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最后一堂講座課，復旦大學教授張力奮邀請了5位人類嘉賓，他們身份、領域各不相同，乍一看似乎沒有什么關聯(lián)。之所以強調他們的“人類”屬性，是因為同時參與講座的，還有另一個硅基生命陣營。

為了這次活動，張力奮與所在新聞學院的相關師生籌備了至少三個月，他們試圖在三個小時的課堂容量里，塞下一個龐大的話題——AI與大學之未來。

在開場前的簡短致辭中，新聞學院院長張濤甫教授表示，大學能夠活下來，一定有它不可替代的地方，核心在于大學不是培養(yǎng)機器，而是培養(yǎng)人。但他同時拋出一個靈魂拷問：“AI技術究竟會對大學帶來什么影響？”他說：“我今天是帶著一個巨大的問號而來，希望這個問號最后變成感嘆號。”

教育流水線：

“雞同鴨講”怎么破？

香港大學教授、前亞馬遜上海AI研究院院長張崢，首先用一張對比鮮明的PPT揭示了人類與AI的差別——人類教育打造“窄而深”的專家，AI則展現(xiàn)“廣而淺”的通才。他語帶幽默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假如在批判性上繼續(xù)對比，“很多人類其實并沒太多深度思考，大部分情況也沒有什么好奇心的驅動，可能也缺乏同理心。”

現(xiàn)代教育流水線運行至今，一直存在兩大“死結”。一是很多人還沒完成知識體系和批判性思維的鍛造，就已經進入了社會，成為謠言和雜亂信息的受害者、傳播者、甚至創(chuàng)造者。

二是通過獨木橋成功“上岸”的專家們，有自己看問題的方法論和價值觀。但一個科學家和一個工程師，可能根本不是一類人。人們所接受的通識教育，只是看待世界的一種方式，當你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就不自覺地形成了自己的偏見。假如農場著火，雞必須同鴨講，如今的教育模式卻讓“雞”和“鴨”越來越難聽懂對方說話。這是當前教育模式始終未能突破的困境。在張崢看來，它比第一個問題更為嚴重。

那么，AI究竟如何與教育有機結合？張崢坦言，他也不知道路徑在哪里。但他提出了三個目標：

第一，使用AI必須有明確目標。以職場為例，運用AI已是大勢所趨，但關鍵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為什么用”，比如能否幫助提升績效。教育也一樣，用AI能不能讓學生學得更快、更好、更深？如果沒用對，就失去了使用的意義。

第二，要讓AI成為拓寬認知的導師。不同于現(xiàn)有的“專家”，AI可以“逼”大家成為知識結構更全面、更廣譜的人。

第三，在斷網斷電、失去一切工具支持的情況下，人自身的核心能力應該比沒有AI的時代更強。也就是說，既要善于利用工具，也要確保在沒有工具時，依然比過去的自己跑得更快。

知識通脹：

課堂還剩什么價值？

對于張崢最后這個“既要又要還要”的嚴苛挑戰(zhàn)，復旦大學特聘教授、計算與智能創(chuàng)新學院教授王曉陽沒有直接反駁。他用筆記本里一個本地大模型做演示，讓AI用量子力學解釋“為什么水不會滲出杯子”。AI對答如流。

他又提出幾個學科問題，經在場專家鑒定，答案也都基本準確。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所有知識都在學生人手一臺的筆記本里了，我們?yōu)槭裁催€要學這些？是不是給筆記本發(fā)畢業(yè)證就好了？”他關掉AI，看向全場。

如此，大學的課堂還剩什么價值？王曉陽表示，這恰恰表明我們不是不需要大學教育，而是要從根本上轉變教育的范式。舊范式的主要任務，是讓學生系統(tǒng)掌握既有知識體系，熟練運用標準方法解決典型問題。這正是AI所擅長的，導致教育成果迅速“通貨膨脹”。他認為，今后的教育應當引導學生完成一次飛躍，從單純的知識積累，到深度的認知構建。

他以造房子為例，未來學生不再是搬磚的工人，而應成為設計大廈的建筑師，利用AI作為“腳手架”和“思維外包”工具。“我們的大學要在學生的大腦里，建立一個比AI更宏偉的世界模型。”

