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特朗普直接在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下令”：陳立武因為利益沖突，必須辭去英特爾CEO！

陳立武馬上也公開發表了一份溝通信，否認了關于他之前經歷的謠言，表示將以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而已經獲得董事會的支持，不會辭職。以下為公開信全文。

親愛的團隊：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新聞，想花點時間直接和大家談談。

首先想說：美國是我 40 多年的家。我熱愛這個國家，深深感激它給予我的機遇。我也熱愛這家公司。在這個關鍵時刻領導英特爾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榮幸。這個行業給予我太多，我們公司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能與大家攜手重振英特爾實力、創造未來創新，是我職業生涯的榮幸。英特爾的成功對美國科技和制造業領先地位、國家安全和經濟實力至關重要。這是我們在全球開展業務的動力，也是我加入團隊的動機，更是我每天推動大家共同推進重要工作、構建更美好未來的動力。

關于我過去在 華登國際和楷登電子的任職經歷，流傳著不少錯誤信息。我想明確：40 多年行業從業中，我與世界各地及多元化生態系統建立了良好關系，始終遵循最高法律和道德標準。我的聲譽建立在信任之上 —— 言出必行，且以正確方式行事。我領導英特爾的方式也是如此。

我們正與政府溝通，解決已提出的問題，確保他們掌握事實。我完全贊同總統推進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的承諾，贊賞他在這些優先事項上展現的領導力，也自豪能領導一家對這些目標至關重要的公司。

董事會全力支持我們為公司轉型、客戶創新及嚴謹執行所做的工作 —— 我們正在取得進展。尤其振奮的是，今年晚些時候我們將采用美國最先進的半導體制程技術實現量產。這會是重要里程碑，證明你們的努力及英特爾在美國科技生態系統中的重要角色。

陳立武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全球化時代的完美縮影——他既是硅谷的投資教父，也是亞洲半導體產業崛起的關鍵推手，在中國大陸擁有深厚的人脈和龐大的投資網絡。在過去，這些是他的榮耀勛章；但在今天，這卻成了他最致命的“原罪”。

要理解陳立武為何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就必須撥開這封信所掀起的政治迷霧，回到他走過的漫長道路中去，探尋他的人生軌跡如何與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浪潮緊密交織，又如何在今天這個全球化逆轉的時代，被推到了斷層線之上。

01

陳立武的前半生

陳立武的人生起點，并非始于硅谷，而是東南亞。他出生于一個馬來西亞華人家庭，早年就讀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學。和那個年代許多渴望改變命運的亞洲學子一樣，美國是他的向往之地。

他遠渡重洋，先后在舊金山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深造，并最終取得了核工程博士學位。他的這段求學經歷，是典型的“美國夢”開端：一個聰穎勤奮的異鄉人，憑借自身的努力，在美國頂尖的學術殿堂里站穩了腳跟。

畢業后，他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美國的科技行業，先后在回聲科學（Echo Science）和EDS核（EDS Nuclear）等公司擔任技術和管理職位。這段經歷雖然不算顯赫，但讓他對美國科技產業的運作模式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然而，陳立武的雄心顯然不止于成為一名安穩的企業高管。他敏銳地嗅到了時代變革的氣息——個人電腦革命正在催生一個全新的、爆炸性增長的行業：半導體。

1987年，陳立武做出了一個改變自己一生的決定：創立華登國際風險投資基金。在那個年代，風險投資還是一個相對小眾的領域，而專注于半導體產業的投資，更是少之又少。

大多數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光鮮亮麗的終端產品公司上，但陳立武卻看到了冰山之下更龐大的部分——支撐起整個信息技術革命的芯片設計、制造、封測、設備和材料。他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投資哲學，即圍繞整個半導體產業鏈進行“生態系統”式布局。

這個時間點至關重要。當時的全球半導體產業，正處于一場劇烈的地緣政治風暴中心——美日半導體貿易戰。日本的DRAM存儲芯片憑借強大的制造能力和成本優勢，橫掃全球市場，將英特爾等美國巨頭逼到了墻角。華盛頓的政客們揮舞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迫使日本簽訂《美日半導體協議》，限制其出口。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創立一個專注于半導體的風險基金，本身就是一次逆向而行。當時硅谷的主流風投，目光大多聚焦在個人電腦和軟件公司上，認為硬件是“傻大黑粗”的苦活，利潤微薄。但陳立武看到了硬幣的另一面。

他判斷，美日的激烈對抗，恰恰為其他國家和地區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不可能只由美國和日本兩個玩家主導，它必然會向成本更低、反應更靈活的地區轉移。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半導體產業模式的根本性變革。傳統的IDM（整合元件制造商）模式，即一家公司包攬設計、制造、封測所有環節，正變得越來越臃腫和低效。

一種全新的“Fabless”（無晶圓廠設計公司）+“Foundry”（晶圓代工）的垂直分工模式正在悄然興起。臺積電（TSMC）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陳立武的華登國際，正是為了擁抱這個全新的、全球化的產業分工體系而生。他沒有將寶押在美國或日本任何一方，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正在崛起的亞洲“四小龍”。

