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也像美國那樣將全部資源投入其中，后果難以想象——我們的企業并沒有那么多資金，況且即便投入，最終結果也未可知。因此，中國企業雖然緊跟前沿大模型發展，但并未盲目傾注所有，而是將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在應用落地上。”

12月1日至3日，在廣東廣州舉行的“2025從都國際論壇”上，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此表示道。

在全球人工智能競爭的格局中，中國如何定位自身？我們應如何理解“AI失控”與“AI主權”問題？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將對當前教育模式帶來怎樣的根本性變革？采訪中，薛瀾對這些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以下為根據采訪內容整理的文字記錄，未經受訪者本人審定。

提問：您在2021年曾提到科技創新需要敏捷治理。如今四年過去，戰略新興科技領域獨角獸企業不斷涌現，您認為我國在敏捷治理方面做得如何？

薛瀾：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敏捷治理確實做得非常好。這一概念的提出，其實也是基于中國自身的實踐。在人工智能發展初期，我們采取的是“包容審慎”的態度，給予人工智能等技術一定的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中國的特點是，一旦出現問題——比如涉及隱私或過度收集數據等，監管部門就會迅速跟進。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逐步探索形成了一種適應性的治理模式，即“敏捷治理”：技術在發展的同時，治理也同步跟上，新問題出現后再進一步調整。

可以看到，這些年來中國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始終處于前沿，這背后與敏捷治理的機制是分不開的。此外，近幾年人工智能的應用總體上沒有出現重大的治理問題，這也反映了敏捷治理的成效。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接受媒體采訪

提問：“十五五”規劃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科技創新是兩項重點任務。您認為應如何調整以適應新的發展要求？

薛瀾：在人工智能相關的“十五五”規劃中，確實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重中之重，科技創新也同樣重要。這兩方面其實都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內容。

當前再次強調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非常重要的一個背景是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構建新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時，有幾個方面可能需要關注：

第一，如何在建立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與融入全球產業網絡之間取得平衡。過去我們發展所處的環境是高度全球化的，中國的產業體系也深度融入全球鏈條，一些零部件和關鍵部件可以直接從發達國家進口，我們不必自主開發所有環節。但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必須加強自主開發。但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所有東西都自己開發，產品推出的周期會拉長，成本也可能更高。

因此，我們并不能放棄國際市場、關起門來完全靠自己，那是不現實的,我們仍要充分利用國際資源。所以，第一點就是要在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與建立自主完整體系之間找到有機平衡。

第二點同樣非常重要，其實也與此相關——即如何統籌“自立自強”與“全球合作”。一方面要堅持自立自強，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利用全球網絡。這既涉及生產層面，也關系到市場層面。

此外，我們還需要在利用全球市場的同時，注意增強產業體系的韌性。這意味著在必要的時候、遇到風險時，我們具備自主應對的能力。這一點與前面所說的“自立自強”和“全球網絡”的平衡既有聯系，又更側重于風險防范與系統韌性，不僅涉及生產，也包括市場布局。

總體而言，以上兩點可能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時需要著重考慮的。

提問：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面臨嚴峻的標準競爭。中美兩國都試圖通過這一進程擴大自身市場影響力，歐盟則傾向于以封閉市場策略提升其地位，而新興國家也在加速追趕。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定位自身的角色？

薛瀾：我認為中國對自己角色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首先，在前沿大模型方面，中國企業始終在緊密追趕。眾所周知，我們在算力上受到限制，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但我們正努力在模型與數據方面發力。雖然歐美公司憑借其算力優勢推動模型發展較快，但中國通過持續創新，即便在算力有限的情況下，我們的模型能力依然保持在第一梯隊，緊緊跟上了前沿步伐。

其次，我們并沒有陷入當前美國所營造的某種“神話”敘事。從媒體上看，似乎中美正處于一場決定雙方未來的人工智能競爭。但如果我們也像美國那樣將全部資源投入其中，后果難以想象——我們的企業并沒有那么多資金，況且即便投入，最終結果也未可知。因此，中國企業雖然緊跟前沿大模型發展，但并未盲目傾注所有，而是將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在應用落地上。

比如我們現在推動“人工智能+”，在七大重點領域全面推進，無論是在生產制造，還是在日常生活與服務行業，我們都致力于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作用，切實為社會創造福祉、創造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在發展方向上是具有引領性的。

另外，在全球治理方面：第一，我們堅持安全原則，積極參與各類全球治理討論與研究，推動相關議程。中國在這方面的態度是積極配合并推動聯合國關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方向。第二，我們特別注重人工智能的普惠發展。中國政府積極鼓勵并推動開源，這讓世界上許多沒有能力自行開發前沿大模型的中小國家，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應用中國的開源模型。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實際上也在引領全球未來發展的趨勢。

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概念圖

提問：當前中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倡導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您認為應如何構建一個既能鼓勵創新，又能確保安全與公平的國際AI治理體系？

薛瀾：當前國際AI治理體系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碎片化。這確實深受地緣政治影響：中美兩國同時身處技術最前沿，但彼此之間又處于地緣政治上的競爭甚至沖突狀態，這加劇了治理格局的分散。

在此背景下，聯合國正努力發揮作用。據悉，聯合國已討論通過，將設立一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對話平臺，供各方交流想法；同時計劃成立一個40人的高級別咨詢專家組，持續監測人工智能發展，評估需要國際社會共同關注和應對的風險。

然而，如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有效規制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風險，仍面臨實際困難。因此，其他多邊機制也在協同發力。例如，從英國首倡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已形成輪流舉辦的機制；中國也在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框架內，積極提出一系列倡議與措施。這些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貢獻著治理的合力。

