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更好地服務保障人工智能產業健康有序發展，9月10日，北京互聯網法院召開涉人工智能案件審理情況新聞發布會，對涉人工智能案件特點、案件審理面臨的挑戰、審理思路及典型案例進行了發布，并針對性地提出了妥善化解此類糾紛的對策建議。10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部分媒體代表參加了本次發布會。

近年來，北京互聯網法院受理的涉人工智能新類型案件呈逐年增長態勢，涵蓋知識產權侵權、網絡侵權責任、網絡服務合同等多個案由。其中知識產權案件涉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權性、大模型訓練中的著作權侵權認定、人工智能生成物侵權主體責任認定等問題；網絡侵權案件涉及人格權保護是否及于虛擬形象、合成聲音，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是否構成侵權等問題；網絡服務合同涉及平臺算法治理、AI幻覺平臺責任認定等問題。

上述案件總體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覆蓋產業領域持續擴展，隨著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涉人工智能案件不再局限于互聯網行業，而是向傳統產業領域滲透，新興與傳統場景復合、技術交叉、利益交織；市場主體創新風險迭代升級，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產品和服務快速出新，AI幻覺等技術的不確定性使模型開發者、服務提供者和用戶等市場主體面臨新型、復合性法律風險；裁判規則引領作用凸顯，涉人工智能案件司法裁判不僅是對個案技術與法律層面的裁判，更承載著對科技倫理、創新激勵與權益保護進行平衡的價值引導功能，深刻影響著技術發展方向與社會倫理規范的形成。

技術應用復雜導致事實查明難、規則適配不足導致法律適用難、主體角色多元導致責任認定難，是當前涉人工智能案件審理面臨的三大挑戰。北京互聯網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趙長新表示，“涉人工智能案件往往涉及對人工智能的生成過程、算法模型以及數據來源等進行司法審查，技術門檻高，事實查明難度大，法律適用則需面對現有法律制度未充分考慮人工智能技術特性與新型場景的現實。此外人工智能產業鏈條復雜、上下游相互依存，案件往往涉及訓練者、開發者、服務提供者、使用者等不同角色，各方主體分工合作形成復雜關聯給責任認定帶來了不小的困難。”

趙長新副院長介紹，“為應對人工智能技術加速發展帶來的新模式新問題，北京互聯網法院始終堅持以裁判樹規則、促治理、助發展，依法妥善審理人工智能案件，堅持以人為本理念，當技術應用于人格權益發生沖突時，準確界定人格權益內涵與外延，依法保護虛擬形象、合成聲音；堅持智能向善導向，精準平衡各方利益需求，遏制技術向惡，打擊利用人工智能丑化惡搞行為，規范平臺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標識；堅持激勵創新，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認定‘AI文生圖’、虛擬數字人具有可版權性，充分尊重創新主體智力投入?！?/p>

針對預防化解涉人工智能糾紛，北京互聯網法院提出四點建議：網絡用戶要提升法律意識與數字素養，明確自身行為邊界，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人工智能技術開發者要嚴格遵守技術倫理規范，確保數據和基礎模型來源合法；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應積極完善管理機制，強化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主體責任；要加強人工智能監管協同合作，形成監管合力。

本次發布會上，北京互聯網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孫銘溪發布了八起涉人工智能典型案例，明確了“AI文生圖”的法律屬性及權利歸屬的認定、自然人聲音權益可及于AI生成聲音、未經權利人許可使用AI合成的名人聲音用于“帶貨”構成侵權委托推廣商家應承擔連帶責任、未經授權對包含他人肖像的視頻進行“AI換臉”處理構成對他人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網絡平臺利用算法工具檢測AI生成內容但未盡到合理適度說明義務的應承擔違約責任、利用AI軟件惡搞丑化他人肖像構成人格權侵權、具有獨創性的虛擬數字人形象構成美術作品、未經同意創造自然人的AI形象構成對人格權的侵害等裁判規則。

案例一 李某某訴劉某某侵害作品署名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AI文生圖的法律屬性及權利歸屬的認定

