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國家的競爭性選舉已經進入數智時代。近年來，以生成式AI與交互式AI為代表的新興智能技術貫穿政黨選舉競爭的各個方面。從選舉通訊到民意測驗，從競選資金籌集到競選策略制定，AI技術全方位重塑了選舉生態，成為驅動選舉模式變革的關鍵因子。

在西方國家的選舉場景下，以AI為代表的新興智能技術，主要經由雙重路徑對選舉進程施加影響。其一，AI為選舉辦公機構提供全方位的業務賦能與增效助力，涵蓋選民注冊管理、選民問題回應、投票流程優化、計票結果統計等關鍵環節的自動化與精準化。其二，AI深度介入選民與政黨之間的政治信息傳播生態。一方面，選民借助AI技術，以更加精準、高效的方式了解政黨的政治綱領與政策主張；另一方面，AI幫助政黨通過數據挖掘與分析算法，深入洞察選民的政治傾向、議題熱點及行為模式，從而優化競選策略，實現更精準的政治動員與選民服務。總之，在以唐斯（Anthony Downs）為代表的的理性選擇框架下，以AI為代表的新興智能技術可以賦能選舉組織效率，促進選舉平權，從而提高民主質量。

然而，新興智能技術也對競爭性選舉功能的有效實現形成威脅。具體而言，AI基于已有的信息集合，展現出顯著的非中立性特征。這一特性導致其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日益成為操縱輿論與選民偏好的有力工具。尤其是經過特殊訓練的生成式AI模型，其生成的虛假消息（deepfakes）借助交互式AI實現人機互動，并且憑借跨平臺、跨地域特點的大規模、快速傳播機制，在“后真相政治”語境中生動詮釋了李普曼筆下的“擬態環境”，引發了負面競選、信息失真、選民欺騙、選民壓制、代表偏差以及選舉暴力等諸多問題。甚至，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即便是不具有黨派傾向的AI系統，如ChatGPT，其政治取向也在迭代過程中呈現出一定的右傾偏移趨勢。由此，許多學者認為，AI技術的濫用不僅嚴重制約了競爭性選舉政治功能的有效實現，更對經典政治學理論提出了深刻挑戰。

自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起，競爭性選舉成為了西方現代民主的程序性定義，成為區隔民主政體與非民主政體的核心標準。此后，大量的政治學研究不斷抬升競爭性選舉的地位，甚至將程序性的競爭性選舉不斷賦予實質意義，將其視為“民主的實質”。本文借鑒了伊斯頓（David Easton）的系統理論框架，將選舉行為視為選民通過輸入偏好，經歷選舉制度而產出選舉結果，生成選舉反饋的政治系統。本文擬就選民選舉行為前的偏好形成、選舉中的偏好表達、選舉結束后的偏好認同三個階段，以2024年美國大選與2025年德國大選為例，展示了新興智能技術對競爭性選舉的具體作用機制。

一、選民偏好形成階段

以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為代表的經典政治學觀點認為，政黨本質上是聯結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鍵紐帶，其核心功能在于充當競爭性選舉的工具。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黨僅僅是聚合選民利益偏好的工具。實際上，政黨與選民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表現為一種互構偏好的動態互動。一方面，政黨為了在選舉中獲勝，必然要積極回應并整合多元的社會利益訴求，以爭取更廣泛的選民支持；另一方面，政黨在與選民互動的過程中通過自身的政策主張、宣傳動員以及信息傳播等行為，主動塑造選民的認知與偏好，引導選民的價值取向與政策期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成為選民心目中“理所當然”的代表。這種宣傳對于政黨爭取搖擺選民（swing voter）的選票尤為關鍵。

而在數智時代，AI技術對政黨與選民之間的偏好互構起到了關鍵作用。對政黨而言，在2024年美國大選和2025年德國大選中，各政黨均廣泛運用AI技術分析選民偏好，以更高效率實時優化競選策略，爭取潛在支持者的選票。例如，德國聯盟黨（CDU/CSU）便借助AI深度挖掘社交數據，進而動態調整競選方向，而社民黨（SPD）則憑借程序化廣告投放系統，實現政治信息向潛在支持者的精準觸達。而由美國民主黨資助的“Sterling Data”等科技公司已使用人工智能幫助一千多個競選委員會與競選活動精簡選民數據收集流程。此外，部分共和黨候選人也積極利用人工智能拉近與選民之間的關系，借助“政客聊天機器人”等實現與選民的零距離、快速與高效溝通。

