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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元報道
編輯:KingHZ
美籍華人數學天才陶哲軒怒吼:25年科研生涯,從未如此絕望!白宮一刀切斷科研經費,UCLA等美國科研圣地瀕臨斷糧,美國科研體系在短短半年內悲遭「血洗」。
無語至極!
25年科研生涯中,陶哲軒從未遇到如此無語的經歷。
被譽為「數學莫扎特」的陶哲軒,本想置身事外。怎料這屆美國政府的大刀,終究揮向這位天才數學家:白宮切斷了他的經費。
剛剛,陶哲軒以親歷者身份講述:
他本人、UCLA及IPAM數學研究所如何被白宮「斷糧」——研究生津貼、暑期工資、五年期運營撥款瞬間蒸發;
靠緊急民間捐款才暫渡難關。
他在文中怒吼:這一刀,砍斷了美國科學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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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界大地震
七十多年來,美國早已習慣了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的霸主地位。
全球最頂尖的一批人才,紛紛赴美學習、工作,甚至定居。有些人是為了逃離戰亂或政治動蕩的故國;但更多人(包括陶哲軒),只是被美國科研環境的活力、穩定性與資源吸引——這里充滿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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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得主愛因斯坦(左)、費米(中)和維格納(右)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移居美國
正因如此,美國一直是現代世界諸多科學突破與技術進步的源泉。
但僅僅六個月!美國科研體系就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屠殺」。
那些曾經讓美國穩坐科研霸主的科研基礎設施,正在被一步步掏空。
科研經費被突然「卡脖子」,很多項目半途而廢; 培養新一代科學家的獎學金和研究金,被大幅削減; 依賴美國國家支持的研究機構,更是被剝奪了基本生存資源。
這一切,不是科學的慎重選擇,不是國會的公開辯論,而是特朗普的冰冷的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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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指令遠超常理,打亂了持續多年的項目,并侵蝕了美國研究生態系統的獨立性。
陶哲軒:
25年科研生涯,從未如此沮喪!
陶哲軒這次之所以發聲,是因為他置身其中,畢生職業生涯都深受美國學界生態恩澤。
他成長于澳大利亞,但自幼便沉浸在美國的科學與文化之中:
《芝麻街》教會他數數;
卡爾·薩根的《宇宙》激發了他對自然世界的好奇心;
AMS的書籍則加深了他對數學的熱愛。
最終,他從澳大利亞的本科開啟了數字之路,憑借特獎學金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研究生,之后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博士后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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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哲軒:現任UCLA數學講席教授,IPAM特殊項目主任,同時是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科學院的院士
在那里,他教書育人、指導學生、從事研究,至今已超過25年。
在UCLA的25年,他親眼見證了對科研的持續投入如何推動大學、政府實驗室和產業之間的合作。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純粹與應用數學研究所(IPAM),這些合作為理論突破和實際技術的產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比如,核磁共振成像(MRI)掃描時間縮短到原來十分之一。就得益于他自己在IPAM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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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他心中的理想的科研之地:一個把科學視為公共財富的地方,一個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能夠匯聚一堂、貢獻智慧和精力的地方。
正因如此,美國成為了現代世界諸多科學突破和技術進步的源頭。而美國人往往最早享受到最新的通信方式、疾病治療方案、能效提升手段,乃至更舒適生活條件。
而數學——陶哲軒所從事的領域——雖然低調,卻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所有科學的共同語言,使我們得以對復雜系統進行高精度的建模和分析。科研本就有風險:
并非每一次實驗都能帶來新發現,
并非每一個模型預測都能完全符合現實,
也并非每條理論探索的道路都能通向可落地的應用。
但失敗(或者說「負面結果」)的風險,本就是科學探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其在現實世界中因技術失誤而釀成災難,不如在實驗室、計算機模擬,甚至紙筆推演中,先去辨明一項技術的利弊得失。
過去,美國政府雖調整過科研項目的優先級等,但有一個共識:
任何政策調整都應當循序漸進地推進,并依法依規進行。
這樣可以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干擾,同時保證長期規劃和預算的可預測性。
此外,雖然政策制定者可以設定宏觀目標和方向,但普遍接受的原則是:
資源如何分配應主要依靠專家同行評審,而不是缺乏科學背景的政治任命者的個人觀點或信念。
這就陶哲軒過去體驗過的成功而健康的科研生態系統。
而美國的這屆新政府僅僅用了六個月,就幾乎有計劃地打擊并削弱了這一科研生態的幾乎所有支柱。
對此,陶哲軒坦言那種震驚與沮喪難以形容。
學術圈遭血洗,
美國科研遲早要完?
