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驚蟄研究所 小冬

從熱播電視劇《凡人歌》到《心動的信號7》，最近關于“二本”的討論屬實有些超標。并且在社交網絡的語境里，“二本”群體代表了平凡的大多數。

與之對應的是越來越多的觀眾注意到，從影視劇里的男女主角到素人綜藝里的男女嘉賓似乎都有著相似的精英人設。而在觀眾們的注視下，這些看似完美的精英人設，又不免接連崩塌。

雖說審美趨同的社會背景下，在文娛行業被推上C位的頂流們難免有些相似，但是雷同的人設和無一幸免于“翻車”的結局，不免令人疑惑：滿屏的精英人設從何而來？他們又為何翻車？觀眾們到底要看什么？

而在這些問題的背后，是一場關于內容選擇權的爭奪。

為何滿屏精英人設？

影視劇中的精英人設其實由來已久。早在繪畫、雕塑等藝術門類誕生之初，藝術家們就通過對完美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表現自己對美感的理解，同時表達自身對完美主義的追求。

例如米開朗基羅通過對男性健壯肌肉的刻畫，來表現完美、充滿力量的英雄氣魄。唐代畫家吳道子，則以流暢的線條描繪人物衣帶，形成了一種被風吹拂的視覺特點，仿佛神仙駕臨。

在文學領域，民間神話和小說中也不乏神仙、英雄等符號化的完美角色。而影視劇作為視覺化的文學內容，自然也在文藝創作的過程中，被賦予了編劇、導演眼中的完美形象。

此外，從受眾需求的角度出發，精英人設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2017年，《我的前半生》以女主角羅子君的離婚為開端，聚焦都市女性在感情和職場的人生蛻變，講述了一個依賴丈夫的家庭主婦，如何成為獨立自主的職業女性的故事。

這種劇情設定不僅令觀眾們耳目一新，還對職業獨立女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了深入探討。并且劇中還涉及婚內出軌、小三上位、職場競爭等社會熱點話題，引起了觀眾的共鳴。

此后的幾年里，現實主義題材在國產劇中的占比不斷提高，各種聚焦都市情感和職場的現代劇接連成為市場大爆款。

包括2020年的《三十而已》、2021年的《理想之城》，以及2022年《風吹半夏》和2023年《裝腔啟示錄》，均以都市生活為背景，探討都市女性的職場成長和情感生活狀態。

為了匹配故事后期獨立女性的角色設定，都市題材劇中的主角職業也變得精英化，從醫生、律師、翻譯官到高級白領、企業高管，幾乎覆蓋了所有中產收入職業。

與此同時，“精英人設”同樣在屏幕外開始延伸。

“學霸”“老干部”“富二代”取代了單調乏味的帥和美，成為更多用來描述明星公眾形象的關鍵詞。粉絲們喜歡偶像的原因，也從唱歌好聽、會演戲、顏值高等反映業務能力的評價，轉變成了“努力且優秀”“情商高”“事業心強、肯上進”“對自己的未來有規劃”。

伴隨著明星人設的泛濫，公眾在評價明星基于本職工作而完成的各種作品時，往往被給予了一個前置評價條件，仿佛歌手唱歌、演員演戲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從事的就是這份職業，而是“富二代追求演員夢想”“帶領華語樂壇走向世界”。

在如此高尚的就業動機下，明星們的身上被各種耀眼的精英光環包裹，任何負面評價都變得無法容忍，仿佛他們不僅僅是頂流，還應當接受所有人的頂禮膜拜。由此，精英人設成為了吸引觀眾的內容制作方法，也成為“巨C”們攫取流量的常規手段。

精英為何集體翻車？

所謂真金不怕火煉，但精英人設卻難免翻車。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精英人設本就是被制造出來的，因此與現實之間存在明顯差距。由此反映到影視劇中，就導致角色、劇情出現了“懸浮感”。

例如近期熱播的都市劇《凡人歌》中，主角團成員幾乎標配精英人設，企業高管、HR總監、金融白領、北京公務員的職業設定，與劇名中的“凡人”不能說沒有關系只能說毫不相關。

暫且不討論擁有精英人設的角色是否能夠詮釋凡人的苦惱，《凡人歌》中的幾處劇情也與現實嚴重脫離。殷桃飾演的女主角沈琳生活窘迫，為了生計不得不擺攤賣鹵肉。但有眼尖的觀眾發現，沈琳竟然穿著價值幾千塊的波司登極寒羽絨服去買菜、賣鹵肉。

章若楠所飾演的李曉悅也有著超出凡人標準的服裝配置。作為一名剛工作的二本院校畢業生，李曉悅住合租房，逛小集市買便宜的毛衣，卻經常穿著千元以上的服裝出現在鏡頭前，明明家境并不好，竟然能夠說辭職就辭職，而且辭職后還不著急找工作，說要玩段時間。

這些服裝道具上的“失誤”以及與真實生活相悖的劇情，對于屏幕前的打工人來說，不僅僅是人設崩塌，更讓人有種“看富人拍窮人生活，再賺窮人眼淚”的感覺。

相比之下，《心動的信號7》中海歸嘉賓們的精英人設，崩塌得更加干脆。

為了嚴格貫徹中英文夾雜的海歸地道表達（也有可能是被節目組要求），明明可以直說城市的中文名，甚至中文已經在嘴邊了，卻還要緊急撤回，并且立馬改成英文，用Southampton替換南安普頓，用Manchester取代曼徹斯特。