他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投資哲學，即圍繞整個半導體產業鏈進行“生態系統”式布局。他投資芯片設計公司，也投資為這些公司提供制造服務的晶圓代工廠，還投資更上游的設備和材料公司。他試圖編織一張覆蓋全球的產業網絡。

在那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貿易壁壘森嚴的年代，陳立武的全球化視野和跨文化背景，讓他成為了一個稀有的、能夠連接不同技術板塊和資本市場的“超級聯系人”。他賭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全球化分工”這個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

半導體是一個全球化的產業，美國的創新技術需要與亞洲的制造能力和市場潛力相結合，才能爆發出最大的能量。他成為了最早一批將硅谷資本和理念帶到亞洲的拓荒者。

從新加坡的創新科技，到臺積電、聯發科，再到中國大陸的中芯國際，華登國際的投資版圖幾乎覆蓋了亞洲半導體產業崛起的每一個關鍵節點。

在那個全球化高歌猛進的黃金時代，陳立武的身份是完美的“橋梁”。他熟悉美國的技術前沿和資本市場，又深諳亞洲的文化和商業環境。他能說流利的英語和華語，可以在硅谷的董事會里侃侃而談，也能在亞洲的工廠車間里與工程師深入交流。這種獨特的跨文化背景和跨地域資源，讓他總能發現別人看不到的機會。

他投資的公司，往往不僅能獲得資金，更能獲得進入全球產業鏈的寶貴門票。正是憑借這種獨特的眼光和能力，陳立武和他的華登國際聲名鵲起，他本人也被譽為半導體領域最具權勢的投資人之一。

02

陳立武在中國

他對中國大陸的布局，是其投資生涯中最重要，也是在今天看來最具爭議的一筆。早在上世紀90年代，他就開始在中國大陸尋找投資機會。當中國決定將半導體產業作為國家戰略大力發展時，陳立武和華登國際成為了最早、也是最積極的參與者之一。

然而，當投資行為與國家戰略緊密捆綁時，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這條界線便開始變得模糊。

2000年這一年，世界正處在互聯網泡沫的頂峰，納斯達克指數高歌猛進，“世界是平的”的信念深入人心。而對于中國來說，這是其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前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已進入最后階段。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即將向全球資本和產業敞開大門。

正是在這個歷史性的節點上，陳立武和他的華登國際，在中國大陸投下了其投資史上最重要、也最具標志性的一注——參與創立中芯國際（SMIC）。

這個決策在當時看來，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首先是技術和人才的挑戰。當時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基礎極為薄弱，與亞洲半導體產業先進地區相比，都有著巨大的差距。要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世界級的晶圓代工廠，難度可想而知。

其次是政治風險。盡管中國即將“入世”，但兩岸關系依然復雜敏感，將先進的晶圓代工管理經驗和人才大規模引入大陸，必然會觸動復雜的政治神經。

但陳立武看到的是風險背后更大的機遇。他判斷，中國官方發展本土半導體產業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憑借其巨大的市場、工程師紅利和國家意志，中國必然會在全球半導體版圖中占據一席之地。提前布局，不僅能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更能將華登的“生態系統”投資模式在中國完整地復制一遍。

投資中芯國際，完美地體現了陳立武作為“橋梁”的角色。他不僅帶來了硅谷的資金，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在產業界深厚的人脈，說服了以張汝京為首的一大批半導體精英，跨越海峽來到上海浦東，開啟了篳路藍縷的創業之路。這筆投資，是資本、技術、人才和市場的一次跨地域、跨政治實體的完美結合。

它既順應了全球資本尋求價值洼地的商業邏輯，也契合了中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國家戰略。在那個對全球化充滿無限樂觀的時代，中芯國際的創立，被視為一個多方共贏的典范。陳立武也因此成為了中國半導體產業崛起的深度參與者和關鍵推動者，為他日后在中國大陸的全面布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此后，從芯片設計公司兆易創新，到設備公司中微半導體，再到無數個散布在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初創企業，華登國際在中國投下了重注。

在當時看來，這無疑是精明無比的商業決策。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豐富的工程師紅利和強大的官方支持，是全球半導體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

陳立武的這些布局，為他和他的基金帶來了豐厚的回報，也讓他成為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深度參與者和推動者。他曾是中國各地官方的座上賓，被無數創業者視為良師益友。

03

陳立武在鏗騰

如果說，作為投資人的陳立武，是在全球化浪潮中順勢而為，那么，作為企業家的陳立武，則是在逆境中展現了他力挽狂瀾的能力。2009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席卷全球，華爾街一片狼藉，實體經濟遭受重創。科技行業也未能幸免，企業紛紛裁員，削減研發開支，掙扎求生。

