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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林/文 理想i8碰撞測試之爭,最終以理想汽車、東風柳汽、中國汽研三方聯合聲明的方式落幕。據悉,這是在工信部的約談和調節下取得的結果。若按照輿論炒作的“再撞一次”的方向發展,這場爭執恐無法收場,汽車行業的混亂競爭局面也將面臨失控風險。
這是過去兩個月中,工信部等相關主管部門第四次約談汽車企業。今年以來,僅公開報道的主管部門對車企的約談已至少有五次,加上未披露的約談,可以看出,中國汽車行業在高速轉型與激烈競爭下的失序局面,已引來監管部門的密集介入。
關注度比較高的五次約談分別是:4月因小米SU7高速公路碰撞事故約談多家汽車企業,規范智能駕駛宣傳;6月初針對無序價格戰、利潤異常約談頭部車企;6月中針對車企公開互斥“排放造假”“低成本傾銷”約談長城、比亞迪等當事方;7月針對供應鏈賬期問題,組織17家車企座談;8月因碰撞測試誤導公眾約談理想汽車和中國汽研。
從產品安全風險到營銷亂象、產業鏈危機,五次約談清晰顯示出汽車行業轉型路上的風險所在。這些問題的集中爆發,也意味著汽車行業正偏離健康軌道越來越遠。
引發此輪爭議的理想i8碰撞測試不是單一事件,是繼尊界拉踩邁巴赫之后,“新勢力合規能力斷層”這一行業弊病的又一例證,同時也體現出現有法規對智能網聯功能宣傳、不正當競爭、第三方檢測機構公信力等風險缺乏細化規范和足夠的約束力。
此次事件也凸顯出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新能源汽車行業已“狂奔”十年,是時候“立規矩”了。工信部聯合多部門對車企的多次約談,暴露出汽車行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也說明生態體系重建需要更完善的行業監管。
事實上,今年不斷爆發的汽車行業矛盾沖突,都源自一個發展邏輯,那就是“重成本輕合規”。這也是行業利潤不足4%,以及中國汽車全球化受阻的主要原因之一。
換個角度看,在合規性方面,新行業規范未能及時補位、監管體系滯后于技術迭代及違規成本低下,是造成當下局面的重要原因。國內新能源汽車行業粗放型發展的問題正在不斷顯現,這從智能駕駛定義、宣傳和應用,及此次理想i8碰撞測試的不專業性上一覽無余。
從頻繁約談車企和上半年出臺的措施來看,監管的體系化升級已經啟動,針對性的措施在加緊出臺。有關部門已實施審查車企利潤報表、設立賬期投訴平臺、進行一致性飛檢、設立信用黑名單等組合拳;立法層面,6月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內卷”式競爭、人工智能的虛假宣傳、以及強制性實施超長賬期等行為納入監管范圍。同時,6月份出臺的“史上最嚴”抽檢制度,將安全紅線從“事后追責”轉向“事前預防”。
但這些還不夠,新能源汽車改變了傳統汽車產品的“骨骼架構”,也改變了整個產業鏈的生態結構、運轉規律和競爭格局,必然需要全新的標準體系和監管力度。目前看來,主管部門給出的最重警告是去年年底就生產一致性問題約談25家車企后,制定的“暫停銷售資質、列入企業黑名單”等措施。對于車企在被約談后簽署的一系列 “承諾”和“倡議”,行業內對其真實約束力并不樂觀。
雖然“堅持標準和審查先行”被認為拖慢了歐美汽車行業的轉型步伐,但這并不意味著,創新可以將法規尺度和商業倫理置于不顧。技術狂奔若失去規則護欄,創新很可能成為信任的對立面。因此,在行業監管和違規懲罰制度上,國內汽車行業有必要向歐美汽車行業學習,盡快與新能源汽車市場發展速度保持比肩甚至先行。
回看理想i8碰撞測試事件,三方的聯合呼吁意味深長,共同表示將“嚴守自律底線,共塑良性競合”,尤其強調要杜絕“貶損性對比”。
以監管倒逼到生態重建,讓行業回到“陽光下的競爭”,是中國新能源汽車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只有當企業將合規性、技術創新與生態協作置于短期利益之上,將資源投向技術攻堅而非營銷內耗,中國車企才能真正實現轉型突破。
(作者 劉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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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林
汽車與出行新聞中心首席記者 關注汽車產業發展趨勢、行業性事件、企業動態;全程記錄國內新能源汽車的發端、升溫、爆發,以及每一次新技術浪潮;對自動駕駛、造車新勢力、汽車行業投資、上市公司資本運作以及汽車產業政策變動進行持續性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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