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從未停止對自我的焦慮與重構，尤其在人工智能體越來越像人的當下，是否也就意味著人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像機器？仿佛為了擺脫這一潛在的悖論，又或者只是為了緩解“人機感”過重的現實壓力，近年來，“公園20分鐘效應”概念持續走紅，假期“戶外徒步”“縣域旅游”熱度升高，似乎都表明人們正試圖給出一個有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類做多少事，它大概都無法感受到逛公園的樂趣——大自然，仍是“活人感”的可靠來源。

這個方案有趣，但并不新鮮。人渴望擺脫、利用乃至征服自然，但無論人在這條道路上已經走出多遠，當自我遭遇危機時，人仍需要回到自然，才能讓自我得以重寫。置身萬物間，那些無數可以親手改寫、也可以順其“自然”的故事，雖然迥異，卻都直擊人心。

荒野小屋里的“水獺”

英國博物學家、作家、探險家加文·麥克斯韋爾或許很難想到，他極具傳奇色彩的一生最終被世人銘記的卻是與水獺在蘇格蘭高地共同生活的經歷。《閃亮的水環》自1960年出版以來，無數人至今仍感懷于作者麥克斯韋爾和水獺“室友”的雙生奇緣，據其改編的電影更是感動了一代西方觀眾。

《閃亮的水環》，[英]加文·麥克斯韋爾 著，陳新宇 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

“二戰”結束后，麥克斯韋爾以少校軍銜光榮退役。但蘇格蘭人的身份令他在英國社會始終格格不入，于是他便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社交圈子，買下位于蘇格蘭西海岸的索厄島，本想經營的煉油事業以失敗告終，最終在朋友的幫助下，他住進了位于蘇格蘭西高地一處偏僻海灣的小木屋，這一住就是十年。

在這十年間，他與愛犬強尼同住，一人一犬享受彼此的陪伴和當地的美景。然而等到強尼離世，“我的家總是死氣沉沉，毫無生氣”。于是1956年，在一次前往伊拉克南部的旅程中，他突然萌生了“我應該養一只水獺”的執念。說是“執念”一點也不為過，因為對水獺的“尋獲與失落”的循環往復，將會貫穿麥克斯韋爾的余生。

愛犬強尼

經歷了一番波折，麥克斯韋爾最終從底格里斯河畔帶回一只叫米吉的水獺。因為當時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專家沒能認出這一物種，于是將它命名為“麥克斯韋爾水獺”（實為常見的江獺）——誤打誤撞，倒也實現了作者的一個童年夢想，“擁有過一只以我名字命名的水獺”。

離開自然世界的水獺依賴人類，并不意味著它會喪失自主性。所以當米吉來到麥克斯韋爾的海灣小木屋，這棟小木屋很快成為了“米吉的家”，“它睡在我的床上，每天早上8點20分起床，準得出奇”。雖然來自遙遠的伊拉克，但米吉對蘇格蘭的自然世界適應起來毫不費力——或許對水獺而言，“伊拉克”還是“蘇格蘭”的區分完全是庸“人”自擾。在美好爛漫的水邊景致中，米吉從容地巡游玩耍：早起第一件事，便是檢查它的人類朋友布置的捕鰻魚籠，一旦發現收獲便會“提前簽收”。填飽肚子，米吉的娛樂活動是“騷擾”附近莊園主放養的牛群——或許是因為它在這些牛身上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底格里斯河沼澤水牛的影子。可惜后者對它卻并不熟悉，于是一旦小家伙一邊發出興奮的尖叫，一邊圍著它們跳舞，牛群便會驚慌逃竄。當然，米吉也不會冷落它的人類朋友。它會跟人類玩球，只是跟小狗相比，水獺對人類的運動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水獺扔球會扔得非常遠，而你得去把球撿回來……如果頑固地拒絕撿球，就會遭到報復。”

水獺米吉

米吉的自主性令麥克斯韋爾著迷，但他更看重的，是這只熱愛自由的小動物對自己毫無保留的信任，“對我而言，米吉比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重要……也許，歸根結底，我知道米吉比我的任何同類都更信任我，這份信任滿足了我們一直不肯承認的需求”。這需求無非是被信任、被需要的需求：水獺本可以自主生活，但它依然選擇相信你為它構建的世界。然而對人類的信任，卻讓這個故事最終以悲劇收場：一日，米吉像往常一樣獨自出門，結果被路過的修路工人擊殺。“它從未被教導過害怕人類”，這是麥克斯韋爾對米吉之死的總結，但他同樣明白，這恰恰也是動物之愛如此純粹、宛如神跡的原因。