案例二 殷某某訴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權侵權糾紛案——自然人聲音權益可及于AI生成聲音

案例三 李某某訴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未經權利人許可使用AI合成的名人聲音用于“帶貨”構成侵權委托推廣商家應承擔連帶責任

案例四 廖某訴某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未經授權對包含他人肖像的視頻進行“AI換臉”處理構成對他人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

案例五 唐某某訴某科技有限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網絡平臺利用算法工具檢測AI生成內容但未盡到合理適度說明義務的應承擔違約責任

案例六 程某訴孫某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利用AI軟件惡搞、丑化他人肖像構成人格權侵權

案例七 某甲科技有限公司、某乙科技有限公司訴孫某某、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具有獨創性的虛擬數字人形象構成美術作品

案例八 何某訴某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未經同意創造自然人的AI形象構成對人格權的侵害

案例一：

李某某訴劉某某侵害作品署名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

——AI文生圖的法律屬性及權利歸屬的認定

2023年2月24日，原告李某某為畫出一幅在黃昏的光線條件下具有攝影風格的少女特寫，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Stable Diffusion，通過選取模型、輸入提示詞及反向提示詞、設置生成參數等操作生成圖片，并于2023年2月26日發布在小紅書平臺。2023年3月2日，被告劉某某在其注冊及使用的百家號賬號發布文章，將涉案圖片作為配圖，配圖中截去了原告的署名水印，未說明圖片具體來源。據此，原告李某某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被告劉某某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經當庭勘驗，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Stable Diffusion時，通過變更個別提示詞或者變更個別參數，大模型生成的圖片不同。

法院認為，從涉案圖片的外觀上來看，涉案圖片與通常人們見到的照片、繪畫無異，顯然屬于藝術領域，且具有一定的表現形式。涉案圖片系原告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生成的，從原告構思涉案圖片起，到最終選定涉案圖片止，原告進行了一定的智力投入，故涉案圖片具備“智力成果”要件。從涉案圖片本身來看，體現出了與在先作品存在可以識別的差異性，體現了原告的選擇和安排，調整修正過程亦體現了原告的審美選擇和個性判斷。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認定涉案圖片由原告獨立完成，體現出了原告的個性化表達，故涉案圖片具備“獨創性”要件。涉案圖片是以線條、色彩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造型藝術作品，屬于美術作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就涉案作品的權利歸屬而言，著作權法規定，作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因此人工智能模型本身無法成為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作者。原告根據需要對涉案人工智能模型進行相關設置，并最終選定涉案圖片的人，涉案圖片是基于原告的智力投入直接產生，且體現出原告的個性化表達，故原告是涉案圖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圖片的著作權。被告未經許可，使用涉案圖片作為配圖并發布在自己的賬號中，使公眾可以在其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涉案圖片，侵害了原告就涉案圖片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此外，被告將涉案圖片進行去除署名水印的處理，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判決：被告劉某某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宣判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本案明確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若符合作品的定義，則應被認定為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同時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權屬可根據開發者、使用者、所有者等各參與方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獨創性智力貢獻進行認定。本案在回應技術變革帶來權利認定新問題的同時，為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司法審查提供了制度適應與規則回應的實踐范式，具有引領性和方向性意義。本案入選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4年度十大提名案件，2024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法治建設十個重大影響力事件、2023年度中國法治實施十大事件等。

案例二：

殷某某訴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權侵權糾紛案

——自然人聲音權益可及于AI生成聲音

原告殷某某是一名配音演員，發現他人利用其配音制作的作品在多個知名APP廣泛流傳。經聲音篩選和溯源，發現上述作品中的聲音來自于被告一某智能科技公司運營的平臺中的文本轉語音產品。原告曾接受被告二某文化傳媒公司的委托錄制錄音制品，被告二為錄音制品的著作權人。后被告二將原告為其錄制的錄音制品的音頻提供給被告三某軟件公司。被告三僅以原告錄制的一部錄音制品作為素材進行AI化處理，生成了涉案文本轉語音產品并在被告四某網絡科技公司運營的云服務平臺對外出售。被告一某智能科技公司與被告五某科技發展公司簽訂在線服務買賣合同，由被告五向被告三下單采購，其中包括了涉案文本轉語音產品。被告一某智能科技公司采取應用程序接口形式，在未經技術處理的情況下，直接調取并生成文本轉語音產品在其平臺中使用。原告主張，被告的行為已經嚴重侵犯了原告的聲音權益，被告一某智能科技公司、被告三某軟件公司應立即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五被告應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精神損失。