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白宮直接下令取消或暫停了科研資助,數十億美元的在研項目與實驗被迫中斷。
這并不是因為科學評審對研究作出了否定性結論,而往往只是一些看似隨意的理由。甚至關鍵項目的經費,會僅僅因為在原始申請書里出現了某個如今被視為「不合適」的關鍵詞,就遭遇撤資。
這些行動通常繞過了應有的正當程序,例如應享有的回應指控或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白宮迫使大學修改內部政策,以符合當局的政治優先事項,這公然違背了美國一貫堅持的有限政府與個人自由的傳統。
美國國家科研機構網站上的公共科研數據和資源也在悄然消失,往往不提供任何解釋。與此同時,聯邦移民政策的變化讓在美學習或工作的外國科學家處境艱難:
他們越來越難以續簽、重新入境,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只是正常履行工作職責,也可能遭到當局調查。
這并非尋常的政策調整,而是一場有意的拆解,針對的正是維系美國科學世代發展的制度、資金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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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雜志認為美國新白宮當局對聯邦政府實施的大規模改組已對美國和全球科研機構造成嚴重沖擊
UCLA倒大霉
IPAM線上急籌款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已經因這些措施的連鎖效應而遭受重創,但絕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大幅削減了許多關鍵獎學金與研究金——這些原本是用來培養和激勵下一代頂尖科學家,如今卻讓無數學生和博士后失去了前輩們曾經擁有的寶貴的早期機會。
許多已經獲批、并正在撥款執行的項目突然遭遇延遲或暫停,導致科研計劃擱置、學生與研究人員的聘用中斷。即便部分資助因法院的迅速介入而被部分恢復,這些干擾仍可能造成數據采集的關鍵缺口,甚至與研究對象失去聯系。
陶哲軒個人的科研經費,也在最近針對UCLA的行動中被暫停。為了盡量減輕學生的壓力,他優先保障了他們的暑期資助,但他本人已完成的研究工作至今尚未拿到應得的酬勞。
然而,比他個人損失更嚴重的,是對純粹與應用數學研究所(IPAM)的生存威脅。
該研究所剛剛獲得NSF的初步批準,準備延長五年經費,用以維持即將到來的學年的各類項目與研討會。然而,研究所的所有資金來源(包括上一輪資助中尚未使用的結余款項)卻在一夜之間被全面切斷。
過去幾周,研究所的領導與員工拼盡全力,開展緊急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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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頂尖數學圣殿IPAM遭遇關門危機,陶哲軒在線為IPAM籌款
在一些慷慨而及時的私人捐助下,IPAM總算暫時避免了立刻停擺的危機,至少能維持到年底。
但這種「救火式」的運營方式,絕不是一家世界一流科研機構應有的常態。
科研事關未來,
白宮「無頭蒼蠅」盲目飛行?
正如UCLA校長Julio Frenk所言,科研資助并非「施舍」,而是國家對未來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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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美國的聯邦資助是一種特權,而不是理所當然的權利;在憲法上,美國國會也確實擁有為公共資金與資源制定預算和規則的權力。
從整個聯邦政府的龐大開支來看,用于科學研究的比例其實微乎其微。以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下設的數學與物理科學司(MPS)為例,它雖是NSF最大的分支,但其年度預算也不過約1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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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數字乍看可觀,但攤到美國每位公民身上,每人每年不過5美元左右,還不到聯邦總預算的千分之一。
更為關鍵的是,公眾從這些科研經費中獲得的回報,遠遠超過了最初的投入——因為這些成果并非被專利或企業機密束之高閣,而是向全社會開放共享。
預測極端天氣的路徑、在全國范圍內精準導航,或者在互聯網上安全完成金融交易……
這些如今大家視為理所當然能力,背后的基礎設施、科學與技術,最終都源自早年的基礎科學研究,其中包括數學。而這些研究的推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聯邦科研機構在過去數十年里謹慎而持續的投入。
最近的一個重要例子,就是救命的mRNA疫苗。這一突破有賴于2020–2021年美國政府主導的「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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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得益于幾十年來在mRNA結構及其免疫機制上的基礎研究積累。
然而,如今美國白宮對這些關乎國家長遠利益的呼吁完全置若罔聞。
相反,基于數據的科學結論,只要和白宮的既定的政治立場不一致,就會被當成威脅。
這種態度不僅制造了近乎荒唐的鬧劇——比如,為了迎合總統的推文,竟用馬克筆手動修改NOAA(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颶風預測圖。
更嚴重的是,政府公然無視科學界在應對未來危機時提供的最佳建議。不管是氣候災害、新型傳染病,還是糧食和水源的安全,陶哲軒認為這屆美國政府宛如「盲人騎瞎馬」,盲目飛行!
陶哲軒最后呼吁美國展開更加公開的討論,正視科學在當今社會中的角色與價值,而不能任由那些敵視科學的人掌控敘事,將他們非同尋常、前所未有的行為逐漸包裝成「常態」。
但在如今的環境下,即便最無害的科研也可能被白宮干預和隨意中斷,「事不關己」的奢侈態度,已經不再可能。
參考資料:
https://mathstodon.xyz/@tao/114990384250042706
https://newsletter.ofthebrave.org/p/im-an-award-winning-mathemat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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