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的幅度正在突破《巴黎協定》所明確的閾值——1.5℃。一些科學家試圖重新設定一個新的升溫上限，但這絕非所有人的想法，有些人的態度甚至針鋒相對。

這個讓氣候學家困惑的問題，生活中也可找到相似的類比——爬山時，你一定會告誡孩子“離懸崖遠一點”。但“遠一點”意味著什么？他究竟走到哪里，你會開始大聲呼喊？

同樣，當我們即將越過氣候意義上的警戒線，要不要重新再劃一道警戒線，這究竟是無奈的妥協，還是明智之選？

突破紅線，面前只剩要死守的底線

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開始，到2015年達成《巴黎協定》，人類為應對氣候危機劃了一條1.5℃的升溫警戒線。也就是說，要將全球平均氣溫的升幅（和工業革命前相比）控制在1.5℃以內，否則就會帶來諸多災難性后果：更頻繁更猛烈的極端天氣事件、不可逆的冰蓋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溫水珊瑚礁的消失、亞馬孫雨林退化……

然而眼下，我們已經踏入“危險區”。短期來看，全球變暖的波動已觸及甚至越過1.5℃紅線；長期升溫突破1.5℃也幾成定局。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今年10月承認：“未來幾年，我們無法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以內。”

失守1.5℃之后的世界該何去何從？

根據《巴黎協定》，1.5℃是全力以赴的目標，2℃則是必須嚴防死守的底線。更準確地說，按照《巴黎協定》的字面意思，氣溫增幅必須“遠低于2℃”，但“遠低于”顯然是個極富語言藝術的承諾。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氣候科學家喬里·羅杰爾的話說：“如此措辭在當時是破題之舉，因為模糊目標對各國來說都更能接受一些，但它留下了巨大的解釋空間。”

羅杰爾擔心，如果不能盡快明確“遠低于2℃”的具體涵義，各國有可能直接把2℃拿來作為新的臨界值。要知道，各種用于實現2℃目標的解決方案，成功率只有50%；因此如果瞄著這根線行事，那最終我們很有可能越過極限，而這是絕對無法接受的。

另一位帝國理工學院學者羅賓·蘭博爾表示：“在一個1.5℃已經被突破的世界里，我們亟需劃定下一個明確目標，并為之努力。”

在羅杰爾與蘭博爾看來，國際協定文本的解讀，通常需要依據普遍的理解來進行，既然《巴黎協定》承諾將氣溫升幅控制在遠低于2℃的水平，那從大多數人的視角看，2℃關口必須萬無一失——任何“顯著超標”的風險都是不可接受的。

退守1.7℃，讓“遠離2℃”得到新護欄

多高的超標風險，算得上“顯著”？就目前來說，有兩種基于科學模型的情景推演，分別預測了將升溫幅度控制在2℃以內的概率，其中一種的結論是66%，另一種是90%。蘭博爾直言：“66%與90%可謂是天壤之別。”

不確定性源于兩種情景推演分別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假設之上，碳排放控制越嚴格，實現2℃目標的概率就越高。

不同概率則對應著不同的“峰值氣溫”——用羅杰爾與蘭博爾的話說，“峰值氣溫”指的是我們在為地球降溫采取任何措施前，全球升溫有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說，它就是那個能將“遠低于2℃”具象化的精確指標，可以為實現氣候目標提供更清晰的邊界，也能更好地呈現不同模擬情景的差異。

在一項尚未發表的研究中，羅杰爾與蘭博爾評估了四種2℃氣候模型情景，分別計算出以66%、83%和90%概率實現2℃目標所對應的中位數峰值氣溫。舉例來說，其中一個模型顯示，若要以66%的概率將升溫幅度控制在2℃以下，那么峰值氣溫就不能超過1.83℃；如果追求90%的概率，峰值氣溫則是1.54℃。

綜覽所有模型后，兩位研究者得出結論：以83%的概率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以內，可被視為兌現了“遠低于2℃”的承諾，而這個概率所對應的中位數峰值氣溫大約是1.63℃至1.67℃。

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類似結論。奧地利格拉茨大學的戈特弗里德·基爾申加斯特和莫里茨·皮希勒近期撰文稱：應將1.7℃作為峰值氣溫的上限，以實現“遠低于2℃”的目標，因為該數值符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預測的“有83%概率實現2℃”的目標。