法院認為，自然人聲音以聲紋、音色、頻率為區分，具有獨特性、唯一性、穩定性特點，能夠給他人形成或引起一般人產生與該自然人有關的思想或感情活動，可以對外展示個人的行為和身份。自然人聲音的可識別性是指在他人反復多次或長期聆聽的基礎上，通過該聲音特征能識別出特定自然人。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聲音，如果能使一般社會公眾或者相關領域的公眾根據其音色、語調和發音風格，關聯到該自然人，可以認定為具有可識別性。本案中，因被告三系僅使用原告個人聲音開發涉案文本轉語音產品，而且經當庭勘驗，該AI聲音與原告的音色、語調、發音風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夠引起一般人產生與原告有關的思想或感情活動，能夠將該聲音聯系到原告本人，進而識別出原告的主體身份。被告二對錄音制品享有著作權等權利，但不包括授權他人對原告聲音進行AI化使用的權利。被告二與被告三公司簽訂數據協議，在未經原告本人知情同意的情況下，授權被告三AI化使用原告聲音的行為無合法權利來源。因此，被告二、被告三關于獲得原告合法授權的抗辯不能成立。被告二、被告三未經原告許可AI化使用了原告聲音，構成對原告聲音權益的侵犯，其侵權行為造成了原告聲音權益受損的后果，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被告一、被告四、被告五主觀上不存在過錯，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因此，綜合考量被告侵權情節、同類市場產品價值、產品播放量等因素，對損害賠償予以酌定。判決：被告一、被告三向原告書面賠禮道歉，被告二、被告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宣判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本案明確了經人工智能技術處理的聲音受聲音權保護的認定標準，為新業態、新技術的應用劃定了行為界限，有助于規范和引導人工智能技術沿著為民、向善的方向發展。本案入選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民法典頒布五周年典型案例，利用網絡、信息技術侵害人格權典型案例，2024年度中國十大傳媒法事例。

案例三：

李某某訴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

——未經權利人許可使用AI合成的名人聲音用于“帶貨”構成侵權，委托推廣商家應承擔連帶責任

原告李某某在教育、育兒領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2024年，原告李某某發現被告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在其運營的某網絡平臺店鋪中，通過使用原告李某某的公開演講、授課視頻，并配以與原告聲音高度近似的AI合成聲音，對其銷售多本的家庭教育類圖書進行宣傳推介。原告認為被告未經許可使用原告的肖像和通過AI合成的聲音制作宣傳產品，使原告的人格形象與其商業宣傳對象形成緊密關聯，從而使消費者誤以為原告是其銷售圖書的代言人或推介者，利用原告人格形象、專業背景和社會影響力吸引關注，增加交易機會，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和聲音權。被告作為圖書銷售者，與視頻發布者（某帶貨主播）之間為委托關系，共同完成銷售活動，被告對主播發布的視頻具有審查義務和能力，對涉案視頻的發布應當承擔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侵權責任。

