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習慣將植物的馴化視為人類對自然的征服，然而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在夏末花園的“無政府狀態”中，植物按照自己的命運瘋長，早已推翻了園藝師的精心布局。這種失控恰恰揭示了一個被忽視的真相：馴化從來都是雙向的過程。美國作家邁克爾·波倫從植物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文明史，提出植物通過滿足人類的欲望——甜美、美麗、陶醉和控制——成功地讓人類為它們服務，傳播它們的基因。從約翰·查普曼的蘋果園到荷蘭的郁金香狂熱，從大麻種植者到孟山都的科學家，所有人都在參與這場人類與植物欲望的協同演化之舞。本文摘自《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美]邁克爾·波倫著，劉夙譯，中信出版社2025年7月版）尾聲部分。澎湃新聞經中信出版社授權刊發。

我已經有幾個星期沒去花園了。到夏末，這地方又和往常一樣，滿是“無政府狀態”的野蠻瘋長和成熟果實，這架勢像馬上要把我那些花壇、藤架和小徑構成的幾何結構撐裂。菜豆的藤蔓已經完全爬到了向日葵頂上，用鼓脹的綠色和黃色豆莢給向日葵蒙上了一層帷幕。草坪現在已經無法修剪，南瓜藤在上面已經爬到了半途，大如比薩的瓜葉投下了一片片的暗影，讓其下的萵苣看上去異常開心——不幸的是，蛞蝓也異常開心，正在瓜葉下蔭涼的莙荙菜上大快朵頤。尚未收獲的最后一批馬鈴薯的莖蔓也頹然倒在壟上，精疲力竭。

自打5月開始，短短幾周內，花園就成了這樣，綠色的喧囂響徹其間。我在5月以一種深思熟慮的布局種下了幼苗，現在這布局再也識別不出來了。原本那些新鋤過的整潔行列，曾經暗示了我是這里的負責者，是首席園藝師，但現在這顯然已經不成立了。當植物無憂無慮地按照植物的命運過活時，我的命令便被推翻了。在這命運的指導下，所有一年生植物都如饑似渴，只要時機來臨，就會拼命伸向太陽，從鄰居那里搶奪地盤，彼此防御，或相互剝削。它們讓種子成熟，把它們的基因帶向未來，并且都在爭分奪秒，盡可能地利用霜凍之前越來越短的白晝時間。

在每年的生長季，我都會抽一些工夫，盡力讓整個場面從表面看上去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控制。我拔除雜草，剪掉南瓜的蔓枝讓莙荙菜可以呼吸，在菜豆要扼殺脆弱的鄰居之前把它的藤蔓解開。但到8月末，我通常會放棄，讓花園我行我素，只在晚夏的豐收期盡力去收獲。盡管在5月讓一切重新開始的人是我，但到夏末，花園中發生的事已經不再是我所做的了。我喜愛在春天牢牢掌控花園，為它賦予理智的秩序；同樣，在8月將這秩序廢棄，會給我一種醇厚的、幾乎全為感官性的快樂。

但我還是來到這里，尋找一些東西。最終，我找到了它——一排“肯納貝克”馬鈴薯。它們頂上的莖葉已經四仰八叉，死在地上。馬鈴薯的諸多美德之一，是可以整個冬天都留在地下，人們只在需要的時候采挖。在歷史上，這對容易被兵寇劫掠的農民來說是大幸，因為地里的土豆很難被洗劫一空。

我認為，沒有什么收獲比馬鈴薯的收獲更令人滿意了。春天過后，鐵鍬第一次翻開黑色土壤的表層，色如斜紋棉布的土豆滾到新鮮的泥土上，我就喜歡這樣的時刻。把這容易挖出的第一輪驚喜收集起來之后，你應該把鐵鍬放在一邊（否則很容易把剩余的土豆磕傷）。剩下的工作要用手來完成，把你的手指用力插進肥得流油的土壤，在黑暗中四處感受那些不會認錯的形狀。要確定它們的身份，只用雙手即可，無須借助眼睛。因為土豆摸上去總是比石頭更涼，也更重，而且攥在手里時，總是有一種更舒服的貼合感。