對于書名“閃亮的水環”，麥克斯韋爾原本指的是海灣小木屋附近的一處瀑布，他將其視作此地的靈魂。但對于讀者而言，本書最閃亮的或許還是水獺——當它從水中躍出，帶著信任走向本不必如此復雜的人類世界，渴望單純之人的心底最柔軟的部分便會被觸動，而他的生活也會因此而“閃亮”。

有光透過的“樹”

《樹》的作者幸田文同樣出身不凡——其父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與尾崎紅葉共同開創“紅露時代”的幸田露伴。但也正是這樣的家世，讓幸田文早早便背上了壓力：從小父親便在家向姐弟三人講授知識，而天資聰慧的姐姐總是更早掌握，幸田文不免心生嫉妒；可是等到姐姐不幸早逝，“對姐姐的嫉妒”反而愈演愈烈——幸田文很難不把父親對自己的些許失望，與對姐姐離世的遺憾聯系在一起。

《樹》，[日]幸田文 著，史 詩 譯，海峽文藝出版社2025年出版

當然對于寫作散文集《樹》中這些文章的幸田文而言，這些都已是往事了。《樹》的第一篇《魚鱗云杉的更新》寫于1971年，彼時幸田文已過花甲之年。她以老練但依然充滿好奇的眼光審視樹木世界，“古木并未單純地死去，新樹也沒有單純地活著。看夠了生死的銜接與輪回的殘酷，便不會再糾結于任何事物……微風拂過，吹動著闊葉樹那紅黃相間的樹葉，裝點起我的歸途”。經由樹林的自然更迭，幸田文仿佛窺見了萬物的輪回之道，而這份頓悟所開啟的既是觀樹之旅的歸途，亦是作者生命的歸途——本書最后一篇發表于1984年，六年后幸田文離世，再過兩年，此書才作為遺作得以出版。

只是道理人人會說——誰人不知“病樹前頭萬木春”？——但真要做到，又實在太難。《樹》的趣味很大程度上源于幸田文對觀察樹木時的敏銳，與她觀照自身時的坦誠相交互。就像是第一篇剛領悟到“不該糾結于任何事物”，第二篇《紫藤》卻又開始計較前塵往事——前面有關她早年心結的內容即源自這一篇，而她的心結還不止于此。接下來幸田文又回想到自己生下孩子之后的某一年廟會，父親讓她帶孩子去買花，結果孩子挑中了“最高貴的紫藤”。雖是自己父親出錢，但幸田文仍怕破費，幸好孩子重選了價格低廉的山椒樹。不料此事卻惹得父親大怒，認為這樣會扼殺孩子對自然的熱情，“在金錢上絮絮叨叨，卻不關心如何滋養孩子的心靈……”

此事如何收場？孩子平安地長大了，但對自然也確實無甚興趣。這一度令幸田文感到惶恐，甚至指望女兒的孩子降生以后，能讓這份遺憾在外孫身上得到彌補。但她很快發現自己不必多此一舉——女兒的丈夫是個植物迷，在他的影響下，女兒“也開始注視起花朵、疼惜起新芽來”。由此這段往事——對女兒的歉疚，也許更多是對父親的歉疚——終于得以放下。

人世無常，但無常本身卻可以構成一種常態。反過來，在尋常的、程式化的日子里浸淫太久，人本身反而會變得脆弱。幸田文酷愛杉樹，《樹》中光是以“杉樹”直接為題的文章就有兩篇，或許正是因為杉樹具有將無常的命運化作支撐自我生長的常態的堅定力量——“屋久杉的理部……由于長期支撐著自身的重量變得坑坑洼洼，儼然成了力量的集合……我在都市生活中漸漸衰老，因此當我偶然來到自然之中，目睹如此的強大時，總會立刻哀傷起來”。再一次，幸田文提醒我們，樹的頓悟、堅韌與強大力量，也許人永遠也無法企及，但人也不必始終哀傷，因為人也有自己的力量、與命運纏斗的方法，以及欣賞一棵樹的幸福。