基爾申加斯特說，過去，1.5℃目標是明確的警戒線；現在如果將1.7℃確立為新標準，那么“遠低于2℃”也就有了清晰的護欄。確立這一變暖新上限，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計算剩余的碳排放預算，并據此規劃轉型路徑：“制定政策需要這樣的指引標準。”

接下來的問題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有多大？鑒于當前政策將使全球在本世紀末面臨2.6℃的升溫，要守住1.7℃無疑極具挑戰性，但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根據聯合國的最新評估，在最樂觀的情景下，假設所有國家都切實履行氣候承諾，本世紀末的升溫幅度將穩定在1.9℃；若要實現1.7℃的目標，各國需付出超越現有承諾的努力。

爭議不斷，問責和行動比劃線更重要

盡管一部分科學家開始認同“遠低于2℃”意味著1.7℃的峰值氣溫，但仍然有很多人反對在1.5℃之后另立新的升溫上限。

奧地利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氣候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施洛伊斯納指出，人類對氣候系統的認知尚淺，不足以支撐如此精確的氣溫目標設定；地球系統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敏感度也有太多變數，未來全球變暖的實際速度可能遠超預期。他認為我們必須謹防過度自信，設定一個精確的溫度目標會傳遞出一種我們完全掌控局勢的錯覺，但事實并非如此。

施洛伊斯納認為，當務之急是追究各國未能實現1.5℃目標的責任，比如計算出那些突破閾值國家所累積的“碳債務”。他說：“如果我們無法建立起對錯失1.5℃溫控目標的問責機制，那就是在辜負《巴黎協定》。”

低收入國家，尤其是那些曾全力推動在《巴黎協定》中寫入1.5℃目標的小島嶼國家，也很有可能強烈抵制重新設定氣候目標的企圖。帕勞常駐聯合國大使、聯合國小島嶼國家聯盟主席伊拉娜·賽義德表示，如果全球升溫超過1.5℃，海平面上升和珊瑚礁死亡將對她所代表的國家構成生存威脅。

賽義德強調：“對小島嶼國家聯盟而言，1.5℃就是生死線，是必須死守的目標……其他任何提議都是擾亂我們工作的雜音。”

曾任巴西聯合國氣候談判代表、現任職于氣候政策智庫“塔拉諾阿”的娜塔莉·安特斯特爾指出，如果將升溫上限調高到1.7℃，無異于向各國政府與市場傳遞一個危險的信號——失敗是可以被接受的。

“這場與氣溫的競逐尚未結束，有人卻想要重劃球門線，這樣做只會瓦解政治意志，混淆公眾認知，讓控溫行動的失敗被視為理所應當。”安特斯特爾說，此時設立新的溫度目標，恰恰會制造出化石燃料利益集團所樂見的認知迷霧。他認為，1.5℃的限值不僅僅是一條科學警戒線，更是數十億人的生死線。“如果說當下我們應該做什么，那就是加倍行動，而非退守到下一個關口。”

并非放棄，期待1.5℃目標“失而復得”

無論如何，擺在我們面前的，并不是一場關于應該“堅守1.5℃”還是要“放寬標準”的界限之爭。因為在羅杰爾看來，即便引入新的溫度目標，1.5℃仍將是全球必須堅持的長期核心指標。他說：“1.5℃目標永遠不會消亡，我們永遠要為之努力。即便它被暫時突破，我們也不應失去向目標奮進的決心。”

實際上，把1.7℃的新閾值正式寫入聯合國氣候體系不僅會引發倫理爭議，在實操層面也極為困難。安特斯特爾認為，這意味著要重新修訂《巴黎協定》，并獲得200多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因此，本月將在巴西北部城市貝倫舉行的COP30峰會上，1.7℃被正式列為議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為會議東道主，巴西面臨壓力，他們需要敦促高碳排放國家在這次會議上提出更具雄心的氣候計劃，以彌合1.5℃目標與當前升溫軌跡之間的缺口。

2015年《巴黎協定》起草時，1.5℃是個充滿挑戰但有望達成的數字；而今，幾乎所有氣候模型都顯示：人類肯定會先失守1.5℃幾十年，然后再通過碳捕集等技術在本世紀末將升溫幅度重新控制在1.5℃以下。

羅杰爾強調，澄清“遠低于2℃”的涵義，并非是要取代1.5℃的目標，而是為了在不可避免地突破極限的情況下，為全球設定一個升溫的最高限度，然后再把氣溫拉回安全區間。

如果說1.5℃是絕境前的警戒線，2℃是真正的懸崖邊，那么目前擺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或是要冒多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