然而，對于選民而言，AI生成的諸多想象性內容乃至虛假信息，已然演變為影響其政治偏好的重要因素。例如，在2025年的德國大選中，德國極右翼的選擇黨（AfD）便利用AI生成的視頻作為“懷舊機器和情感陳詞濫調的放大器”。在這些視頻中，選擇黨往往將過去德國人的美好生活場景與移民犯罪畫面形成鮮明對比，試圖喚起選民對理想化過去的懷舊情緒，并強化其對移民增加可能帶來的負面未來的恐懼。這些視頻被精準投放至目標選民群體，并在社交平臺迅速傳播，進一步加劇了政治極化與社會分裂。而在2024年的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的支持者正利用AI生成的虛假照片，宣傳特朗普與非裔之間的“緊密聯系”，以鼓勵非裔美國人投票給共和黨，搶奪民主黨的“基本盤”。

圖為特朗普支持者利用AI生成的與非裔選民親切互動的虛假照片。

與此同時，AI技術的應用也為外國勢力干預他國選舉提供了新的途徑與手段。例如，有證據表明，在2025年德國大選期間，某國利用AI技術模擬德國新聞媒體的報道風格，推送民族主義及疑歐論調內容，與德國選擇黨的立場相契合。此外，該國還通過AI輔助的虛假信息傳播機制，炮制針對德國綠黨候選人羅伯特·哈貝克以及時任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博克（其對俄政策傾向強硬）的不實信息，包括捏造二人存在性行為不端等嚴重失實指控。

二、選民偏好表達階段

選民偏好的表達主要表現在選民最終確定目標政黨，并在投票期間進行偏好輸出的政治行為。就確認目標政黨而言，相較于兩黨制下政黨意識形態的相對清晰明確，在多黨制國家，選民厘清不同政黨政策主張的差別，對競爭性選舉的正常運作至關重要。例如，在2025年德國大選期間，劍橋團隊開發的AI工具Wahl.chat將千頁政黨綱領壓縮為對話摘要，并標注原文頁碼供選民核驗，以助力選民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政黨的政策立場。而Wahl-O-Mat則可以為用戶提供政治測驗，并在最后給出最接近用戶意識形態光譜的政黨。

圖為KI-Wahlchat對德國政黨在氣候政策（Klimaschutz）上的立場說明。

然而，這種近乎“貼標簽”式的選擇方式，并不能精準地將選民的偏好與特定政黨匹配起來。相關研究表明，選民在自我報告政治意識形態時存在諸多不準確之處，這種不準確既可能源于對自身政治觀念的模糊認知，也可能與社會期許偏差等外部因素有關。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難以精準定位自身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具體位置。同時，選民對自身意識形態光譜的既有認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其政治認同的自我塑造與限制。因此，選民往往只能依據具體議題的主張來決定支持哪個政黨。而這種基于政黨固定政綱的AI工具，則難以對特定議題將選民的政治主張同政黨乃至政黨領袖的主張進行實時回應，因此，其建議的準確性尚待提高。

而且，即便這些AI工具自稱“絕對中立”，但是，數據的選擇、信息的加工甚至是算法的設定本身都潛藏著不可避免的價值偏向，在面對復雜政治環境時，如何“中立”并保持客觀，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更為嚴重的是，AI技術本身也面臨著被政治精英用作操控、左右選民選擇工具的質疑。例如，在2025年德國大選中，弗萊堡大主教區的“選舉指南針”（Wahlkompass）計劃推出了一款AI程序，旨在協助天主教選民做出決策。但是，這款基于人工智能的應用程序明顯帶有左翼傾向，對社民黨給予強烈支持。而社民黨恰恰在性少數群體、反墮胎議題上與天主教選民截然相反。與此同時，基民盟與選擇黨的堅定反墮胎立場甚至并未被提及。

而就投票行為而言，在競爭性選舉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大多數選舉辦公室面臨預算和人員限制，無疑將面臨巨大的壓力。在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選舉辦公室的選舉官員已開始運用人工智能來高效履行部分業務職能。例如，美國電子登記信息中心（ERIC）借助人工智能在多個數據集合中進行重復條目檢索，以此提升選民名冊的準確性，避免出現諸如選民重復登記等錯誤情況，進而確保選民名冊的質量。與此同時，美國越來越多的選舉辦公室引入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來解答選民的常見問題，并運用非生成性AI技術來實現郵寄選票簽名的匹配工作。這些舉措均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選舉權，提高選民的投票率，促進民主制度的進步。而在德國，由于德國實行強制居民登記制度（Meldepflicht），居民在搬家時需到當地政府登記地址。因此德國并不需要像美國那樣的“主動選民登記”流程。并且，鑒于歐盟對人工智能技術秉持審慎態度，在當下德國的選舉組織實踐里，尚未大規模應用AI技術來直接助力選民登記工作或為選民答疑解惑。