更完美地，她還可以欣賞斑駁樹葉間透過的日光——日語中以“komorebi”一詞專門表達這一意象，這種閃現于日常的奇跡，在某種程度上或與本雅明提出的著名的“靈光”同義。幸田文的這本《樹》，后來出現在維姆·文德斯2023年的電影《完美的日子》里，而閱讀這本書的主角平山先生，每天都會在午餐時間到公園用相機捕捉“komorebi”。

所以，這一切有何關聯？也許有，但亦不必有——若有一日能與樹為伴，又恰巧有光從樹蔭透過，一切便已足夠完美。

小說家后院里的“鳥”

相比《閃亮的水環》與《樹》在書寫自然的同時融入了更多有關“人世”的思考，小說家譚恩美的《后院觀鳥》乍看起來要純粹許多。2016年，64歲的譚恩美迷上了觀鳥，于是潛心學習相關知識，還順便撿回了畫筆——七歲時她本來暗自立志要成為藝術家，但她的父母比她更早一步，在她六歲時就決定讓她成為神經外科醫生。這本書收錄的內容便來自她從2017年到2022年這五年間的觀鳥筆記。前后對比其實不難看出，譚恩美的鳥類學知識進步明顯，至于畫工更是天賦盡顯——甚至會讓人好奇倘若有平行時空，“藝術家譚恩美”會不會比“小說家譚恩美”成就更高。

《后院觀鳥》，[美]譚恩美 著，李 倩 譯，海峽書局2025年出版

當然，既然是小說家拿起筆，這些筆記里自然少不了“角色”與“情節”。盡管譚恩美自己表示這些內容均是信筆而成，但細心的讀者還是可以看到一個個小故事的生成。比如她寫安氏蜂鳥，“要是我站在喂食器旁，似乎更容易招來雌性安氏蜂鳥。我仿佛成了雌性蜂鳥的保鏢，負責威懾雄性蜂鳥不敢近前驅趕。”寥寥數筆，一幅極具戲劇性的畫面便躍然紙上；再比如寫到一只不良于行的狐色雀鹀，“狐色雀鹀低頭看著自己的腳，似乎想弄清楚是什么阻礙了它的行動。它身體腫脹，又動彈不得……拖著那雙變形又無法彎曲的腳，它顯然在樹上停不了多久。像是為了反駁我，它飛了起來，落在附近山茶花叢的枝頭上”。一個可憐又倔強的角色由此呈現在讀者眼前，“鳥能經受的，令人驚嘆；經受不住的，令人哀嘆。但愿這只鳥能令人驚嘆”。

另一方面，正如這篇筆記結尾所體現的，這種文體的好處，便在于寫作者不必費心編織結局，因為現實中的很多偶遇本就不會有結局；但相應地，由于一切在現實中發生，觀察者仍需要對自己視域以內的狀況負責。如“狐色雀鹀”的后續是譚恩美只能暫時關閉自家后院的鳥類喂食點，因為這只鳥得的很有可能是一種名為禽痘的傳染病。類似的事件還發生過好幾回，而除此之外，她還必須為自家后院會有哪些食客光顧操心，畢竟不只有鳥兒喜歡她供應的面包蟲——“恩美小餐館”一度被黃蜂霸占。但對于自然的法則，譚恩美盡量不去干涉：人類憐愛小鳥，可食物鏈的安排難以更改。“猛禽和鳴禽在我的院子里相遇，一方是食客，另一方則是晚餐。我盡量不偏袒任何一方。”

到這里，“觀鳥”的魅力，或者至少是譚恩美對它的熱情，或許已經有所明晰。這項活動提供的是有限的視角與有限的干預可能——你的觀察與行動，最終只能歸于等待，而等待最有可能指向驚喜，“就像我寫小說，一個角色的意愿和另一個角色的信念開創了一個故事，卻隨時都可能改變”。我們常說小說家也是一種“上帝”，因為筆下角色的命運全由他一人主宰。但觀鳥顯然讓譚恩美得以卸下這份重擔，只是觀察、記錄、想象鳥兒與萬物如何流轉，這樣的活動，指向自由。

作家譚恩美手繪安氏蜂鳥圖

也正如《瓦爾登湖》中的名句，“唯有我們清醒的時候，天光才大亮……太陽才不過是一顆晨星罷了”，唯有我們觀看萬物，我們的眼光才重新澄明，看清生而為人不過是命運一種。“自我”何為，也不過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