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城市競相構建創新生態，上海打造什么樣的科創空間，才能促進科創的生長？

對科創企業來說，真正想要的科創街區，究竟應該滿足哪些訴求？

從“被動等待”到“主動出擊”

在上海大零號灣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區，一處由老廠房改造的智能配用電房里，5米層高下，數百公斤重的精密設備正在運轉。這里是“能優網”的辦公所在地，也承載著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東科技成果轉化的夢想。

“選擇扎根大零號灣，首先是地理上的便利，讓老師和同學能在教學、科研與企業運營間從容兼顧。”身兼能優網創始人的劉東說。大零號灣依托于附近的上海交大、華東師大，成為高校成果轉化孵化基地，產業政策與高校資源一脈相承。

比如說，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零號灣與上海交大深度綁定。老師們手握校內科研成果，如果想要轉化為產品，在市場上創業，需要經過校內三級答辯，通過“成果轉化評審流程”。由學校先進技術產業研究院專門設立辦公室，技轉專員一對一對接，對教師成果轉化項目進行評估審核，確保流程合規、過程高效。

而校方邀請的第三方評估嘉賓中，有對行業技術了然于心的業內專家，有投資顧問類專家，也有大零號灣直接扶持的孵化器平臺負責人。

“以前，我們就像守株待兔的農夫，只能等著高校的老師拿項目找上門來。”孵化器平臺負責人坦言，這種被動的模式成效不高，不僅缺乏對項目成果的了解，而且當項目方來挑選場地時，往往已錯失了最佳的孵化時機。

如今，與高校深度綁定后，大零號灣直接“前端介入”。校內哪些老師的成果正在走向市場，作為評估嘉賓，他們提前了如指掌。“我們的總經理本就來自交大，熟悉學校的科研體系和成果轉化路徑。”孵化器平臺相關工作人員介紹道。

當科研成果一旦通過校內的轉化評審后，大零號灣長期駐校的專職辦公人員馬上與創業團隊一對一對接，幫助初創企業代辦一系列服務，涵蓋工商手續、政策對接、融資輔導、員工培訓等一系列煩瑣內容。

而大零號灣園區也會根據評估等級，提供場地租金減免、裝修補貼，落實各項扶持政策。這種模式的轉變，讓科技成果轉化的周期大幅縮短。數據顯示，自該機制運行以來，上海交大項目在大零號灣的就地轉化率遠超歷史平均水平。

從劉東的角度來說，科技成果“躺在紙面上”是長期困擾高校的痛點。成果轉化首先面臨的不是來自市場的挑戰，而是政策的束縛。

老師的校內研發成果，屬于職務內發明，其專利能否作為企業的核心專利面向市場呢？兩者有產權上的矛盾。

而現在采取的方式是：老師作為專利完成人進行專利轉化實施，第三方評估確定其研發專利價值；學校把專利作為無形資產注入老師的初創企業；同時約定，未來企業發展中專利增值收益將按比例與學校分成，形成個人、企業與學校“三方共贏”的格局。

“從專利認定到經費使用，每一步都有章可循。”劉東認為，學校設立技術成果轉化專員，專門對接教師創業的內外部事務，而大零號灣在交大派駐專員，更是讓高校與園區資源實現“魚水交融”。

這條科研成果轉化路徑，被老師們稱呼為“陽光化”創業，即政策解綁、制度創新，鼓勵老師們正大光明地運用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去市場上創業。

大零號灣作為科創街區，在“陽光化”渠道上，從前端評估到終端的軟硬件供給，幾乎全方位深度參與，讓企業輕裝上陣。

“陽光化”政策執行以來，上海交大共完成203家成果轉化項目公司注冊，其中98個項目落地閔行區（占比48.3%），近九成在大零號灣，總估值超500億元。2024年，該區域9項牽頭或合作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榮獲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有43項（人）項目獲“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均占全市比例約1/5；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17406件，占全區近45%；省部級及以上創新基地60家，占全區75%；海外高層次人才1441人，占全區超90%。區域以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為主導產業，合計營收占區域總營收約80%。