這并不是說，任何土豆都能在形式上達到如此盡善盡美的程度。沒有兩個土豆是相似的，它們大多都奇形怪狀，是些不對稱的玩意兒，因為不定會有什么樣的石塊和土壤與它們相鄰，這對它們形狀的影響不亞于任何按照基因字母執行的遺傳指令。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喜歡為地底的土豆賦予如此陽光的太陽神形式，把它們切成半透明的薯片和富有幾何感的薯條。然而比起作為它們生長環境的混沌一團的黑暗，明亮的土豆攥在手里，感覺就像形式在此成了肉身。

你的手指遲早會握住一個不小心被鐵鍬整齊切開的濕冷的土豆。它閃著濕潤的白色光澤，散發最不食人間煙火氣的人間芳香。這是春天新鮮土壤的氣味，然而是一種被蒸餾或被改良過的新鮮土壤，仿佛野生、原始的風景被提煉在瓶里，成為一款“馬鈴薯香水”。你可以嗅到其中寒冷的、沒有人類氣息的土壤，但其中也有舒適的廚房，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馬鈴薯的氣味在我們聞來就是舒適本身的氣味，是像薯肉一樣全然令人愜意的氣味，是一種吸收起記憶和情感來像吸收味道一樣容易的潔白。嗅聞一個生土豆，就等于正好站在家和野外之間的門檻上。

一旦我裝滿一籃土豆，我就會站在那里，思考花園的現狀，還有它從5月那直截了當的行列和意圖“變格”而來的令人生畏的壯麗。不管我什么時候聽到或念到“花園”這個詞，我總是會想象出一種遠不如眼前所見這么野性的東西，可能因為在常見用法中，“花園”就是“荒野”的對立面。然而，園藝師并不至于笨到會相信這一點。他知道，他的花園籬欄、小徑和珍愛的幾何形式，都有著不牢靠的懷抱，抱在其中的即使不是任何字面意義上的荒野，也肯定是散發著明亮、濃烈光彩的野性，是在過著豐富多彩生活的動植物和微生物。這些生靈的基因，還有周邊熙熙攘攘、所有東西都影響了其他所有東西的環境，都在做著深沉的脈動，于是眾生便提出了如此眾多意想不到、各顯其能的答案作為回應。

那么，這究竟讓我們這些園藝師——曾經竭力要利用這種野性的蘋果籽約翰尼的后輩——身處何處？這個8月的下午，站在一座花園的甜蜜廢墟中，拎著一籃沉甸甸的土豆，我想起了穿著咖啡袋襯衫的查普曼，想起了阿姆斯特丹瘋狂的郁金香迷和大麻種植者，想起了穿著實驗室大褂的孟山都科學家，于是不禁好奇，他們是否有什么共同之處。這些人都曾在花園中冒險，在達爾文的那個不斷擴大的人工選擇花園中冒險，為的是把強大的人類驅動力與同樣強大的植物驅動力結合在一起。他們都是欲望植物學的實踐者。就事物的本質來說，這讓他們成為查普曼一樣或馬鈴薯一樣的邊緣人物，在野生和栽培、古老傳承和新穎創造、酒神和太陽神的領域之間來回穿梭。他們所有人都參與了這兩位主神之間永不結束的偉大會談，為酒神式能量和太陽神式秩序的對話貢獻了自己微薄的力量。正是這對話，成就了“夜之女王”郁金香的美麗，成就了“喬納金”蘋果的甘甜，成就了雜交大麻在人類大腦中引發的感知。

在這兩極之間的某個地方，所有園藝師——其實就是我們所有人——都清楚地標定了自己的地界：有的人像蘋果籽約翰尼，地界偏酒神式野性一側（蘋果籽約翰尼應該會喜愛現在的花園）；有的人像孟山都的科學家，正在努力實現令人滿意的太陽神式控制（那些穿實驗室大褂的人大概更喜歡生長季之初的花園，那時“災殃”還未來襲）。還有一些人很難放到這個連續的譜系之中——比如說，你準備把正在照管養在密室中的水培克隆株的大麻種植者置于何處？那樣的密室雖然是太陽神式的偉廈，卻致力于追求酒神式的快樂。一個人不必偏向任何一方是件好事。

