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期，上海市啟動“十五五”規劃“百家訪談、萬家調研”活動，廣泛征集社會各界對“十五五”規劃編制的意見建議。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與上海市發展改革委共同開展對戰略科學家、決策咨詢專家的深度訪談，受訪專家作為各自領域的頂尖人才，既有對相關行業的一線觀察，更有面向未來的戰略思考，共同助力上海“十五五”規劃編制工作。

本期受訪專家為樊春海院士。

人物簡介：樊春海，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王寬誠講席教授、化學化工學院院長、轉化醫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國家轉化醫學科學中心唐仲英首席科學家、新基石研究員。兼任美國化學會JACS-Au副主編，Cell Biomaterials、Angewandte Chemie、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等十余份國際知名雜志編委，ChemPlusChem編委會共同主席。主要從事核酸化學生物學、核酸信息材料、生物傳感與成像等方面的研究。

樊春海院士在轉化醫學上海設施辦公室。徐瑞哲 攝

本報記者 徐瑞哲

走進轉化醫學上海設施。徐瑞哲 攝

記者：聚焦國家戰略，上海正在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面向世界，中國科創大勢怎樣？

樊春海：其實，在2024年，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雜志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科學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ese science）》的文章，其中以“紅月亮升起（Red Moon Rising）”的標題指出西方明顯感受到中國科學領域進展速度之快，以及潛在的所謂“威脅”。比如，中國科學論文數量已居全球第一，發明專利數量則排名第二。而在更受關注的“高影響力”研究成果方面，中國在超過半數的學科上領先美國，從化學到材料等學科更是“遙遙領先”。

記者：也有觀點認為，中國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數量，與美國甚至日本等國仍有很大差距，怎么理解？

樊春海：如同美國科學院院長瑪西婭·麥克納特（Marcia McNutt）在去年一次講話中指出，“諾獎是非常‘滯后’的評價指標”。如，日本在二三十年前的超高強度基礎研究投入，今天才會迎來“收割期”。中國科研的突破不僅是點狀、成面，而是已形成底子寬厚的“高原”，未來幾年再加把勁，冒出“高峰”是指日可待的。可以充滿信心地說，不論從科研物質條件還是高端人才儲備，從科學發展的規律看，中國整體上必將達到這樣新的高度和水平，而且這個過程基本是不可逆轉的。

夏普萊斯教授與樊春海院士是“鄰居”。徐瑞哲 攝

記者：走進這棟轉化醫學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上海）的交大閔行校區主樓，4樓就有兩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卡爾·巴里·夏普萊斯（Sharpless）院士辦公室，是這樣嗎？

樊春海：沒錯，夏普萊斯的辦公室就在我隔壁，他的實驗室在5樓。這位美國教授2022年梅開二度，其再次榮獲諾獎的“點擊化學”成就，就能用于醫學研究。通過這里國家級平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加持，一天可以產生作為候選化合物的潛在藥物分子5000個，比從前高一到兩個量級。

對于這樣級別的大科學家，交大并不介意他本人花多少時間親自到這兒工作，關鍵在于他是心在交大，真心把他最重要的科研放在上海，并由他最看好的弟子直接在此指導學生工作，而他也時時通過原創研究，密切關注這邊開展的工作。

記者：是不是中國包括上海對科創人才的吸引力會不斷加大？“生態”應該怎么樣？

樊春海：是這樣的。特別是現在美國在政策面上對于科創是不利的，美國的大量高端人才正在考慮離開美國的問題。在未來，也許承擔世界科學中心的歷史責任就有可能轉到中國，我們需要考慮這樣的可能性。

包括夏普萊斯這樣的高端人才在內，人才引進、回流與集聚的效應是可以眼見的。上海在人才高密度的基礎上，同步提升人才的檔次和品位。可能需要注意的是，人才高地需要引導和有力支持，不能滿足于“卷指標”，而是需要在寬松的環境下，有組織、有目標地科研，做出一個人或一個小團隊做不了的大事。