“所以，不能把我們看成簡單的園區一房東、二房東，或者科創空間場地的租賃方、運營方。”大零號灣副總經理葉隆說，“我們作為國有企業，承擔的是科創中心建設的重大任務，做好從‘0到1’的高校成果孵化，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建筑夢之隊的未來嘗試

那么，科創街區如果沒有核心高校，又該怎么發力呢？

不久前，以“創新街區”為主題的SEA-Hi！論壇在張江科學城張江之尚創享中心舉辦，一些科創大咖聊到了他們心中理想的“科創街區”。

“我心目中理想的創新街區，應該是集建筑、藝術、人文、創新于一體的街區，是讓科學家不僅想來而且還想留下來的地方。”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認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們常常會與不同學科的人在一起喝咖啡，在一起交流、交鋒，乃至交融，從而激發了更多的思想火花和創新靈感。

未來的創新街區不只有硬核的一面，更要讓科學家們感受到藝術的氛圍、人文的氛圍，讓大家的思維火花和創新靈感更多地噴涌而出。

也就是說，一個多元碰撞、有生活氣息、人與人邂逅、科創靈感交融碰撞的“外部環境”，是科研人員特別喜歡的。

正因為看到這樣的變化，已經久負盛名的張江科學城內，如今正在開發建設一個新項目：張江之尚。SEA-Hi!論壇還授予張江之尚“SEA-Hi!論壇特別基地”，期待這里成為更多跨界對話的發生地。

張江之尚前身為張江水泥廠，由上海地產集團攜手張江集團共同打造，是上海市浦東新區“金色中環發展帶”重點項目，打造三大先導產業的前沿創新高地。

此次張江之尚工業遺存的更新，匯聚了國內外12位知名設計師，如安藤忠雄、馬巖松、雅克·菲爾葉、柳亦春、張斌等，他們每人選擇一棟建筑或者建筑組群空間，從自身理解對未來科創街區進行詮釋。

從水泥筒倉改造的文化藝術中心，到萬米倉改造的科創方舟，再到鏈接未來科創展演的窯尾劇場，12位設計師的作品和而不同，充分考慮了科創人員的藝術、文化等生活服務的需求。

負責設計其中4棟辦公樓的柳亦春接受采訪時說，他在設計之初，一直觀察著周邊其他建筑的設計手法。南側是馬巖松由萬米倉改造的科創方舟，北側是安藤忠雄筒倉改造的園區文化藝術中心。

“我負責的4棟辦公樓就是處于一個中心位置，反而承擔了協調者的角色。”有鑒于此，柳亦春讓建筑以一種弱化的姿態呈現在場地之上，用輕盈、纖巧、帶一點工業理性的方式，與周邊大尺度、粗獷的體量形成互補和統一。

一群跨國設計師聯合組成的夢之隊，在這樣一個位于上海浦東張江地區、距離上海市中心約30分鐘車程的老水泥廠的基礎上創造空間的無限可能，將占地117,000平方米的工廠改造成一個科創新園區。它能夠容納超過500個研究機構、企業孵化器、初創公司、技術中心和服務平臺。

張江之尚在打造科創街區時，如此強化歷史空間的獨特性，強調未來科創街區的公共性，突出藝術與文化的氛圍，也是上海走在前沿的嘗試。

“主要目的是促進那些跨界的、非正式的交流，激發科學家們的創造力。”張江之尚項目負責人彭暉說，50%的配套室內外空間將被預留用于展覽，包括“科技+藝術”“文化+藝術”等一系列跨界方式。也就是說，這里不僅呈現的是一個科創功能性空間，更要為科創人員提供一個多元、豐富、有趣，促進人與人邂逅、交流、思考、碰撞，激發創造靈感的環境。

這樣的科創園區，在國內比較少見，但在國際上已經成為趨勢。從某種角度說，全球科創，正逐漸“回歸對人的尊重，滿足人的需求”。

輕量化,回歸“都市型社區”

從全球趨勢看，科創街區的發展，可以粗略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依附于產業圈的配套型科創。早期的科創活動并非獨立存在的，而是作為產業園區的“配套模塊”嵌入其中。