然而，AI的濫用卻存在著阻礙選民偏好正常表達的風險。例如，在2024年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前夕，有人利用人工智能自動撥號電話模仿拜登總統的聲音，敦促選民不要參加該次選舉，并錯誤地暗示選民應將選票“留”到2024年11 月的大選。倘若選民輕信此類電話，那么其選舉權將受到實質性的剝奪。

三、選民偏好認同階段

在選舉結束以后，AI技術對選舉結果的影響進入到選民的偏好認同階段。而經典政治學理論認為，經過競爭性選舉后的選舉結果，是選民偏好集中表達的最終呈現，民主政體的有序運轉依賴于參選各方及其支持者能夠認同并接受選舉結果。

然而，在數智時代背景下，AI的濫用對選舉進程產生諸多消極影響，致使選舉結果的公信力遭受公眾質疑。而且，AI甚至可能被少數政黨或組織濫用于編織和傳播大量虛假信息甚至陰謀論，借此否定選舉程序的公正性和選舉結果的真實性。例如，根據Axios-Morning Consult 在2023年末的人工智能民意調查，近一半美國人認為人工智能傳播的錯誤信息會影響2024年大選結果，其中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由于人工智能的存在，他們對選舉結果的信任度會降低。而在特朗普勝選后，雖然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承認敗選，而特朗普支持者也并未就2024年大選結果提出異議，但特朗普至今仍然不承認2016年選舉的普選票失敗與2020年的競選失敗。這種持續性的表態通過X等社交網絡平臺廣泛傳播，削弱了其支持者對美國民主制度穩定性與合法性的認同，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公信力產生了負面影響。

圖為德國選擇黨（AfD）黨魁魏德爾呼吁解散政府、重新進行選舉的發言。

而在2025年德國選舉中，由AI生成的一些虛假信息在網絡上迅速傳播，這些偽造視頻聲稱萊比錫的選票上缺少極右翼德國選擇黨候選人的名字。另一段視頻似乎顯示一臺機器正在粉碎投給選擇黨的選票。雖然地方當局迅速辟謠，但這些陰謀論無疑將削弱德國大選結果的合法性。在大選結果出臺后，新成立的左翼民粹主義政黨BSW在大選中獲得4.97%的選票，未能跨越進入聯邦議會所需的5%門檻。該黨領導人莎拉·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和阿米拉·穆罕默德·阿里（Amira Mohamed Ali）便對德國大選的有效性提出指控，認為一些海外選民未能及時收到郵寄選票，并考慮提出法律訴訟。這無疑是對競爭性選舉合法性的直接質疑。

四、結語：面向數智時代的競爭性選舉

自2022年末ChatGPT問世以來，新興智能技術對競爭性選舉的滲透程度與影響力不斷增強。數智技術對西方競爭性選舉的重塑，早已超越工具層面的革新，深入到民主運作的核心肌理。

從功能主義的角度看，競爭性選舉民主通過制度化的方式聚合選民偏好，實現政治權力有序更替、政治合法化、政治代表、政治參與、權力約束等關鍵政治功能。從選民偏好形成階段的信息引導與認知操縱，到偏好表達階段的權利保障與選擇扭曲，再到偏好認同階段的公信力建構與合法性侵蝕，AI以“雙刃劍”的姿態，既為選舉效率提升、民主參與擴容提供了可能，也將技術中立性爭議、算法偏見風險、外部干預隱患等深層問題暴露無遺，直接制約了競爭性選舉政治功能的有效實現。

2024年美國大選與2025年德國大選的實踐已證明，技術迭代的速度遠超制度規范的完善速度，如何在釋放AI賦能價值的同時，通過算法透明化、虛假信息治理等制度設計筑牢民主防線，成為西方社會亟待破解的課題。同時，本文亦認為，數智時代競爭性選舉潛在風險的可行出路在關注智能技術治理政策的同時，也應關注現代化對政治領域公共特性的消解，也即抽象制度背后的具體“民情”之變，通過找回“政治”，承認多元主義的合理性，增強公眾參與與公民責任感，復興政治的公共特性以抵消選舉民主的異化。總之，數智時代的競爭性選舉，最終考驗的是民主制度、選民民情與技術發展的適配能力——唯有讓現代技術、民主制度始終服務于民主的核心價值，服務于選民的現實民情，才能在科技變革中保障競爭性選舉的功能正常運作。

圖為以AI為代表的新型智能技術對競爭性選舉的具體作用機制。作者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