法院認為，涉案視頻使用了原告李某某的肖像以及AI合成聲音，該聲音與原告李某某本人的聲音在音色、語調、發音風格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結合原告李某某在教育、育兒領域的知名度，涉案視頻對家庭教育類書籍進行宣傳推介，更易使觀看涉案視頻的公眾將視頻中的相關內容與原告李某某之間建立聯系，可以認定一定范圍內的聽眾能夠將涉案AI合成聲音與原告本人建立一一對應的聯系。因此，涉案聲音落入李某某聲音權益的保護范圍。涉案推介視頻大幅使用原告肖像、合成模擬原告的聲音，未取得原告授權，故涉案視頻的發布行為構成對原告肖像權和聲音權益的侵犯。被告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視頻發布者（某帶貨主播）依照平臺規則和服務相關約定達成委托推廣關系，共同為了推介被告書籍的目的發布涉案視頻、獲取相應收益，且被告基于平臺規則和管理權限，具備對涉案視頻進行審核管理的能力。在涉案視頻大幅使用原告肖像、合成模擬原告聲音的情況下，被告應對視頻可能引發的侵權風險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并就視頻是否獲得了原告授權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但在案證據表明被告未盡到其應有審查注意義務，故被告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應與視頻發布者就侵權視頻發布承擔連帶責任。判決：被告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向原告李某某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支出，駁回原告李某某其他訴訟請求。宣判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名人聲音被“克隆”冒用越來越真假難辨，造成聲音侵權現象泛濫，消費者極易被誤導。本案明確，利用AI深度合成技術合成的自然人聲音，只要能夠使一般社會公眾或相關領域公眾根據其音色、語調、發音風格等識別出特定自然人，即具有可識別性，應納入該自然人聲音權益的保護范圍。同時，在商家委托視頻發布者帶貨的法律關系中，作為委托方和實際獲益者的平臺商家，對其關聯達人發布的推廣內容負有合理審查義務，商家不能僅以“被動合作”“未參與制作”為由免責，未盡到審核注意義務的，需與帶貨達人承擔連帶責任，進而為規范電商推廣行為、壓實商家主體責任、治理AI“聲替”亂象提供規范指引，推動人工智能與深度合成技術向上向善發展。

案例四：

廖某訴某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

——未經授權對包含他人肖像的視頻進行“AI換臉”處理，構成對他人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

原告廖某是一名古風短視頻博主，在全網擁有較多粉絲，被告某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在未經其授權同意的情況下，使用原告出鏡的系列視頻制作換臉模板，并上傳至涉案軟件中，提供給用戶付費以此牟利。原告認為被告的行為侵犯其肖像權與個人信息權益，要求被告書面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與精神損失。被告某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認為，被告平臺發布的視頻均有合法來源，并且面部特征并非原告，并未侵害原告肖像權。此外，涉案軟件所使用的“換臉技術”實際由第三方提供，被告并未處理原告的個人信息，并未侵害原告的個人信息權益。經法院查明，涉案換臉模板視頻與原告創作的系列視頻的妝容、發型、服飾、動作、燈光及鏡頭切換呈現一致特征，但出鏡人的面部特征均不相同且并非原告。涉案軟件通過第三方公司的服務實現換臉功能，用戶交納會員費可以解鎖所有換臉功能。

法院認為，判斷是否侵犯肖像權的關鍵在于是否具備可識別性，可識別性強調肖像的本質在于指向特定的人，而肖像的范圍以面部為核心，也可能涉及獨特的身體部位、聲音、識別性較高的特定動作等能夠與特定自然人對應的部分。本案中，被告雖然使用原告的視頻制作視頻模板，但并未利用原告的肖像，而是通過技術手段將原告面部特征替換，模板中所保留的妝容、發型、服飾、燈光、鏡頭切換等要素并非與特定自然人不可分割，與自然人與生俱來的人格要素存在區別，一般公眾通過替換后的視頻識別的主體為案外人而非本案原告。同時，被告將視頻模板提供給用戶使用的行為并未丑化、污損、偽造原告肖像。因此，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肖像權的侵害。但是，被告收集了包含原告人臉信息的出鏡視頻，將該視頻中的原告面部替換成自己提供的照片中面部，該合成過程需要將新的靜態圖片中的特征與原視頻部分面部特征、表情等通過算法進行融合。上述過程，涉及對原告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分析等，屬于對原告個人信息的處理。被告處理該信息未經過原告同意，因此構成對原告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對于被告擅自使用他人制作的視頻侵害他人創造性勞動成果的，應由相應權利人主張權利。判決：被告向原告書面致歉，賠償原告精神損失及精神撫慰金。宣判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本案圍繞“AI換臉”這一新商業模式，對于生成合成式人工智能應用過程中的肖像權、個人信息權益及基于勞動創造投入的合法權益進行準確區分，既維護自然人的合法權益，又為人工智能技術和新興產業發展留有合理空間，對于服務和保障數字經濟規范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

