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讓課堂變得更好了嗎？

以Chat GPT為首的AI工具一經問世，就讓教育工作者陷入恐慌。ChatGPT能在幾秒內搜集、總結研究資料，并起草一篇完整的論文。許多院校試圖對AI加以規范，卻收效甚微。在AI不斷更迭，飛速發展的當下，學校和師生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與AI的關系：選擇擁抱或者是全面禁止。AI的到來，也迫使師生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以及教育的未來。

2025年7月，紐約巴德學院教授許華（Hua Hsu）以“在AI摧毀大學寫作之后會發生什么”為題，在《紐約客》撰文。在文中，一位名叫亞歷克斯（Alex）的大學生在與許華見面時說，自己會用AI來完成生活中的所有寫作。他依賴Claude搜集資料，用DeepSeek進行推理，靠Gemini生成圖像，用ChatGPT編輯日常文字。亞歷克斯開玩笑地表示：“我需要用AI來給女生發短信。”他甚至坦白，自己用了AI來安排與許華的這次會面：“我才懶得打那么多字。你看出來了嗎？”

亞歷克斯向作者展示了如何使用AI來生成論文，替自己閱讀文獻。當被問到教授是否會對此有所察覺時，亞歷克斯表示教授的年紀大了，對檢測程序并不熟悉。而在將文章交給不同網站檢測后，一個網站表示該論文有28%的可能是由AI生成；另一個網站則認為可能性為61%，難以達成一致。不過亞歷克斯承認，如果教授追問一些論文細節，他很可能會露怯。

對于自己的做法，亞歷克斯承認“這就是作弊”，而他的朋友尤金則認為“這是作弊，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弊”，因為亞歷克斯的行為沒有制造受害者。

作為回應，一些教授要求學生提供帶有時間戳的論文編輯記錄，也有教授選擇恢復隨堂考試，讓學生回歸紙筆作答。另一些教授，例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一年級寫作項目負責人丹·梅爾澤則設計了工作坊。他將寫作視為一個深思熟慮、反復修改的過程，包括起草、獲取反饋（來自同伴，也來自ChatGPT）和修改。梅爾澤表示：“如果教授僅僅布置一個泛泛的作文題目，不參與任何寫作過程，等著一個月后收作業，這簡直就像在為作弊創造環境。這是在縱容自己社群里的違規行為！”

許華認為，人們很容易糾結于學術不端的案例。去年年底，一項針對高校管理者的調查顯示，59%的受訪者表示作弊現象有所增加。人工智能讓我們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許華寫道：18歲之前，我們上學是因為不得不去。在學習知識的同時，完成社會化過程。本質上，我們是在學習如何遵守規則。然而，大學是一種選擇，隱含著一種默契：學生完成一系列任務（有時涉及他們認為毫無意義或不切實際的學科），然后獲得某種學歷證書。

但即便是對最功利的學生來說，追求分數或文憑的過程也附帶著好處：你會學到如何克服困難，或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體會到學習本身的意義。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現意味著學生們可以完全繞過這個過程，避開其中的困難。

由于監管的困難，一些高校管理部門不再試圖禁止學生使用AI，而是將其引入教學過程中。5月，在牛津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等院校嘗試將人工智能融入課程后，OpenAI公司推出了專為教育場景設計的產品ChatGPT Edu。

在國內，AI的迅速發展同樣促使一些學校將AI接入課堂。在“聲東擊西”的一期播客節目中，五位來自全國不同城市、不同學科的中學老師，分享了他們使用AI的經歷與感受。據老師們表示，AI的確為輔助教學帶來許多方便，包括寫課件、分析英語語法、做名詞解釋和案例搜集、課后出題等。在北京教初中英語的王老師介紹，在今年春節后，學校開始針對如何使用DeepSeek、Kimi，包括組合制作PPT等進行培訓。但王老師指出，AI生成的教學大綱并不好用，最終還需要老師結合學科積累進行修改。

另一方面，將平板電腦交給學生，要求他們使用AI，會帶來很多課堂紀律上的管理困難。在上海教初中生物的陳老師提到，即便通過斷網等手段解決學生退出學習系統，在課堂上隨意上網的問題，學生依舊會用平板亂拍照、上傳不當內容。