正是在這個行業和市場的“冰點”，陳立武做出了又一個驚人的決定：從一個指點江山的投資人，親自下場成為一名“救火隊長”，出任EDA巨頭鏗騰電子的CEO。彼時的鏗騰，正深陷金融危機和內部動蕩的泥潭，股價低迷，人心渙散。

陳立武上任后，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砍掉了非核心業務，重新聚焦于公司最擅長的EDA和IP（知識產權）領域，并以極大的毅力修復與客戶之間的關系。2009年，雖然傳統PC市場萎靡不振，但一個新的時代已經拉開序幕——由iPhone開啟的移動互聯網革命。

陳立武敏銳地意識到，智能手機對芯片的要求，與PC時代完全不同。它需要在一個極小的空間里，集成計算、通信、圖形處理等多種功能，同時還要做到極低的功耗。這種高度復雜的SoC（片上系統），對EDA工具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他所采取的策略，被業界稱為“IDM 2.0”的先聲——即不僅提供工具，更提供平臺化的解決方案和關鍵IP模塊，幫助客戶更快、更高效地設計出芯片。

在他的帶領下，鏗騰走出了困境，重新回到了增長的快車道。在他執掌的12年間，公司股價上漲了超過20倍，市值從不到20億美元飆升至400多億美元，成為與新思科技（Synopsys）并駕齊驅的行業雙雄之一。這段經歷，充分證明了陳立武不僅擁有投資家的敏銳眼光，更具備企業家的堅韌和實干精神。

但在鏗騰的復興之路上，中國市場同樣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EDA是所有芯片設計的基石，被譽為“芯片之母”。隨著中國芯片產業的蓬勃發展，對先進EDA工具的需求也與日俱增。鏗騰在中國市場的業務，成為了公司重要的增長引擎。

這也為湯姆科頓信中的指控埋下了伏筆。隨著中美科技競爭的加劇，美國官方開始收緊對華技術出口管制，EDA軟件被列為關鍵的“卡脖子”技術。任何向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公司提供EDA工具的行為，都屬于非法。

根據公開的報道，Cadence也曾受到美國司法部的調查，并最終支付了罰款以達成和解。

04

兩面英特爾

曾經，陳立武的“雙重身份”——既是美國公司的CEO，又是深耕中國的投資人——是他成功的秘訣。他能左右逢源，調動兩邊的資源。然而，當科技競爭加劇，這座“橋梁”便開始承受巨大的拉力，甚至有崩塌的危險。

他過去引以為傲的、在中國建立的深厚人脈和投資版圖，如今在華盛頓的政客眼中，都變成了“與中國有著深厚聯系”的原罪。

這便是英特爾任命他為CEO時，所面臨的巨大爭議。從商業和技術的角度看，這個選擇再合理不過。英特爾正處于歷史上最艱難的轉型期，其IDM 2.0戰略的核心，就是要重建其在芯片制造領域的領導地位，并向全球客戶開放其晶圓代工服務。

這項戰略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需要一個對全球半導體生態系統有著最深刻理解的人來掌舵。放眼整個行業，幾乎沒有人比陳立武更適合這個角色。他既懂技術，又懂制造；既懂設計，又懂市場；既有在美國頂尖科技公司扭轉乾坤的成功經驗，又對亞洲乃至全球的供應鏈了如指掌。英特爾選擇他，是選擇了他無與倫比的行業經驗和執行力。

但從政治的角度看，這個選擇卻充滿了風險。在一個“政治正確”壓倒一切的氛圍里，陳立武與中國的緊密聯系，成為了他最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湯姆科頓的信，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向英特爾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其潛臺詞非常清晰：一個從美國納稅人手中領取巨額補貼的公司，怎能由一個“親華”背景的人來領導？

陳立武的遭遇，并非個例。他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他的成功，源于過去四十年全球化、技術擴散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宏大敘事。他的人生，就是這個敘事的完美注腳。然而，當這個敘事戛然而止，甚至開始倒轉時，像他這樣橫跨兩個世界的人物，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風暴的中心。他們曾經的優勢，瞬間變成了劣勢；他們曾經的資產，變成了負債。

他并非不知道風險。近年來，華登國際已經有意識地將其投資業務進行拆分，試圖在不同地緣政治板塊之間建立防火墻。但歷史的慣性是巨大的，他過去幾十年建立起來的聯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被切斷。

最終，陳立武的故事，是一個關于個人命運如何被時代洪流裹挾的故事。他是一個勤奮、敏銳、極具遠見的商業領袖，他抓住了全球化的機遇，成就了非凡的事業。但他也未能超越時代。當政治的邏輯壓倒了商業的邏輯，當合作的橋梁被懷疑的目光審視，他便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湯姆科頓的信，或許只是一個開始。陳立武未來在英特爾的每一步，都將走在鋼絲之上，不僅要應對商業上的嚴峻挑戰，更要面對來自政治層面的持續拷問。他如何在這條斷層線上保持平衡，將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考驗，也將是這個分裂時代一個值得長期觀察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