案例五：

唐某某訴某科技有限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網絡平臺利用算法工具檢測AI生成內容但未盡到合理適度說明義務的應承擔違約責任

原告唐某某在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運營的網絡平臺上發布二百多字文字內容“打工并不能讓你真的賺到多少錢，但可以開啟你的新視角……如果你對學車感興趣的話并且以后打算開車的話，可以在你最清閑的一個假期完成它……工作之后就沒有太多完整的時間學駕照了”。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運營的平臺將該內容判定為“包含AI生成內容但未標識”的違規情況，并將該內容隱藏并作出將用戶禁言一天的處理。后原告唐某某進行申訴未成功。原告唐某某主張其并未使用AI創作，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行為違約，請求法院判令被告撤銷隱藏涉案內容和禁言賬號一天的違規處理，并在后臺系統中刪除違規處理記錄。

法院認為，網絡用戶在使用AI工具進行創作并將相關內容發布到網絡平臺時，應依照誠信原則如實標記。被告發布社區公告要求創作者在發布包含AIGC生成的內容時，應主動使用標識，對發布時未主動聲明的內容，平臺將采取適當措施進行流通限制并添加相關標識；未經標簽聲明，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構成違規。原告系平臺注冊用戶，上述公告屬于平臺服務協議的組成部分，被告有權根據協議對用戶發布內容是否屬于AI生成合成內容進行審查和處理。在一般情況下，原告應該提供如創作底稿、原件、源文件、源數據等證明人類創作屬性的初步證據，但本案中原告回答內容系即時性創作文本，客觀上無法提供上述證據，由其提供上述證據不存在合理性和現實可行性。被告基于算法工具的運算結果得出涉案內容為AI生成合成的審查結論，被告既是算法工具掌控方又是結果判斷方，算法工具運算過程和審查結果由被告掌控，被告應就該事實進行合理舉證或解釋說明。雖然被告提供了算法的備案信息，但無法確認備案信息與本案爭議的關聯性。被告未對算法決策依據和結果進行適度的解釋和說明，未對涉案內容屬于AI生成合成的判斷依據和結果作出合理解釋，應對其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對涉案賬戶的處理行為承擔違約責任。被告進行人工復核的標準要求具有非常明顯的人類情感特征，該判斷并不具有科學依據以及較強的說服力和可信度。法院判決被告展開折疊的回答并刪除相關后臺記錄。被告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后撤回上訴，一審判決生效。

本案是對AI生成合成內容標識的標記、平臺識別和治理在司法審查規則方面的有益探索，一方面肯定了網絡內容服務平臺利用算法工具對AI生成合成內容進行審查和處理，履行信息內容管理主體責任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認定網絡內容服務平臺在即時性創作文本場景下對使用算法自動化決策結果承擔適度說明義務，并為司法審查階段的算法解釋說明程度確立了一定的標準。本案通過司法個案裁判，合理分配網絡內容服務平臺和用戶的舉證責任，推動網絡內容服務平臺提高算法的識別能力和決策能力，切實提升人工智能信息內容治理水平。

案例六：

程某訴孫某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

——利用AI軟件惡搞、丑化他人肖像構成人格權侵權

原告程某與被告孫某同為攝影交流微信群成員，被告孫某未經原告程某同意，使用AI軟件將原告程某用作微信頭像的肖像照片生成衣著暴露的動漫風格圖片，并發送至該攝影交流微信群內，后原告程某多次制止，被告孫某仍繼續使用涉案AI軟件將原告程某的上述微信頭像肖像照片AI生成衣著暴露且身體畸形的動漫風格圖片并微信私信原告。原告程某認為被告孫某群發和私信的上述被訴侵權圖片，能夠識別出為原告本人形象，且圖片帶有嚴重的性暗示和丑化性質，使得原告的社會評價降低，構成對原告肖像權、名譽權及一般人格權的侵害。原告程某據此要求被告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損失和經濟損失。

