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 只是手段，產品經理才是目的。”

文丨祝穎麗

編輯丨宋瑋

陳春宇今年 25 歲，清華大學生物專業輟學創業，想做 “下一代的微信”。

單看這些簡短的標簽，可能沒多少人看好。確實，很多投資人看不懂。

但也有人意識到其中的價值。支持他的名單里，不乏頂尖投資機構的創始人和頭部社區平臺的創始人。在陳春宇第一款正式通訊產品上線前，他們就將這家公司抬到了不尋常的高估值。

這些投資人或許是被他的 “愿力” 打動的。過去三年，陳春宇失敗了無數次：在清華做過 “樹洞” 聊天室，去斯坦福做過課程群 AI 助手，甚至從一行代碼不會寫開始，手搓過各種聊天 Bot 。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也不是沒有過短暫的勝利，在 2024 年年中。當時團隊為了 “練兵”，也為了解決陳春宇自己整理簽證文件的困擾，順手做出了一款叫做 Riffo 的文件整理產品。

Riffo 意外地成功——它在 GitHub 和社交媒體上大火，在沒有任何推廣的情況下，一個月被用了 20 萬次，幾個月內就拿到了 50 多個 B 端客戶的意向訂單。

這款產品幫團隊找回了久違的信心，也讓他們看到，只要解決真實需求，就有商業價值。

但這與陳春宇真正想做的事情無關，他還是想做通訊工具。在獲得了一部分投資人的堅定支持后 ，他放棄了 riffo 付費版，也放棄了拿到手的訂單，再次投身做通訊。

這次他扎實了很多，從 Telegram 的第三方工具做起，在那個 “殼” 里塞了一堆 AI 功能——群聊總結、長按消息 AI 搜索、自動回復、潤色語氣等等，最后發現了一個最高頻、最 “硬” 的需求：翻譯 。

沿著這個線索，陳春宇在今年 10 月底上線了一款從跨語言社交切入的通訊產品——Intent。

到 12 月初，Intent 宣傳視頻在 Twitter 上獲得了超過千萬的播放量 ，郵箱里塞滿了用戶 “為什么不能邀請好友” 的 “抱怨” 郵件。

陳春宇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在沒有推廣的情況下，他們已經吸引了了一批粘性極強的種子用戶。

從跨語言社交切入

主流的想象中，翻譯似乎是一個已經被解決的問題，尤其是有了大語言模型之后。但陳春宇看到，至少在通訊工具內部，“現在的產品體驗極其糟糕。”

微信用的是小參數模型，翻譯由于缺乏語境往往詞不達意。比如在翻譯網絡縮寫 “NB” 時，傳統模型根本無法傳達那種情緒 ，只會生硬地翻成字面意思。

更致命的是對小語種語言內部分化的忽視，比如方言。在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是墨西哥裔，他們說的西語和西班牙本土的西語在基礎詞匯上就有巨大差異。

而現有的巨頭如微信、WhatsApp，擁有數十億用戶，絕大多數需求是同語言溝通。對于跨語言這個 “小眾” 場景，他們沒有動力去深究 。

“如果你不懂粵語，和一個講粵語的老人完全沒法溝通。即便翻譯出來，你作為一個北方人，看著那些字也無法理解其中的情感。”

這就是陳春宇看到的縫隙：一個被巨頭忽視，但對數億移民、跨國情侶、出海商人至關重要的剛需。

而這個市場其實并不小——在美國，墨西哥裔群體規模高達 6700 萬，占美國人口的 22%；甚至在舊金山這樣的科技中心，有 44% 的人在家里是不說英語的。

2025 年 10 月底，Intent 在全球上線（除了中國大陸外）。為了把翻譯這件事情做好，他們第一個版本砍掉了所有花哨的 AI 功能，甚至連通訊錄同步都沒做 。

僅僅 “翻譯”，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是標準。陳春宇發現，大模型出現后，傳統的翻譯評價體系（如 BLEU 分數）已經失效了，大家無法評價什么是 “好的翻譯”。為此，他和團隊閱讀了大量語言學和認知科學的書籍，自己搭建 Benchmark（基準）系統 。

他們還意識到，做好跨語言溝通，不只是接入好的模型；更要優化產品體驗，比如現有聊天軟件中，翻譯功能往往隱藏較深，需要逐條點擊，而且語音無法自動轉文字，嚴重影響溝通流暢度 ——這些都需要一一重構。

在陳春宇的規劃里，翻譯只是第一步。他希望 Intent 未來能成為一個 “萬能的信息轉換器”，不僅轉換語言，還能將模糊的意圖轉化為完整的消息，讓信息的流動沒有任何阻礙。

做 CEO，是為了當更好的產品經理

陳春宇做產品有自己的節奏，他不像傳統互聯網人那樣迷信 “產品方法論” ，認為對于一個早期幾萬用戶的產品，去糾結 AB Test、去優化某個頁面的轉化率毫無意義，“那是大廠為了 KPI 才做的事” 。

他對產品的思考很樸素，相信所謂 “第一性原理”。和前輩們的交流也激勵了他，在一次和 WhatsApp 創始人 Jan Koum 的談話中，對方告訴他，“做聊天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這與張小龍的產品哲學也不謀而合，做產品對的方式就是去思考最本質的問題：“人到底在什么情況下會想給另一個人發消息？”