目前，國際社會最擔憂的深層風險在于 “AI失控” 。全球能否建立有效機制來防止這種情況？此前，包括我在內的全球眾多領域專家曾聯署簽字，呼吁對風險極高的前沿模型研發實施暫停。科學界的這類預警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解決方案，仍然依賴于國家之間采取協調行動，對相關企業進行有效的國際約束。目前實現這一點的難度依然存在。

因此，我們也在積極推動各類對話與合作，例如，中美之間的“二軌對話”等渠道仍在持續進行。當前的關鍵在于如何推動政府間形成實質性合作。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明確：我們積極支持并堅定推動建立公平、有效的國際AI治理體系。

提問：現在有一個概念叫“AI主權”，您認為這會涉及到未來的國家主權問題嗎？

薛瀾：“AI主權”，或者也叫“主權AI”，確實是當前各方都在討論的一個概念。比如有些國家提出要發展自己的“主權AI”，像“泰國的AI”等等。就我個人來看，對于這個概念，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觀察和思考。

一方面，我們需要認識到，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工具，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通用的。這就像我們不會說“中國的物理知識”或“馬來西亞的物理知識”一樣，很多基礎性的原理是共通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每一個AI模型的訓練數據，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特定國家、特定文化的因素。因此，我們希望在中國應用的AI模型能夠充分反映中國的國情與文化特點；同理，在泰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其模型也自然會體現各自的特色。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里也存在一個潛在的問題：我們不希望關于同一個國家的知識，比如中國，在不同模型中出現相互割裂或矛盾的描述，那可能并非最佳結果。

所以，我認為關鍵在于我們需要厘清：在AI領域，哪些內容應當明確屬于主權范疇，必須由本國主導和掌控；哪些內容則可以是國際社會共享與協作的。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應當如何劃分？目前來看，可能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提問：近年來，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技術發展迅速，對教育和就業市場產生了不小的沖擊。今天您也談了很多關于人工智能的內容。當前有一種觀點認為文科領域可能面臨一些困境，結合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就業市場的波動，您認為文科教育應如何破局？

薛瀾：這個問題確實常被問及，我也沒有一個完美的答案，但它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人工智能技術對教育的影響其實是極為深遠的。目前，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很多應用，主要還是利用人工智能來提升現有教育模式的效率。但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現有的教育模式從何而來？它本質上是在工業化時代形成的——一個老師，面對數十名學生，講授同樣的內容。這種模式難以顧及每位學生不同的接受能力與特點。

實際上，人工智能完全有能力推動教育走向個性化，但目前我們還沒有真正實現這一點。所以我認為，當前階段我們仍是在用人工智能去優化一個工業化時代的教育框架；而它真正可能帶來的變革，是重塑整個教育模式本身。大家可以想一想，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提供更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此外，許多知識已經能夠被大模型所掌握。那么，我們今后是否還需要像過去那樣，從頭開始背誦和積累所有知識？這可能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一方面，人類社會如何確保后代的認知能力持續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不一定非要通過原有的方式來實現這個目標。

以往我們學習知識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為了促進認知能力的不斷提升；二是為了將來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和工作，掌握必要的知識技能。如今，前一個目標的內涵可能已發生很大變化，而后一個目標或許也能通過更多新的方式來實現。

關于這兩方面的問題，我們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答案。因此，我特別希望教育領域的研究專家能夠對此展開深入、系統的探討。

人工智能和教育概念圖

提問：在您看來，中國的“十五五”規劃最令全球南方國家期待和關注的是什么？

薛瀾：我認為，第一點在于，中國目前是全球增長的一個關鍵引擎。我記得有數據顯示，近年全球經濟增長約30%的貢獻來自于中國。因此，中國通過“十五五”規劃推動自身高質量發展，其產生的內需等動力，實際上將為全球創造大量需求，這為許多其他國家提供了發展機遇。這種發展機會，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非常期待的。

第二點，中國的發展，包括我們的科技創新等，對外部世界，特別是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能產生巨大的正外部性和積極影響。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和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中國的電動汽車、光伏產品和技術，可以幫助那些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的國家。如果他們沿用傳統模式，可能不得不建設燃煤電廠，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而現在，中國的太陽能光伏等技術可以轉移至這些國家，為他們提供極大的幫助——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第三點，可能是在“十五五”規劃中特別強調的，即中國將繼續深入推進國際合作。在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議，如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等框架下，中國將有新的投入。包括在人工智能等領域推動普惠發展和能力建設，這些都將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提問：實際上，也有西方觀點認為中國試圖取代西方，成為全球南方新的主導者，您如何回應這種說法？南南合作的本質，究竟是領導，還是互助？

薛瀾：我認為，這種說法背后，可能是一些西方國家不太樂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在對外合作中，始終遵循并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現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一系列主張，其核心都是平等互利。

的確，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發展得更快一些，因此確實具備更強的能力去幫助其他國家。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要像歷史上某些西方國家那樣，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這從來不是中國的做法。恰恰相反，西方國家有時會指責中國的對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這種指責本身，反而從反面印證了中國的對外合作歷來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內政的。

提問：在當前地緣政治持續緊張的背景下，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的加強，是否能為世界提供一個全新的、更穩定的發展范式？

薛瀾：我們希望如此。通過中國的努力，與眾多南方國家深化合作，能夠切實幫助這些國家啟動或推進其發展進程。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許多國家內部出現動蕩乃至沖突，往往與發展問題密切相關。中國通過提供發展所需的要素、援助和支持，有助于將這些國家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這對于相關國家的和平與發展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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