在完成及批改作業方面，AI也遠非完美。在上海教初中語文的羅老師指出：學生通過AI寫的文章格式僵化，盡管內容偶有亮點，卻充斥著不像是人類寫出的句子。而AI批改作文時所作的評語，也存在意思不夠精確，對優秀和一般的作文評價相似等問題。但更令羅老師擔憂的是，伴隨著各類短視頻、算法一同成長的孩子們，他們對于漢字結構的認識明顯下降，經常出現漢字書寫順序錯誤、結構顛倒等問題。他們的課外時間被各種視頻娛樂占據，閱讀時間在很大程度上被壓縮。成都國際高中的張老師也擔心依賴AI會使得學生變懶，導致他們的書寫、數理分析等能力因缺乏訓練而退化。

在為學生憂慮之余，幾位老師也擔心自己趕不上時代的浪潮。將AI融入課程教學的要求，在師生中越來越普及的AI工具，讓他們覺得自己成了“操作AI的工具人”，甚至開始反思教師存在的意義。

盡管教師們紛紛提出：AI不應該替代學生思考；寫作的過程依舊充滿價值，不應完全由AI完成；學校應該針對AI生成新的考核與評分標準，但院校在具體執行層面，尚未達成統一。

作為一名英語系教授，許華在文章中寫道：在大規模引入人工智能的情況下，還有必要教學生們寫作嗎？而他做出了這樣的回答：人類歷史上何曾有過一個時代，寫作對普通人來說如此重要？電子郵件、短信、社交媒體帖子、評論區的憤怒留言、客服對話……更不用說實際工作中的寫作了。我們的寫作方式塑造著我們的思維。正如文學學者黛博拉·勃蘭特所說，在這個“大眾寫作”時代，我們每天都會通過數十次的文本創作來理解世界。在一個所有人都能使用同款人工智能助手的未來，寫出新穎有趣句子的能力，只會變得更加重要。

蟹化的人類

2017年，德國科學家發表了關于“蟹化”（carcinisation）現象的研究，發現不同譜系的甲殼動物獨立進化出了螃蟹的特征。然而，這一尋常的趨同進化發現，被媒體過度炒作，產生了“萬物皆蟹”（Everything becomes crab）的網絡梗文化。

盡管理性的批評者強調，人類在生理上不會變成螃蟹，但Aeon.co網站7月4日發表的文章Homo crustaceous（甲殼人類）認為，如果擴展“蟹化”的定義，人類作為集體，確實在經歷某種形式的“蟹化”。

文章作者Michael Garfield是一位專注于智能進化史和未來跨學科研究的作者兼藝術家，著有《如何生活在未來》（即將出版）并擔任獲獎播客節目《循環中的人類》（Humans on the Loop）主持人，曾在美國的圣塔菲研究所等機構工作。

文章認為人類經歷廣義上的“蟹化”的證據在于：首先，和螃蟹類似，人類生活在現實與虛擬世界間的“潮間帶”環境中；其次，人類越來越依賴技術構建“外骨骼”。在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貿易通信把現實數字化，地方文化在全球化中消融，人類身份被標準化簡化。螃蟹作為深層文化象征，反映了人類在邊界模糊世界中的生存狀態。近幾個世紀，人類集體進化在加速模仿螃蟹的適應性轉變——針對苛刻環境進行優化。這種“蟹化”體現在社會的標準化、數字化趨勢中。

作者通過神話和文學作品追溯了人類對螃蟹的歷史性迷戀。

從H.G.威爾斯《時間機器》(1895）中預言螃蟹是地球生命的終極形態，到古代神話中的各種蟹類存在——希臘的卡基諾斯（Karkinos）、贊比亞的恩卡拉（Nkala）、菲律賓的坦巴諾卡諾（Tambanokano），以及北歐傳說中的海怪克拉肯（Kraken）。這些都表明螃蟹長期占據著人類想象的邊緣地帶。

20世紀中期，東西方都出現了螃蟹主題作品。美國導演羅杰·科曼的《螃蟹怪獸的攻擊》(1957）和蘇聯作家阿納托利·德涅普羅夫的《螃蟹占領島嶼》(1958）都展現了螃蟹作為威脅的形象。隨后在《高達》、《銀河戰士》等作品中，螃蟹式外骨骼成為人類對抗敵人的力量裝甲。在這些故事中，螃蟹象征著高效、殘酷的簡化進化。從《神秘博士》中的各種甲殼反派，到《異形2》中雷普利穿著機械外骨骼與異形女王的經典對決，都體現了同一主題：為了戰勝“完美生物”，人類必須變成類似的存在。

美國電影《螃蟹怪獸的攻擊》(1957）海報

作者認為人類對“戰斗蟹”的持續迷戀，不僅源于對海洋生物奇異解剖結構的好奇，更重要的是螃蟹幫助人類理解了兩個深層問題：一是人類如何用增強力量的工具包裹脆弱的肉體，二是與工具的共生關系如何逐漸削弱人類的原始特征。螃蟹既是威脅人類的“他者”，也是人類重新定義自身以適應威脅的手段。