法院認為，被告孫某發布于微信群內的被訴侵權圖片系擅自利用原告程某微信頭像肖像照片AI生成，與原告程某微信頭像肖像照片所呈現的自然人外部形象在臉型、姿勢、造型等方面均具有高度的對應關系，微信群成員能夠通過上述人物體貌及群聊的前后語境識別出被訴侵權圖片的人物外部形象所對應的主體為原告，因此被告的群發行為構成對原告肖像權的侵害。原告通過微信頭像展示的個人肖像照片是其網絡虛擬身份的標識。被告利用AI軟件生成的上述被訴侵權圖片將原告穿著得體的微信頭像肖像照片生成為胸部暴露的圖片，引發了微信群內針對原告的不當討論，客觀上導致了他人對原告的低俗化評價，構成對原告肖像權、名譽權的侵害。此外，被告孫某利用AI軟件將原告程某微信頭像肖像照片生成人物腿部為木頭狀，甚至存在三只手臂的圖片，圖片中的人物體型明顯不符合人類基本身體結構，亦將人物的胸部進行了暴露展示。被告將上述圖片私信原告，勢必會造成原告心理屈辱，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嚴，構成對原告一般人格權的侵害。判決：孫某向程某公開賠禮道歉，賠償原告精神損失。宣判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該判決已生效。

本案中，法院認定行為人未經許可利用AI軟件惡搞、丑化他人肖像構成對他人人格權的侵害，強調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者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和倫理道德，尊重他人合法權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明確了普通網絡用戶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行為邊界，對人工智能時代下加強自然人人格權保護具有典型意義。

案例七：

某甲科技有限公司、某乙科技有限公司訴孫某某、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

——具有獨創性的虛擬數字人形象構成美術作品

虛擬數字人甲、乙由原告某甲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某乙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單位聯合制作，其中原告某甲科技有限公司為著作權人，原告某乙科技有限公司為被許可人。虛擬數字人甲在各平臺擁有超440萬粉絲，曾獲評2022年文化產業和旅游業年度八大熱點事件。二原告主張，虛擬數字人甲、乙形象構成美術作品，虛擬數字人甲形象首次發表于短劇《千***》第一集，虛擬數字人乙形象首次發表于微博賬號“之****”。被告某聯合創作單位員工孫某某離職后，在被告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運營的某模型網上擅自售賣虛擬數字人甲、乙模型，侵害了二原告就虛擬數字人形象享有的復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被告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作為平臺方未盡到監管責任，應與被告孫某某承擔連帶責任。

法院認為，虛擬數字人甲全身形象和乙的頭部形象，并不直接來源于真人，而是由制作團隊制作，具有明顯的藝術創作效果，體現了制作團隊對線條、色彩和具體形象設計的獨特的美學選擇和判斷，具備作品的獨創性要求，構成美術作品。被告孫某某在某模型網發布被訴侵權模型，在人物五官、發型、發飾、服裝的設計及整體風格，尤其是在權利作品具有獨創性的元素組合方面，與涉案作品虛擬數字人甲、乙形象相同或相似，可以認定構成實質性相似，侵害了二原告對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綜合考量被告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服務的具體類型、對被訴內容的干預程度、是否直接獲得經濟利益、權利作品的知名度、被訴內容的熱度等因素，被告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不構成共同侵權。虛擬數字人承載多重權益，本案僅就美術作品的權益進行認定，綜合考慮請求保護的權利類型、市場價值和侵權人主觀過錯、侵權行為性質和規模、損害后果嚴重程度確定本案的經濟賠償金額。判決：被告孫某某賠償二原告經濟損失。被告孫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涉及虛擬數字人形象的法律屬性及獨創性認定。虛擬數字人由外在表現及技術內核兩部分組成，具有數字化外形與類人化功能。在外在表現層面，如體現了制作團隊對線條、色彩和具體形象設計的獨特的美學選擇和判斷，具備作品的獨創性要求，可以認定為美術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本案為同類案件裁判提供了借鑒，有利于助力虛擬數字人產業繁榮、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案例八：

