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20年代，當哈佛大學熱帶醫學專家理查德·斯特朗踏上利比里亞的土地時，他懷揣的不僅是醫學考察的任務，更是一場科學與資本共謀的殖民實驗。在費爾斯通公司的資助下，斯特朗的團隊以“醫學調查”為名，深入利比里亞內陸，收集物種標本、拍攝土著生活。這場看似高尚的學術考察，實則為美國橡膠巨頭掠奪土地、壓榨勞工提供了“科學背書”。

《橡膠帝國：美國資本在利比里亞的土地與權力之爭》，[美]格雷格·米特曼 著，田澤浩 譯，萬有引力 |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紀上半葉，美國工業巨頭費爾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亞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橡膠帝國。在美國政府默許乃至推動下，費爾斯通與利比里亞政府達成交易，以“發展與進步”之名大規模掠奪土地，建造種植園。

種植園中心夜夜笙歌，橡膠帶來的暴利讓白人管理者和少數利比里亞精英過著優渥舒適的生活。而在遠方的橡膠樹林里，利比里亞原住民勞工在種族歧視、勞動剝削與暴力壓迫下掙扎求生。

隨著利比里亞財政與勞工體系被逐步掌控，美國資本實質上重塑了這片土地的經濟、社會與生態秩序，為日后利比里亞的社會分裂與內戰爆發埋下隱患。而在這一切背后，費爾斯通始終自詡為“拯救利比里亞”的慈善家。

（下文摘自《橡膠帝國》第三章《資本的傳教士》）

費爾斯通在利比里亞的實驗引起了哈佛大學教授斯特朗極大興趣。斯特朗是兩座英國橡膠種植園的股東，他意識到英國的橡膠壟斷對美國經濟利益的威脅。1925年2月，斯特朗接受了費爾斯通輪胎橡膠公司的咨詢。該公司承認，利比里亞種植園的效率和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工人的健康狀況”，公司還請斯特朗推薦可以“為我們的管理人員和當地勞工提供醫學服務”的合適人選。12月，沙特克利用他在哈佛大學的關系，安排他的學生斯特朗與老哈維會面。1925年1月，他們在紐約的花園酒店見了面。斯特朗大力推銷熱帶醫學系的專業知識對費爾斯通的利比里亞項目的價值。老哈維顯得很有興趣，并為考察項目提供了后勤支持，但他沒有給哈佛大學一分錢。斯特朗啟程前往利比里亞時，沙特克還寫信向他保證，不久之后，“費爾斯通就會慷慨解囊”。8月下旬，哈佛大學考察隊離開費爾斯通公司的種植園，前往利比里亞內陸后不久，沙特克再度來信。斯特朗的這位金主自信地寫道：“費爾斯通已經‘把手放在犁上’（指著手做事或開啟一項進程）,我們會讓他牢牢握住。”沙特克以白人的優越感居高臨下地寫道：“不能一直指望8000個非裔美國人管事。”這一貶低黑人的種族歧視觀點消解了黑人自治的可能。不久，費爾斯通真的慷慨解囊了。他拿出二萬美元用于出版考察隊的兩卷報告。與哈佛大學的合作對費爾斯通的公共活動相當有益，在此后建立工業種植園的過程中更是發揮了關鍵作用。

照片與影像資料記錄了在費爾斯通4號種植園進行的一次巴薩人文化表演，由哈佛大學考察隊的攝影師洛林·惠特曼攝于1926年。2018年，奎桑村的長者曾用這些資料說明，費爾斯通的到來令他們的祖先流離失所。惠特曼攝于1926年（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收藏）

1926年11月30日，斯特朗搭上前往比屬剛果的“沃爾弗拉姆”號貨船。他在船上給哈佛大學校長洛厄爾寫了一封信，介紹了考察隊在利比里亞取得的成果。他們走遍了該國幾乎所有地區，評估了“幾乎所有重要的部落”。他們收集了約500只鳥和哺乳動物的毛皮，1300份開花植物標本，36只吸血昆蟲和“15只跳蚤、虱子、臭蟲、蜱蟲等寄生蟲”的標本。他們開設了大量診所，完成了診斷實驗室的工作，還編寫了一份醫學調查報告，記錄了困擾利比里亞人民的各種疾病，包括瘧疾、血吸蟲病、盤尾絲蟲病、鉤蟲病、麻風病、象皮病等。他們拍攝了超過675張照片，錄制了7700英尺長的膠片，記錄了利比里亞人民從沿海到內陸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總而言之，這次考察十分成功，哈佛大學將以此為榮。

