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遏制居高不下的處方藥成本，美國總統特朗普于今年5月簽署《向美國患者提供最惠國處方藥價格》行政命令，重啟“最惠國定價”（Most Favored Nation, MFN）機制。該政策核心在于將美國藥品價格錨定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中最低價格，以此糾正美國藥價普遍高于他國，甚至高出近三倍的現狀，并試圖打破長期以來“美國承擔研發成本、他國搭便車”的藥品全球定價模式。

當地時間7月31日，特朗普政府再次加碼施壓，向包括輝瑞（Pfizer）、禮來（Eli Lilly）在內的17家大型跨國藥企CEO發布信函，要求其在9月29日前提交具有約束力的“最惠國定價承諾”。

信中明確表示，若企業未在期限內配合，政府將考慮采取行政令、修改法規，甚至開放藥品進口等手段推動藥價下調。白宮批評行業此前所提降價方案“缺乏實質內容”，不過是推卸責任、要求政策讓利、變相索取數十億美元補貼的行為。

市場沖擊

長期以來，美國藥價體系因缺乏統一定價機制、價格透明度不足而備受批評。根據艾昆緯（IQVIA）發布的《2024年美國藥品使用與支出趨勢報告》，2023年美國醫保與商業保險市場在處方藥方面的凈支出總額達到4350億美元，高居全球之首。由于美國政府無法直接參與藥價談判，定價權主要掌握在制藥企業與私人保險公司或藥品福利管理機構（PBMs）之間，造成價格機制復雜、不透明，并普遍存在“隱性回扣”和“差價套利”等問題。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2024年發布的中期報告顯示，三大藥品福利管理機構控制了超過80%的市場份額，廣泛采用“Spread Pricing”等手段，在藥價體系中攫取利潤，加劇了系統性不公。這一結構性扭曲使得美國成為跨國制藥企業利潤的最主要來源。有分析指出，美國市場貢獻了大型藥企約60%至70%的全球利潤，遠高于其他國家。

對于特朗普的“最惠國定價”，喬治敦大學麥克多諾商學院助理教授季云安（Yunan Ji）指出，這一政策初衷是希望在相對發達的國家中，美國成為最受青睞的國家。她認為，該類政策或許可以在中小型市場奏效，但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處方藥市場，“制藥商將不得不與其他國家重新協商合同”。

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賈里德·蒙德辛（Jared Mondschein）認為，該政策一旦推行，勢必對發展中國家造成溢出性沖擊，制藥企業可能通過提高在這些市場的售價來“彌補”美國價格下調帶來的利潤缺口。

類似擔憂亦出現在發達國家市場。蒙特利爾銀行分析師西格曼（Seigerman）表示，該政策可能使在60%價格上限內的國家（如德國、加拿大）面臨藥價上調壓力；而經濟體量較小的OECD成員，如愛沙尼亞、哥斯達黎加等，甚至可能不符合衛生部定價標準，從而被邊緣化。

審慎觀望

政策風聲落地后，資本市場反應迅速。7月31日，輝瑞、禮來等企業股價下跌約2%，NYSE Arca醫藥指數下挫2.4%。瑞杰金融（Raymond James）醫療政策分析師克里斯·米金斯（Chris Meekins）認為，盡管此次表態較5月行政命令語氣略有緩和，但市場對行業盈利前景的重新評估已然開始。

多家制藥公司表示愿意配合政府展開對話，包括輝瑞、諾華、艾伯維以及德國默克集團在美子公司艾美仕均釋放出合作意愿。然而，業內專家與游說人士普遍認為，藥企短期內大幅下調美國售價的可能性較低。

加貝利基金（Gabelli Funds）投資組合經理杰夫·喬納斯（Jeff Jonas）表示：“這不是任何一家公司能夠單獨協商解決的問題，更不可能在60天內完成。”他強調，這將是整個行業面臨的系統性挑戰。

范德堡大學衛生政策教授斯塔西·杜塞齊納（Stacie Dusetzina）認為，企業或將嘗試對現有藥品組合進行重新定價與分銷評估，以尋求在不影響利潤的前提下達成一定程度讓步。

瑞銀分析師特倫·胡恩（Trung Huynh）則對政策成效持懷疑態度，稱特朗普信函“不過是又一次盲目的嘗試”，行業對其真實執行力保持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