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時代周報 作者：阿力米熱

育兒也有“國補”了。

《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自2025年1月1日起，對合法生育3歲以下的嬰幼兒發放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補貼按年發放，每孩每年3600元。

同時，對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滿3周歲的嬰幼兒，按應補貼月數折算計發。這意味著，3歲以下的嬰幼兒最多可領取為期三年、總額1.08萬元的育兒補貼。

方案同時明確，育兒補貼覆蓋所有合法生育的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同時，該補貼免征個人所得稅且不計入低保、特困等家庭收入認定。

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王海東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國每年的出生人口中，一半以上是一孩，將一孩納入補貼范圍能夠全面惠及育兒家庭。此外，給一孩發放育兒補貼，可以減輕家庭的養育壓力，有利于家庭的再生育考慮。

事實上，目前全國已有20余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發放育兒補貼。那么，國家為什選擇在此時間點出臺政策？補貼力度是高是低？實施過程中，國家和地方的補貼疊加能達到什么樣的效果？

對此，時代周報記者專訪了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張本波。他認為，低生育率是我國長期面臨的重大挑戰，而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于經濟壓力大。

“育兒補貼對穩定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很好的兜底作用。不過，要真正緩解家庭育兒經濟焦慮，還需聯動教育、住房等配套政策，切實降低教育和居住成本，讓育兒不再是家庭的沉重負擔?！睆埍静ㄕf。

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張本波

補貼資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

時代周報：《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為什么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出臺，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張本波：近年來，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明顯的趨勢性特征，特別是低生育率成為我國長期面臨的重大挑戰。

為此我國持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從生育、養育、教育等多方面入手，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如將子女教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支出列入個人所得稅優惠范圍，推進教育“雙減”政策、緩解家庭教育焦慮，發展普惠托育服務、解決育兒家庭照料難題等，都受到育兒家庭的廣泛歡迎。

發放育兒補貼是最受居民歡迎的生育支持政策，也一直是生育支持的政策選擇之一?！队齼貉a貼制度實施方案》的出臺，補上了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

時代周報：國家補貼基礎標準為每孩每年3600元，按目前3歲以下嬰幼兒約 3000萬人估算，一年支出達1080億元。從整體財政看，此力度是高是低？標準設定依據是什么？補貼資金來源何處？

張本波：這次育兒補貼資金全部來自各級財政，其中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所需資金，由中央財政按照一定比例對地方予以補助，中央總體承擔約90％，地方平均承擔約10%；地方可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提高補助標準，所需資金由地方財政自行承擔。

補貼標準的設定總體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根據調查，我國一個0-3歲子女的平均養育成本每年約為3萬元，這次每年3600元的補貼，大概占家庭育兒成本的10%左右，對于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的效果是實實在在的，尤其是對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更為顯著。

其次，育兒補貼幾乎覆蓋全部3歲以下嬰幼兒，從總量上來說是一項較大規模的財政支出。按照目前的補貼標準，各級財力完全有能力承擔每年約1000億的補貼規模。從部分發達國家情況來看，補貼標準占該國人均GDP的比例通常在2.4%到7.2%之間，我國育兒補貼標準約占人均GDP的3.8%，也相對較為合理。

同時，隨著我國將進一步加大民生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對家庭福利的財政支持，育兒補貼也保留了在政策評估基礎上加以優化調整的空間。

時代周報：從政策設計的底層邏輯看，國家育兒補貼與地方育兒補貼在目標定位上存在哪些本質差異？在生育補貼政策實施中，國家和地方的補貼疊加會產生何種影響，又能達到什么樣的效果？

張本波：生育支持是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國家育兒補貼和地方育兒補貼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通過減輕對家庭的增收減負提振生育意愿。

《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地方可據財力適當對育兒補貼提標，就是希望能夠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共同發揮政策的合力。同時，應注意加強各地政策之間的協調平衡，避免形成過大差距，影響居民預期和政策實施效果。

建議地方財政更多地采取向育兒家庭提供托育補貼、教育補貼、購房補貼等差異化的措施，或者增加對低收入家庭、多子女家庭等不同類型家庭的補貼，與國家育兒補貼形成互補性的政策組合。

鼓勵生育需要多種政策支持

時代周報：生育率下降是當今全球大多數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從國際經驗來看，生育補貼是否有可參考的案例、成效如何？能否舉例說明。除了直接發放育兒補貼，還應該有哪些配套政策？

張本波：發放經濟補貼是低生育率國家的普遍政策選擇。如法國自孩子出生起，可一次性領取1068歐元（約9000元人民幣）的“生育獎勵”，孩子3歲前根據家庭收入水平每月還可領取610-870歐元不等的（約6000元人民幣）的托育補貼。

德國為每個孩子每月發放250歐元（約2000元人民幣）的育兒補貼，對單親媽媽、低收入家庭等弱勢群體每月還會發放額外補貼。日本為每個產婦提供約50萬日元的一次性生育補貼，同時為每個0-3歲嬰幼兒每月發放約1.5萬日元的育兒補貼。

從國際經驗來看，經濟補貼對于提高生育意愿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很多國家生育率出現不同程度的回升，日韓等超低生育率國家也顯露“觸底”“反彈”的跡象。

國際經驗也表明，單一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往往是有限的，需要綜合實施多種支持政策。如以上國家在提供育兒補貼的同時，還提供托育公共服務、發放教育和住房補貼、完善育兒假、倡導男女共擔育兒責任等措施。

時代周報：作為鼓勵政策中最為直接和頻繁的舉措，發錢補貼該和托育、教育優惠怎么結合才管用？提高生育意愿的關鍵和難點又是什么？

張本波：經濟壓力大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育兒補貼對穩定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很好的兜底作用。要真正緩解家庭育兒的經濟焦慮，還需要協同教育、住房等配套支持政策，切實降低教育成本和居住成本，讓育兒不在是家庭的沉重負擔。

“誰來照料孩子”是提高生育意愿無法回避的又一個難題，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加友好的生育假政策，另一方面需要提供更多高質量的普惠托育服務、兒童托管服務，讓父母可以更好地平衡育兒、工作和生活時間。

我們還要認識到，提高生育意愿的根本在于培育普及新型的生育文化，支持健全家庭功能，營造樂婚樂育的社會環境，讓生兒育女成為更多年輕人的自愿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