考察結束時各成員都身體無恙，這讓斯特朗松了口氣。他在報告的結尾提到了一個他認為有責任解決的問題。他要求洛厄爾同他詳細討論考察隊遇到的“一些關于利比里亞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斯特朗離開利比里亞時，也向助理國務卿卡斯爾去函，表示自己對“在這片土地，尤其是內陸地區目睹的悲哀狀況”深感痛心。這兩封信中提到的“問題”與“悲哀狀況”指的都是利比里亞國內的強迫勞動現象。在考察途中，斯特朗對當地的勞工狀況愈發憤慨。他發現費爾斯通招募30萬名勞工的計劃嚴重忽視了當地的現實情況。那里男性勞工稀缺，斯特朗親身體會了這一點，考察隊在利比里亞東南部一度被迫雇用女性充當腳夫。這一行為違背了斯特朗的道德感，傷害了他的男性自尊心。然而，考察隊途經的當地村落普遍缺少男性，他們都已被納入利比里亞政府的強迫勞動計劃。該方案計劃將契約工人送往位于費爾南多波島的可可種植園。那座島嶼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歷史上具有長期的戰略價值，自15世紀起先后被葡萄牙、荷蘭和西班牙占領。斯特朗不斷指示惠特曼用照片與膠片記錄壓迫與強迫勞動的狀況，包括修路的男性勞工、被當作人質的女性、在政府農場勞作的女性和抬著地區專員的吊床穿越內陸的腳夫等。斯特朗收集了大量這樣的證據，他希望說服美國政府官員出面解決利比里亞國內的濫用強迫勞動問題。

一名受考察隊雇用的利比里亞年輕工人與一條被獵殺的鱷魚。在為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收集野生動物的過程中，斯特朗及其團隊依賴當地原住民獵人的技藝。洛林·惠特曼攝于1926年（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收藏）

回到美國后，斯特朗憑借他與共和黨高層的交情打開了通往白宮的大門。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夫脫將他自菲律賓歸來的朋友邀請到華盛頓特區的家中，聆聽這位醫生的所見所感。1928年2月，另一位好友與贊助人福布斯安排斯特朗在白宮面見柯立芝總統并留宿。斯特朗向總統強調了利比里亞政府的邊防部隊對該國內陸地區人民的“過分虐待”，而且沒有任何“補救措施”。斯特朗雖然贊成利比里亞成為美國保護國的想法，但認為這種干預“目前是不切實際的”。相反，他認為費爾斯通協議要求的對利比里亞提供貸款一事，能夠使美國獲得對利比里亞的巨大影響力。卡斯爾在會面后不久回復稱：“總統先生很感興趣，那些談話激起了他對那個國家的關切。”斯特朗還將這些指控公之于眾。他在《波士頓先驅報》的一篇社論中表示，強迫勞動的情況“絕不會得到文明世界的認可或尊重”。

在公開發表對利比里亞政府的道德控訴時，斯特朗并未透露他與費爾斯通的關系。一位哈佛大學的醫生對利比里亞當地居民的擔憂似乎完全出自人道主義目的與善意。然而，斯特朗與利比里亞各族群的交流和他對他們的描述都揭露了他更為復雜的動機。斯特朗在利比里亞同樣使用過強迫勞動。當考察隊抵達東南海岸附近的陶亞鎮時，斯特朗的團隊處境艱難。村子里幾乎找不到男人，而被雇用的人往往會丟下貨物逃走。惠特曼有時不得不獨自把物資運過河，因為身材矮小的婦女和兒童應付不了水流。當他們終于找到一群男人時，考察隊用繩索與藤蔓將他們綁了起來。“那是一個歡樂的隊伍，”惠特曼在日記中寫道，“18個男人被鎖鏈（我指的是繩子）捆住，還有3個全副武裝的白人，隨時準備開槍殺人。真是一幅美妙的圖景。”惠特曼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這幅畫面與“多年前許多類似的場景”沒有任何區別，當時“白人奴隸販子拿著鞭子和原始的槍支”穿越叢林。然而，他和他的上司都沒有用膠片記錄下這幅畫面。

斯特朗對利比里亞觸目驚心的強迫勞動事實的公開批評，實則給費爾斯通公司帶來了極大的好處。這家橡膠公司如果想招到工人，就必須向利比里亞政府施壓，要求其放棄在國內使用和向海外輸出強迫勞動。此外，這一舉動呼應著費爾斯通宣傳的企業福利與善行文化，而科學與醫學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雖然費爾斯通嚴詞拒絕他在美國本土的工廠組建工會，但他仍然將自己視為勞資關系中的先驅，因為他向自己的雇員提供住房、醫療等諸多福利。在種植園使用強迫勞動，完全不符合費爾斯通精心塑造的這種仁慈的資本主義形象。

在哈佛大學考察隊成員看來，對利比里亞雨林的濫砍濫伐并非生態暴行，而是代表著現代工業發展的基礎。惠特曼攝于1926年（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收藏）

在這家美國企業進入利比里亞，并培育不斷發展壯大的種植園世界的過程中，科學與醫學被證明是關鍵的盟友。熱帶醫學與植物學、昆蟲學和人類學等科學，幫助改變了利比里亞土地與生命之間的關系，推動了巴西橡膠木的引進，并建立了一套可以源源不斷產出橡膠與利潤的生產體系。在這項大規模工業事業中，費爾斯通利用科學領域的專業知識的目的并不是促進種族平等，而是實踐白人至上與種族歧視。科學報告與道德規范攜手共進，這種方式曾使美國國內的《吉姆·克勞法》和美國在全世界的干預行為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