除了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蜜蜂的約翰·查普曼，其他所有欲望植物學家在開展工作時，都抱著一種直白的、在我看來是狹隘的人文主義的態度。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馴化就是人對植物做的事，而非相反。荷蘭那位叫阿德里安·保的市民，擁有了世界上所有“永恒的奧古斯都”郁金香植株的11/12，或12/13，但他可能從未想過，那些郁金香在某種意義上也擁有他——他把一生中的大半時間都用來增加它們的數量和自己的快樂。他在無意中參與引燃的郁金香狂熱，對郁金香屬植物來說是不可估量的恩惠，可以說，它們笑到了最后。至少在荷蘭市民因為郁金香而失去了財富之后，世界上郁金香的財富卻越來越豐厚。

不管有意還是無意，所有角色都是一部協同演化戲劇中的演員，是人類與植物欲望的舞蹈中的舞者。不管是參與這戲劇和舞蹈的植物還是人類，都不可能始終不變。我承認，對于推動植物改造自身，以便讓我們聽從它們命令的任何力量來說，“欲望”這個詞的意蘊可能過于強烈，然而，我們自身的設計往往并不比植物的設計更一意孤行。每次我們想要最對稱的花或者最長的薯條時，我們也一樣會投下無意識的演化選票。無論是最甘甜者生存、最美麗者生存還是最能迷醉人者生存，都遵循著一種辯證的過程，一種人類的欲望和植物的所有可能性之間的討價還價。在這個過程中，雙方都有責任，但既不需要意圖，又不需要意識。

我止不住地回憶起約翰·查普曼順俄亥俄河漂流而下，在堆積如山的蘋果籽側旁打盹的畫面——在這些種子里，正沉睡著蘋果在美國的未來，那個將要到來的黃金時代。這個赤腳的怪人多少知道我們和植物之間的關系如何，這是之后的兩個世紀中我們似乎已經看不到的東西。我想，他明白我們在自然史之河上的命運是交織在一起的。雖然我個人認為，他說嫁接是一種“邪惡”是不對的，但是他的這一判斷確實展現了一種本能的感覺——覺得野性是有必要的，多樣性比單一耕作有價值。盡管查普曼可能不會同意，但是遺傳工程很可能并不比嫁接更邪惡，雖然它也在對抗野性和多樣性（只是激烈得多）。它也把賭注——一份非常大的賭注——押給太陽神式的“一”，而不是酒神式的“多”。

“新葉”標志著一次演化轉折，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把我們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不過，萬一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那么明智的做法應該是效仿查普曼這個榜樣，去拯救和種植各式各樣的植物基因——野生的、無法申請專利的，甚至是看似無用的、明顯丑陋的，以及純古怪的。明年，在種“新葉”的地方，我打算種下許多不同品種的“老葉”。我不再種單獨一種完美的馬鈴薯，而是在田里投下查普曼式的賭注。減少生命的豐富多樣性，就像嫁接者、單一耕作者和遺傳工程師做的那樣，意味著減少演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降低未來向我們所有人的開放程度。動物學家E.O.威爾遜在談到生物多樣性時寫道：“這是花了10億年才演化出來的生命大集合。它吞食了風暴，把它們折疊進基因，又創造了這個創造我們的世界。它讓世界維持著穩定。”在這種多樣性之上冒險，就是在冒讓世界停轉的風險。

生物多樣性這個詞并不在約翰·查普曼的詞匯表中，然而，對于那個夏天的下午，他在俄亥俄河之上隨身攜帶的瘋狂的蘋果基因檔案來說，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生物多樣性是個很好的選擇。關于我們在自然中的位置，他的看法即使以他那個時代的標準來衡量，也是離經叛道的。但我確信，他的觀點中有一些有用的真理，即使沒有說出來，也肯定體現在他的行動中。我特別想到了他那天組裝獨木舟的方式，是兩個船體并排，在河上共同保持穩定。也許作為船舶結構的示范來看很可笑，但作為隱喻，它肯定適于航行。查普曼的這條船就是他的示范，邀請我們想象一個迥異的關于人與自然的故事，一個可以縮小二者之間距離的故事。這樣我們就可以再次開始看清楚人與自然是什么樣子，知道雖然一切都將永遠存在，但都有誰和什么在這條船上。

[美]邁克爾·波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