何某訴某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

——未經同意創造自然人的AI形象構成對人格權的侵害

某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告）是某款手機記賬軟件的開發運營者，用戶在該軟件中可自行創設“AI陪伴者”，設置陪伴者的名稱、頭像，設置與該陪伴者的人物關系（如男女朋友、兄妹、母子等）。何某系公眾人物，知名度較高，在該款軟件中被大量用戶設置為陪伴人物。用戶在設置“何某”為陪伴人物時，上傳了大量何某的肖像圖片設置人物頭像，同時設置了人物關系。被告通過算法部屬，將陪伴者“何某”按關系設定分類，并向其他用戶推薦該角色。為了使AI角色更加擬人化，被告還為AI角色提供了“調教”算法機制，即用戶上傳各類文字、肖像圖片、動態表情等互動語料，部分用戶參與審核，軟件進行篩選、分類，形成人物語料。軟件可以根據話題類別、角色的人設特點等，在“何某”與用戶的對話中向用戶推送與其有關的“肖像表情包”和“撩人情話”，營造出與其真人真實互動的使用體驗。原告認為，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權、肖像權、一般人格權，故訴至法院。

法院認為，被告行為構成對原告姓名權、肖像權、一般人格權的侵害。在被告的軟件功能和和算法設計下，用戶使用何某的姓名、肖像創設虛擬人物，制作互動語料素材，將何某的姓名、肖像、人格特點等綜合而成的整體形象投射到AI角色上，形成了何某的虛擬形象，是對包含何某肖像、姓名的整體人格形象的使用。被告使用何某姓名、肖像的行為并未獲得何某的許可，構成對何某姓名權、肖像權的侵害。同時，用戶可以與AI角色設置虛擬身份關系，設定任意相互稱謂，通過制作語料素材“調教”角色，使得AI角色與真實自然人高度關聯，容易讓用戶產生一種與何某真實互動的情感體驗。上述使用方式未經何某同意，侵害了何某的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利益，構成對何某一般人格權益的侵害。

同時，涉案軟件的服務與技術服務存在本質不同，被告并非提供簡單的用戶內容上傳服務，而是通過規則設定、算法設計，組織、鼓勵用戶形成侵權素材，與其共同創設虛擬形象，并使用到用戶服務中。被告的產品設計和算法應用鼓勵、組織了涉案虛擬形象的創設，直接決定了軟件核心功能的實現，不再是中立的技術服務提供者，而應作為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承擔侵權責任。判決：被告向原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原告精神損失及經濟損失。被告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后撤回上訴，一審判決生效。

本案明確自然人的人格權及于其虛擬形象，未經許可擅自創設、使用自然人虛擬形象的，構成對自然人人格權的侵害；網絡服務提供者通過算法設計實質參與了侵權內容的生成和提供，應按照內容服務提供者承擔侵權責任。本案對加強人格權保護具有重要意義，入選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頒布后人格權司法保護典型民事案例”、北京法院參閱案例。

市人大代表萬欣、蘭雪純、鄔光榮、劉克友、安麗娟、楊中春、楊華、祖彬、郭曉靜，市政協委員高警兵參加了本次新聞發布會。代表委員們紛紛表示，本次發布會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站在人工智能技術與產業發展前沿，從案件內容到審判理念都體現出互聯網法院的鮮明特色。北京互聯網法院積極回應人工智能產業司法需求，做到了司法裁判與人工智能產業的創新變革同頻共振。

未來，北京互聯網法院將繼續發揮自身優勢、積極開拓創新，以人為本、智能向善、激勵創新，妥善審理涉人工智能新類型案件，為推動首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促進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貢獻更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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