本來觀眾從一開始就未曾質疑過嘉賓們的海歸身份，但這種刻意“strong（死裝）”的行為就不免讓人懷疑，海外留學經歷的真實含金量。

其實從內容制作的角度來看，就很容易理解精英人設為何集體翻車。

首先，影視劇因為要盡可能地照顧到更大范圍的觀眾群體，所以在都市題材背景下，選擇大部分人都聽說過的職業更為穩妥。另外，“未知”的內容能夠引起觀眾的好奇心，吸引人們持續觀看，所以在大眾職業之上，選擇更高階的崗位設定就變得更加合理。

但是在確定了精英人設的職業設定后，劇情想要講述的往往又是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矛盾或沖突。比如為收入發愁、在工作中受到排擠，或者是事業發展不順突遭變故。

再往后，為了推動劇情、制造主角終于成功了的翻轉，舍不得主角“用時間換成長”的編劇們，又依靠“天降霸總”的劇情，強行把主角推向事業成功的“正軌”。而隨著劇情的發展，觀眾們的確能夠對職場遭遇的部分產生共鳴，但“天降霸總”終究只會發生在影視劇里。

現實生活中，面對艱難困苦依舊選擇忍耐的打工人，既無法與影視劇里的“爽文”情節感同身受，也喝不下編劇和導演遞上的雞湯。于是，脫離現實的情節都成為擊垮精英人設的石頭，也一顆顆砸在了職場牛馬幾近干涸的心田里，沒有泛起一絲漣漪。

觀眾到底要什么？

事實上，精英人設更受市場歡迎的核心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希望從文藝創作中感受美，另一方面是被現實生活擠壓的觀眾們，渴望借助美好的內容體驗，達到精神放松和治愈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內容創作者的眼里，市場對于精英人設的正向反饋被解讀成了單純的內容偏好，甚至成為沒有根源的內容標準和生產工具。

本應該用接地氣的真實故事情節來表現主角成長為精英的過程，但是主角總會莫名其妙地跑去談戀愛。最具代表性的矛盾情節是有著“美強慘”設定的大女主，偏偏是個戀愛腦。這種表面上關注個人成長，實際上卻戴著各種面具談戀愛的劇情，在現實主義題材的職業劇中，展現得尤為明顯。

去年備受爭議的《以愛為營》講述了霸道總裁和財經記者的愛情故事，然而除了固化的“霸總設定”，白鹿飾演的財經女記者卻鮮有展現出應有的職業素養，比如利用職業之便，通過采訪接近男主，又因為意外的肢體接觸內心小鹿亂撞，忘記自己要采訪的內容。

過于套路化的劇情以及離譜的人物設定，甚至被“人民文娛”公開點評：“為了某種甜，硬寫某種苦，到最后都是套路。”而針對影視作品中，職場描寫被觀眾詬病脫離實際的現象，“人民文娛”直言本質原因仍是創作者對行業、對現實、對生活的觀察不夠、研究不夠。

其實觀眾對于精英人設的偏好已經發生變化，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來自工作、生活的壓力迫使越來越多的人，更容易關注到苦難的部分，對無腦勵志和偏離現實的人設、劇情充滿警惕。

徐崢導演的電影《逆行人生》中，程序員高志壘中年失業選擇當外賣員，最終不但實現了高收入，還找到了新的生活意義和價值。然而，現實生活中外賣員要想得到高收入，往往要付出更多艱辛。

今年9月，浙江杭州的55歲外賣“單王”接完單后躺在電動車上睡覺，被人發現時已經猝死。事后據媒體報道，這名外賣員“有的時候晚上跑單到凌晨3點多，早上6點又起來接單，經常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困了就在電動車上睡覺，一有單就又去跑。”

與新聞報道相比，電影《逆行人生》顯然降低了現實生活中外賣工作的難度。不僅如此，在圍繞劇情的討論中，還有不少觀眾指出電影對外賣員群體真實生活狀態的表現存在美化的嫌疑，選擇性地表現了送餐超時被客戶刁難等細節，而對于外賣員普遍缺乏社會保險等現實問題避重就輕。

從《逆行人生》遭受的爭議中已經可以看出，觀眾們對內容的偏好已經上升到了新的維度。精英人設固然可以引起觀眾的好奇，但是真實比精英更重要，即便是有缺陷的“精英”也比死裝的假人設更容易被認可。

退回到內容市場的商業邏輯，影視劇、綜藝中出現的所謂精英，都不過是市場經濟下的產物，是內容創作者為了謀求市場價值，主動迎合大眾的價值取向、文化品位的結果。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海歸們緊急撤回中文表述改用英文地名的綜藝片段，是經過節目組剪輯后的內容。換言之，節目嘉賓在公眾眼中的形象，離不開節目組的深度參與，而觀眾看到的嘉賓形象就一定是真實人設嗎？

事實是，大眾的內容消費偏好也在影響內容市場的制作趨勢。而如今正在發生的精英人設的崩塌，恰恰是廣大觀眾給予市場的警告。觀眾們想看的內容有很多，但比起有什么可以看，決定可以看什么的話語權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