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主要通過“構建生態位”而非“生物適應”來征服環境，依靠文化和工具重塑世界。現代人類幾乎無法脫離技術輔助生存，我們的基礎設施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外骨骼”——從代謝角度看，每個人的能耗相當于12頭大象。我們的傳感器網絡如螃蟹的“眼柄”般延伸至太空和海底。通過互聯網設備觀察世界的方式，與螃蟹的復眼系統驚人相似。

但這種進化進程本身呈現出癌變的特征。從軌道俯視，城市化的延時攝影看起來就像癌細胞轉移——密集、糾纏、失控的突變組織增長。人類的蟹化竟然采取了擴散性癌癥的形式——這既奇怪又完全在預料之中。“癌癥”一詞源于希臘語karkinos（螃蟹），拉丁語cancer意為格子或監獄，暗示我們在用符號和數值系統切割世界的過程中，反而被困在自己創造的笛卡爾坐標網格里。

蟹化體現了生物系統追求效率的“懶惰”本性——4億年來，螃蟹通過失去尾巴等“冗余”結構獲得生存優勢，正如人類依賴文化技術使大腦變小。然而，這種集體效率以個體韌性為代價，使我們越來越依賴大型機構。螃蟹雖是優秀的回收者，卻是糟糕的創新者，只會“殘酷高效”地戰斗。作者警示道，面對行星管理的復雜挑戰，僅靠“殘酷高效”是不夠的。人類必須反思并超越蟹化趨勢，尋找新的進化路徑。

作者的分析始于笛卡爾1619年的天使之夢——“征服自然是通過測量和數字而實現的”(The conquest of nature is achieved through measure and number），由此產生的數學、代碼和法律系統構成了看似基礎設施實則為“外結構”（exostructure）的行為約束網絡，自上而下地塑造著人類行為。

在數字時代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中，人類被拆解成德勒茲所稱的“可分體”(dividuals）——統一自我的碎片化單元，困在消費主義和監控國家這些巨型捕食者的“鉗子”中。社交媒體不是承諾的“地球村”，而是被監視的黑暗小巷，催生了“螃蟹心理”（crab mentality）——零和博弈、去人性化的競爭模式。我們生活在卡萊布·沙夫所稱的“數據大腦”(Dataome）控制下，這個行星級集體計算系統承擔了記憶和決策負擔，代價是人類整體智能雖然增長，個體技能卻萎縮至幾乎為零。

2024牛津年度單詞是“腦腐”。

戰爭技術的演進進一步推動了蟹化進程。從德涅普羅夫預言的自我復制武器到威爾斯構想的工業化戰爭，每項軍事創新都成為人類“蟹化”的里程碑。達斯·維達（Darth Vader）成為這一進程的完美象征——完全依賴機器的殘缺人類，體現了不受約束的左腦掠奪性沖動。現代生活的每個方面都被資本和戰爭的機械操作滲透，我們在自己創造的網格中被迫玩著蟹式邏輯（crab logic）的游戲。

然而，生物學研究也揭示了希望：雖然五組在進化樹上原本是分離的節肢動物各自獨立地進行了蟹化過程，“去蟹化”(decarcinisation）現象實際上更為常見。在進化歷史中，有七次螃蟹從典型的蟹形體態中“逃脫”，演化成其他形態。白堊紀蟹類革命(Cretaceous crab revolution）中，Callichimaera perplexa等物種展現了從裝甲防御轉向靈活游泳的進化路徑。統計顯示，更多生物趨向魚類而非螃蟹——魚類有30000多種，而螃蟹只有7000多種。

各科蟹類譜系的趨同脫殼體型，以及游泳型和/或化石型節肢動物的趨同附肢。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av3875

作者強調，環境通常青睞靈活的群體即興創作而非僵化的風險減少算法。人類不僅是技術性的，更是社會性的。即使維達最終也選擇了家庭而非權力，摘下面具看向兒子。權力能自我辯護，但無法提供意義，預測不等于理解，減輕危險不是真正的生活。

文章最后認為，如果人類物種確實有未來，它將是戰略性多樣化的：工程師與藝術家并存，技術官僚與神秘主義者共生，蟹人與魚人以及每一種富有創造力的組合都有其價值。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找到靈活性、社會性和多樣性，而非困在單一的蟹化模式中。地球是海洋行星，學會游泳比緊抓固體地面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