“效率機器”：

名校光環(huán)還有多大意義？

財經作家吳晨比較認同凱文·凱利給AI的一個定義，即效率機器，把人能做的事情更高效地完成。反過來，他認為在現(xiàn)有的認知下，大學教育重要的是如何鼓勵大家去做低效而有創(chuàng)造力的事情。在沒有見過的新領域尋求突破不僅低效，往往難免失敗。“我們很多時候正是要在失敗中學習與成長，但是讓AI真正理解‘失敗’這件事，我覺得還不是那么容易。”

吳晨解構了現(xiàn)有大學的三重功能，其中知識傳授、同齡社交這兩項，他認為AI可能沖擊第一層，難以替代第二層。

對第三重功能，吳晨的態(tài)度最為激進。他暢想了AI深度介入的招聘場景。在傳統(tǒng)的招聘中，簡歷列出了一個人的經歷，而名校光環(huán)往往是最醒目的一條，就像一個高效標簽，能幫助招聘者快速判斷“你是誰”、“你屬于哪類人群”，以及“你為何可以勝任”。但未來可能每個人都有一個伴隨自己成長的智能體，完整記錄做過的每一件事。當個人智能體與招聘智能體能不受限制地直接對話時，大學名校的光環(huán)究竟還有多大意義？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繼續(xù)為一個人加分？這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在吳晨看來，直覺、想象力、情緒，是AI目前還不曾染指的疆域。

硅基發(fā)聲：

思想交鋒般的硝煙

對話至此，主持人決定讓沉默良久的另一組嘉賓發(fā)言。

現(xiàn)場的硅基嘉賓們不再是被談論的客體，而成為談話的一方。有趣的是，對人類嘉賓的部分觀點和概念，它們表達了迥然不同的意見。例如，ChatGPT從技術的角度，解釋了AI并非無法實現(xiàn)類直覺的能力。DeepSeek則不留情面地指出，將人的直覺、情感與AI的效率工具性二元對立，這一框架本身可能已陷入技術決定論的陷阱。豆包承認直覺、想象力與情緒確實是人類存在的本質錨點，但圓滑地提出可以換個視角看AI與人類的關系，認為AI并非要替代這些特質，而是能夠成為將它們具象化的放大器。

這些來自AI的“質疑”和“補充”，似乎已不滿足于單方面的評價，更像在重新定義討論的邊界，令這場跨物種的對話，竟帶了幾分思想交鋒般的硝煙。觀眾席發(fā)出一陣低笑和私語。張力奮笑道：“我覺得我們要給AI鼓個掌，給吳晨老師一點壓力。”

產業(yè)實踐：

要“提速”，也要“剎車”

來自產業(yè)一線的兩位演講者，展示了AI如何在真實地改變職場。

新藥研發(fā)專家錢玥博士展示了一組數(shù)據(jù)：AI工具的使用，能將一款新藥的研發(fā)周期最多縮到一半，成本降低50%-70%。目前AI輔助的藥物設計工作，最大的特點是能從機制上把干濕實驗高度結合在一起，并且將結構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化學生物學、藥物化學等一系列學科深度綁定。

她的結論也很明確：“AI現(xiàn)在完全是在幫我們，沒有取代的意思。”關鍵在于人能否進行深度思考，以及擁有“一眼看出一個東西是不是AI寫的”這種專業(yè)直覺。

中山醫(yī)院放射科主任醫(yī)師、博士生導師葉曉丹，也認同AI大大提升了所在領域的工作效率。她在屏幕上展示了AI如何將肺結節(jié)篩查效率提升約十倍。但她也指出，AI仍有許多觸及不到的領域，需要人類進行關鍵性的修正與把關：“在醫(yī)學上，倫理是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我們不可能將人類的健康與生命完全托付給機器。因此，現(xiàn)在每一份診斷報告，最終都必須經過人類醫(yī)生的審核。”

如果未來工作大部分都可由AI完成，人類能做什么呢？對這個問題，葉曉丹笑稱只要是“牛馬”都會為此焦慮。她眼下的答案是轉向以臨床需求為導向的研發(fā)與創(chuàng)新。也許隨著醫(yī)學影像AI的覆蓋面越來越廣，會有更多醫(yī)院的放射科采用中山醫(yī)院的工作模式，醫(yī)生由幕后走向臺前，以門診的形式為病患答疑解惑。因此她認為，AI解放的生產力也可能會賦予未來醫(yī)療更多人文溫度。

