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提出，技術不僅僅是工具或人類活動的副產品，而且是構成我們存在方式的基本維度。每一次技術范式的革命性變遷，都不僅僅是工具的革新，更是對人的存在方式乃至主體性的根本性重塑。

在數字文明時代，人與技術的關系已遠非簡單的“主客二分”所能概括。數字技術以強大的滲透力和重構力，通過可穿戴設備、AI輔助決策、智慧城市等方式深度嵌入我們的生活，催生了人與技術“共生體”。區別于以蒸汽機、電動機為代表的機器系統，數字技術最根本的突破在于，它不再是靜待召喚的器物，而是擁有了前所未有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能夠主動感知、分析、預測并干預人的行為與選擇。

數字技術從誕生起就超越了工具屬性，將人類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生存圖景之中。

其一，人的數據化生存。在數字空間，人們的位置、社交、健康、消費乃至情緒狀態都能被實時捕捉、分析、畫像，個體被解構為無數數據碎片，如消費記錄、社交圖譜、瀏覽痕跡、生物特征等，這些碎片被技術平臺重新聚合、分析、標簽化，生成一個個動態的“數據化身”。這個化身可能比個體的自我認知更真實、更全面，甚至反作用于現實身份。

其二，人的媒介化生存。以數字媒介為中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反饋循環系統。個體在網絡空間的行為和表達，不斷喂養并修正著其“數據化身”，而平臺基于這個“數據化身”所推送的信息，又反過來塑造和限制著個體的認知視野、情感反應和行為選擇。可見，海德格爾擔憂的“技術座架”在數字時代表現為一種更強大的“媒介座架”，生存的本真性面臨嚴峻挑戰。

其三，人的扁平化生存。數字文明的即時性、碎片化和信息過載，重構了人類對時間流逝的感知和對歷史縱深感的把握。深度閱讀、長時間思考、對緩慢過程的耐心等待，在追求即時刺激和快速反饋的數字環境中變得日益困難。數字技術通過加速重塑時間的節奏，通過碎片重塑時間的密度，使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被壓縮和扁平化的狀態。

在數字文明浪潮席卷之下，技術對人的意義已遠非工具性賦能，而是深入生存論根基，深刻撼動了“人作為主體”這一現代性核心命題。

一方面，數字技術催生偽主體性困境。表面上看似自主的點擊、滑動、分享，實則發生在算法預設的邊界之內。這種被預設邊界的自由意志，催生了一種操控性幻覺——我們誤以為自己是掌控者，實則已淪為技術邏輯的無意識執行者。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制造系統性依賴牢籠。從城市運行到個人社交，從經濟交易到知識生產，社會與個體均深度嵌入數字基礎設施。這種依賴并非工具性依賴，而是系統性依賴，在賦予人類生活高效便利的同時，也導致了深刻的脆弱性，使其面臨諸如單點失效的風險。

在上述兩種困境的合力作用下，催生了對主體性根基的悖論性侵蝕。所謂悖論是指，個體為獲得技術允諾的便利，不得不常態化地讓渡隱私、數據主權乃至碎片化的自主權。這種讓渡遠非等價的交易，而是以主體性的核心維度——諸如隱私代表的“內在性”、自主權代表的“能動性”為抵押，換取在技術架構中的生存資格。

面對數字時代的深刻變革及其帶來的主體性挑戰，我們既不能陷入悲觀主義，更不能幻想回歸“前技術時代”。揭示數字生存論困境的目的，恰恰在于引導我們更積極地駕馭技術，應對之道絕不能停留于被動適應或抽象批判，必須訴諸積極的、集體的社會實踐。必須認識到，主體性困境絕非漂浮于真空的抽象話題，而是深刻寄生于具體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倘若脫離對技術所嵌入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分析，就無法真正理解其重構力量的本質與困境的根源。

因此，在數字文明時代緩解人的主體性困境、引導技術服務于人的解放，關鍵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其核心在于：一是始終堅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根本目標，為技術應用提供價值坐標；二是通過適應數字生產力的新型社會關系的構建，來引領技術發展的方向與應用方式，從而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重建人的主體性。一言以蔽之，人與技術的互動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歷史的、辯證的實踐過程，只有在改造技術應用環境的社會實踐中，人類方能重新鍛造和確認自身的主體性。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原標題：《面對數字時代人的主體性困境，海德格爾的“追問”發人深思》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雍凱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作者：閆方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