轉化醫學上海設施所在的唐仲英樓。（資料）

記者：有人說全世界最好的風洞在中國，沒有風洞就沒有“六代機”。科技創新活動在人才基礎之外，還有物質層面的基礎，這方面上海還有什么需要做的？

樊春海：僅僅是二三十年前，中國在這些“國之重器”的建設方面還是非常欠缺的。我本人有個經歷，我之前曾是中國科學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當時就在大科學裝置“上海光源”工作。這座國際先進的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于2004年獲批、2009年建成。在建設之初，不少人的想法是“我們能不能把它造出來，造出來后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好”。而之后的實踐證明，它不僅造得好，而且用得好，是當之無愧的國之重器。國內甚至國際眾多科研團隊競相申請機時，在多個領域產出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

如今上海光源周邊還在建設自由電子激光等大科學裝置，可支撐前所未有的學科交叉融合。因此，“十五五”及中長期，這些“大家伙”還是需要高強度、持續性“大投入”，才能形成“大中心”“大格局”。

記者：所謂“未至之境”，深入這樣的“無人區”對未來的意義何在？

樊春海：我可以舉一個交大的例子。近來，由上海交大、中國科學院深海所、華大集團聯合發起并執行的“溟淵計劃（MEER）”，依托我國自主研發的“奮斗者”號載人潛水器，實現人類首次到達馬里亞納的雅浦海溝最深點、首次對深淵生態系統進行系統研究、首次建立全球深淵生物大數據庫并開放共享。在萬米海溝的暗黑世界，九成都是未見的新物種，由此打開了深海微生物寶庫。中國今天有這樣的物質條件，能夠支撐在深海深空這樣的極端環境下探索人類“未至之境”，可以說，不出世界級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

萬米深海鉤蝦樣本。徐瑞哲 攝

記者：您本人常常跨界“理化生”，跨越學科的邊界，怎么做到？

樊春海：事實上，我研究的核心就一個，即：“DNA”。DNA并不必然是生物學的，這只是人為地學科分類與劃界。在科學上，不論是“橫向”還是“縱向”劃分，要做好像DNA這樣的研究，就需要打開邊界，走出不同路徑。比如，我們近年來致力于DNA計算和存儲等。

在這邊的轉化醫學國家大科學研究設施，我們70%到80%的實驗室都是對外開放的，而且是醫工、醫理交叉融合，讓教授與附屬醫院等醫生、相關學科研究生與醫學生組隊，在臨床邊與實驗室之間“加速往返”。轉化醫學大平臺已在多家綜合性醫院、專科醫院等建立了10個左右的分中心，也推動建設了新加坡、澳門等海外基地，共同推動臨床醫學科研的轉化。

記者：“人”與“物”如何結合起來，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樊春海：我們經常聽聞所謂“轉化率低、專利沉睡”等說法，但我認為專利還是應該越多越好，而不要過多考慮轉化率的問題，因為分母大，轉化率肯定會低一些，但這樣才有利于打厚底子，筑起“專利墻”等技術門檻。同時，成果轉化質量才是真正關鍵的指標。

在世界上，一流大學與巨型的產業園區往往是相互成全的，這就好比斯坦福大學與硅谷的關系。在上海，交大、華東師大所在的環大學地帶，也在建設“大零號灣”，有可能構建出“中國硅谷”樣態，讓年輕學子們能夠帶著創新成果，走出校門、跨過街道就能走向轉化、面向市場。這樣的上海研發、本土生產的全鏈條轉化模式，或可更進一步、開花結果、自主可控。

原標題：《高原之上，高峰可期！這位兩座諾獎得主的“鄰居”，看好“十五五”上海科創》

題圖徐瑞哲 攝 徐瑞哲 攝

題圖樊春海院士接受訪談。

作者：解放日報 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