為了搞懂跨語言溝通的痛點，陳春宇用上了 “田野調查” 的方法，他不僅去墨西哥裔聚集的社區大學上課，甚至直接住進了用戶家里 。

在移民家庭里，他像觀察實驗對象一樣觀察著人類的社交行為：他發現印度裔用戶會一直掛著家里的電話，哪怕不說話，只為了那種 “在場感” ；他發現因為美國很多是獨棟房子，空間太大，家人之間哪怕都在家，溝通也往往靠打電話，而不是喊話；也發現，有的民族每天要朝著特定方向禱告五次，這直接影響了他們使用手機的時間和姿態 。

這種沉浸式的用戶觀察很費時間，不過陳春宇覺得，沒必要有強烈的目的性，“我要觀察的是完整的生活史。他在那一刻是直接解鎖手機，還是先看一眼通知？這些下意識的動作里藏著最真實的需求。”

他也會動用進化心理學的視角去思考：當一個人拿起手機發消息時，他的情緒是什么？這對應到遠古時期人類還在部落里當 “猴子” 的時候，是關乎生存、地位，還是單純的梳毛行為？

“為什么大腦會認為建立新關系是一種獎勵？為什么人喜歡隨機性？” 這種對人在關系的思考，比研究數據更讓他著迷。

2025 年，陳春宇終于想通了一個困擾許久的問題：他到底是想做 CEO 還是做產品經理？

“我可能更適合當產品經理。” 陳春宇說，但他必須兼任 CEO。對他來說，CEO 不是為了權力和管理，而是為了調動整個組織，按照他想的模式去構建產品，“只有當我是 CEO 的時候，我才能進行資本操作，能找到最頂級的人，接觸到最頂級的資源來服務于產品。”

“CEO 只是手段，產品經理才是目的。”

非典型創業者，看到的大機會

陳春宇身上有一種非典型的特質：他通過生物競賽保送清華，但在高一和高二就自學完了本科和研究生的課程 。他從小就不寫作業，因為覺得那是一種為了儀式感的無意義行為——只要成績好，老師家長也就默許了。

大三那年，他覺得在教室里聽課學習速度不夠快，加上疫情期間出入校都要輔導員審批，他干脆選擇了輟學。

2022 年，當陳春宇決定創業時，他發現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應用類別，聊天軟件已經十幾年沒有本質變化了 。從移動互聯網爆發至今，微信和 WhatsApp 雖然功能臃腫了，但核心交互邏輯依然停留在十年前 。

他通過閱讀商業傳記總結出一條規律：一個長期沒有變化、由于壟斷而被認為 “不會再變” 的東西，背后往往蘊藏著結構性的大機會 。

為了搞懂聊天軟件怎么做，2022 年，陳春宇和同學從一行行代碼開始 “手搓” 聊天機器人；又在清華校內做了一個網頁聊天室，吸引了六千多用戶 ；之后，他們給這個聊天室加上了前端，終于有了正式的產品形態。

到 2023 年初，這個產品被清華大學一位教授看到了，他和團隊開始嘗試課堂場景 ，被學校正式采購。這一年，他們還給百度貼吧做過聊天機器人、給學校的聊天群做了十幾個 AI agent——幫同學查課本資料，回答學生問題，做筆記等等。

但這些產品都只能局限在很小范圍內，2024 年春天，陳春宇買了一張單程機票飛往美國，住在斯坦福朋友宿舍的地板上，試圖復刻在清華的這個產品 。不過，斯坦福的 2600 個用戶雖然來了，但留存極差；后來他又試圖做一個幫助開發者自定義群聊的 SDK 平臺，但也被證明是偽需求 。

文件整理產品 “Riffo” 在這段時間幫團隊找回了些信心。陳春宇算了一筆賬，如果接下拿到的 50 多家企業意向訂單 ，哪怕不融資，他們也能迅速獲得一百多萬美金的年收入 。對于一個初創團隊，這是巨大的誘惑，也是最穩妥的活路。

但陳春宇拒絕了這筆 “確定的錢” ，“我不是為了把公司賣了，或者賺幾百萬美元 ARR（年度經常性收入）來創業的”。

他說，自己在高中搞競賽培訓時就已經賺到過不錯的收入，做一門生意對他毫無吸引力 。他想解決更大的問題——人類的溝通 ，“但凡在這個社會中活著，你的一天就是有無數需要跟其他人溝通的時刻。”

除了對一個大機會的判斷，做通訊產品也源于他的好奇，“我對于人怎么認知這個世界，對于人的社交非常感興趣。我也喜歡做田野調查，在這個過程中，我對人是怎么建立關系，人是如何交流這件事情……很在乎。”

在他看來，把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做得更好，這件事本身的影響力足夠大，商業價值也自然會隨之而來。

在微信擁有 13 億月活、WhatsApp 統治全球的今天，創業做一款通訊產品聽起來仍然很瘋狂。但陳春宇現在選擇不再解釋，尤其是對投資人，“還需要我解釋的人，就已經被我反向篩選掉了。”

他反感那些用所謂移動互聯網的框架、用字節方法論的模具來套的人，認為這些東西指導不了怎么做好一個通訊工具。他現在也不再主動找投資，只等待理解他的人找到他。

或許也是因為這個選擇足夠反常識，陳春宇認為自己其實是幸運兒，“正常人誰會想著再做一個聊天軟件，有病啊？但正因為沒人做，這才是結構性的大機會。”

題圖Intent 創始人陳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