人之為人：

具身在場的底氣

最后一位演講的新聞學院教授鄧建國，先是自嘲作為文科生，聽完AI的發(fā)言感覺“可以離去了”，因為它回答得特別好、特別全面。

但他話鋒一轉：“我們聽這樣的人工語音，能聽多久？僅通過單一信道接收信息，會不會逐漸產生心理抵抗，最終拒絕被灌輸這種人工語音？因為人類的學習本質上是多元、多信道、具身且社會化的。”

鄧建國提出了三種AI難以替代的知識：基于判斷力的“元知識”、社交中學會的“默會知識”、以及在實踐中使用的“活化知識”。關于人工智能時代技能的演變方向，他認為，如果制造類知識（making）可能被取代，可編碼的智庫型知識（thinking）也可能受影響。但還有一種知識，他稱之為“教育醫(yī)療服務類行業(yè)知識”（caring），源于人作為碳基身體的社會性、具身性與共情能力。

未來世界將是人機共生的。他相信，如果我們能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具身感知與社會互動能力，就能夠在人機競爭中持續(xù)發(fā)揮人的獨特作用。

同為文科教授，張力奮用收藏的1794年里斯本葡文《倫敦紀事報》、1818年巴伐利亞王國德文《綜合信息報》原件，為鄧建國的觀點做了延伸。他從人類學角度，分析從印刷媒介通往Al時代的知識、經濟與市場動因。嘉賓們傳閱這些200多年前的印刷物，感受自15世紀中葉古登堡發(fā)明活字印刷術之后人類傳播方式的根本躍遷，而Al技術的出現(xiàn)，讓人類終于跳出知識時代，進入全新的認知時代。

未來已來：

沒有終結的叩問

聽完嘉賓們的分享，來自各個院系的學生代表紛紛提出自己的感受和對大學的期許。有人擔憂，僅僅為了完成任務而使用AI，必然導致思想的鈍化；有人認為，AI可以彌平人類在智力上的差距，呼吁大學承擔起“托舉”后進者的責任，把AI變成如電腦、知網一樣的工具；有人提出，希望減少純知識性的學習，增加AI倫理、批判性思維等訓練。

最后，每位嘉賓被要求給年輕人一個“AI時代的生存建議”。

葉曉丹說：“去圖書館，把基礎打好。”

王曉陽呼吁：“要呼吁教學改革。”

錢玥的建議是，要有每天關閉電子設備三個小時的能力。先能夠獨立思考，再回去尋求AI的幫助。

張崢說：“讀閑書，找到你的好朋友。”

吳晨認為，不論工具如何改變，深度閱讀、深度思考這種基礎能力，永遠都不會變化。“你有多厲害，人工智能就有多厲害。”

鄧建國則提出具體方案：建立自己的“第二大腦”，不斷挑戰(zhàn)自己，才能跟AI共同進化。

張力奮以一組數(shù)字收尾。截至2025年6月，中國有5.1億AI用戶，相關專利申請是美國的6倍。據(jù)他觀察，國外一些頂尖大學已在過去兩三年間，逐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AI教學與學術規(guī)范政策，并根據(jù)技術發(fā)展與應用趨勢不斷調整。“中國的大學對AI問題缺乏系統(tǒng)的思考與規(guī)則的制定，是否會在Al競爭中淪為一個落伍者？”他問。

開場時被拋出的那個“巨大的問號”，沒有拉直為感嘆號，而是細分成了更多、更具體的問號，潛入每個人的頭腦。

疑問可以自由提出，觀點能夠安心碰撞，不同背景和想法的人得以彼此相互看見，確認人之為人的不可替代。也許這場沒有終極答案的討論本身，正是大學價值一個鮮活的注腳。

原標題：《硅基生命坐上嘉賓席，與人類“激辯”教育的未來》

題圖上觀題圖 高嵐金天、楊嵐婷、劉璐 攝 圖片編輯：曹立媛

作者：解放日報 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