教育是為謀生而做準備。未來，社會福利能充分保障并持續提升人們的基本生活水平。

因此，學習的目標會逐步從“為謀生”轉向“為更好地生活”，而教育的目的也勢必會相應地從“為應試而教”轉向“為幸福人生而學”。“為幸福人生而學”的本質訴求，在于教育突破功利性的知識灌輸與技能訓練的局限，以“全人教育”的理念引導孩子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培養身心健康、內心豐盈、懂得審美、擁有創造力與幸福感的“生活者”。

上觀：培養有創造力和幸福感的“生活者”，不是靠題海戰術就能實現的，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比培養擅長考高分的學霸更難？

胡衛：AI技術正在替代重復的知識搬運工作，未來勢必會將學生和老師從題海戰術中解放出來，擺脫低效的腦力勞動，讓教育回歸對孩子德育、美育與體育的本質關懷。

將來，AI會成為每個學生可以隨時使用的“虛擬導師”，它能根據學生的認知水平、學習節奏推送定制化資源，通過智能答疑，實時解決困惑。因此，傳統意義上的“教書”，也就是單項的知識輸出，可以更多地交給人工智能來輔助完成，而“育人”——讓人擁有高尚的情操、審美能力，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則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老師的職能將從“知識傳授者”轉型為“學習引導者與賦能者”。他們不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重復講解標準化的知識，而是將精力聚焦于指導學生掌握自主學習的方法，讓學生在主動探索中激活創新思維，真正實現從“學會知識”到“學會學習”再到“學會創造”的成長跨越。

上觀：“如何做人、如何生活”是每個人一輩子的“功課”。

胡衛：的確，對一個人的成長而言，真正能支撐其一生的無外乎兩點：一是擁有豐富的心靈去感受生活，在世間發現無處不在的美，以此滋養心靈。二是具備充沛的體能去體驗生命、創造價值。

我們的教育中長期存在著重智育，輕德育、體育、美育、勞育的傾向。隨著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這一傾向勢必會被扭轉。我始終相信：無德育，無靈魂；無體育，無卓越；無藝術，無生命；無科學，無未來。

前不久，被譽為“AI之父”的諾貝爾獎、圖靈獎得主杰弗里·辛頓在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提出：人類和AI目前的關系就像是養了一只小老虎當寵物，要想辦法訓練它向善，讓它永遠不想吃了你。如何訓練AI變得善良，是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他呼吁所有國家一起合作。

我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使命就是培養向善的人、有創新力的人、有責任感的人。AI能夠秒回人提出的問題，卻無法安放人的靈魂，而這正是AI時代德育的意義。

那為什么要重視美育？因為審美能力是人類難以被AI替代的重要能力之一。美育絕非簡單意義上的傳授藝術知識和技能，美其實無處不在，既蘊藏于詩詞歌賦中，也體現于線性透視中。未來，我們還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與數字藝術等形式，拓展學生的審美視野和創新空間。

體育維系著人畢生的精力。學校的體育肯定不能和競技體育畫等號，而是應以健身強體為目標，實現育智和育心的功能。未來，可以依托智能穿戴設備和運動數據分析，在強化體質健康監測的基礎上，讓學生在體育鍛煉中享受樂趣、增強體質、錘煉意志，學會在沖突中解決問題，提升抗挫折能力以及團隊協作精神。

人工智能時代的科學教育需要強化“融合思維”，將科學、工程、技術、藝術、數學、人工智能等知識與學科進行有機融合。破除“科學教育僅針對少數精英”的誤區，讓每個學生都能接受科學教育，并且要以技術工程類項目為載體，推動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融通。

7月28日，胡衛參加“人工智能與未來職業”——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創投生態研討會，并作主旨演講。

用“職普融通”的理念，構建人才培養和成長的立交橋

上觀：前不久，您在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從“職普融通”的視角闡述了對“AI時代職業結構變革與教育范式轉型”的思考。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為什么需要融通？

胡衛：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在本質上其實并無分野。歷史上，普通教育源自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古典自由教育，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教育者推崇博雅教育，而輕視技能培養。18世紀末，法國、美國的政治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催生了實用主義教育，杜威等人倡導的實用主義教育打破了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二元對立。19世紀中期，職業教育正式“登堂入室”，成為學校制度中的組成部分。20世紀，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在博弈中動態發展。

21世紀，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可謂雙向奔赴，融合共生。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的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構建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大力培養大國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職普融通，正是這一戰略的樞紐，能打破傳統教育類型的區隔，構建起人才培養和成長的立交橋。

我們剛才已經分析了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對教育范式轉型所帶來的諸多機遇和挑戰。我認為，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應當融匯“職普融通”的理念。只有將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真正地融通，才能培養出人工智能時代所需要的創新型、復合型人才。

上觀：實現“融通”的路徑有哪些？

胡衛：“融通”包含橫向融通與縱向融通。

先談談橫向融通：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階段就要開始進行職業啟蒙。初中階段則要鼓勵孩子進行職業探索。而高中階段是職普融通的關鍵節點，它向下能銜接義務教育職業素養的奠基，向上能對接高等教育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構建縱橫貫通的職普融通體系。

當前，我國的高中教育面臨著諸多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中階段的學校要實現多樣化。未來，我們要逐步改變高中辦學形態的單一，實現普通高中與中職學校學科互選、學分互認、學籍互轉。大力發展綜合高中，將學術課程與技職課程融為一體，實行學分制管理，由學生自主選擇課程方向，修滿學分即可畢業。保留部分特色品牌中職學校。同時，實施縣域普通高中振興計劃。

此外，還要辦一批特色高中，比如科學高中，以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培育和學生科學素養的培養為目標，以數理化等理科學科為基礎，以課程體系、教學模式、管理制度、師資保障等要素的組織優化和創新為核心，通過育人方式的根本轉變培養科技創新人才。

縱向融通則有三個條件：一是打造縱向貫通的智能化人才培養通道，通過建立學習成果認證體系，打通從高中或中職，到專科或高職或本科，再到研究生的學業上升通道。未來，還可以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建立“學分銀行”，確保高技術、高技能人才的終身學習路徑暢通。

二是完善職教高考制度，重點考查人工智能時代國家所需的技術技能水平，并引入虛擬仿真、智能測評等新技術優化考試形式。

三是推進產教融合與校企合作。支持相關企業建設AI實訓基地和數智孿生工廠，學校與企業可以共建AI教學團隊，共同開發智能教材和數字化課程資源，可以通過產教聯盟、產業學院等形式，培養人工智能時代需要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原標題：《專訪上海市政府參事胡衛：AI時代的教育應從為考分而教，轉向為幸福人生而學》

欄目主編：龔丹韻

作者：解放日報 陳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