彼時，創新需求高度依賴既有產業基礎。比如在制造業集聚區周邊，可能會有小型的研發中心、技術改造工作室。它們規模不大，功能單一，核心任務是對接產業端的具體需求。

這種“寄生式”的存在，讓科創活動始終圍繞產業圈的核心業務展開，缺乏獨立的空間載體和發展邏輯，更像是產業體系延伸出的“創新觸手”。

第二階段，獨立園區的規模化集聚。此時，科創活動逐漸擺脫對單一產業的依附，進入獨立園區化發展的階段。

以上海張江科學城為代表的創新型園區，是這一階段的典型產物。它們往往選址在遠郊或城市邊緣區域，擁有獨立的規劃邊界和配套體系，強調“大設施、大體量、高密度”的集聚效應——從國家級實驗室到中試基地，從孵化平臺到人才社區，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創新生態閉環。

這種布局的優勢在于能集中配置稀缺的科研資源，降低創新主體間的協作成本，但同時也因地理上相對偏遠，與城市核心功能區形成一定割裂。

第三階段，輕量化滲透的都市化擴散。當下的“科創回歸都市”，本質并非簡單的地理空間回遷，而是創新活動本身的形態變革帶來的空間重構。

隨著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崛起，科創活動呈現出顯著的“輕量化”特征——一臺筆記本電腦、一個研發團隊，就能開展核心創新工作，不再依賴動輒數千平方米的實驗場地或重型設備。

這種變化讓創新載體突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它可能是市中心寫字樓里的一個創業工位，也可能是老廠房改造的聯合辦公空間，甚至是社區里的共享實驗室。

它們突出的優勢是“短鏈條反饋”：從創意產生到原型驗證，再到市場測試，能在城市肌理中快速完成閉環，與消費端、應用端形成即時互動。

這種分布式的存在，讓科創活動真正融入都市生活，成為城市有機更新的“活力細胞”，也讓創新不再受限于特定園區的邊界，實現從“集中集聚”到“全域滲透”的質變。

正因為看到這樣的變化，張江科學城內孕育的項目張江之尚，嘗試在這方面破局。

自1988年北京中關村作為中國首個科技園區成立以來，在科創街區的發展中，我國已經走過了很長的一段路。

而上海，建設科創中心的過程中，誕生了大大小小的各類街區。它們有的起初只是自發形成，有的來自自上而下的精心規劃。

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相關研究人員表示，經過一系列調研和采訪，概覽上海科創街區，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五大模式。

第一種是高校驅動模式。以大零號灣為典型。高校不僅為周邊科創街區提供了豐富的人才資源和科研成果，其教學、生活也與城市的商業、居住、公共服務等功能深度交織，形成了產學研用一體化的發展生態。

第二種是研究機構驅動模式。比如中國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或是醫院及其附屬的醫學研究室、科研中心。

以上海徐匯的楓林路街區為例，依托幾家大型醫院，整個街區聚集了大量生物醫藥企業。這些企業與醫院形成了緊密的聯動關系，在臨床驗證、技術研發等方面展開深度合作，加速科研成果的轉化落地。

第三種是龍頭企業驅動模式。初期通過龍頭企業的影響力吸引上下游企業集聚，形成產業集群。從長期發展來看，這些龍頭企業往往會超越單純的企業角色，向開發運營主體轉型。

以上3種模式有一個共同特征，即存在一個明確的核心機構，作為產業發展的主導力量。

第四種是環境與城市服務設施驅動模式。以上海西岸為例，它并非依靠單一的某個機構或資源，而是將整個西岸濱江地區打造成具有影響力的城區品牌。這里融合了文化、藝術、生活方式，相關技術人員喜歡西岸的年輕、潮流、藝術氛圍，愿意在這里辦公，從而吸引AI類產業和人群集聚。

這種模式的核心吸引力來自環境優勢、完善的城市生活服務，注重場景共享，依托相對優越的區位條件。

第五種是成本優勢驅動模式。該模式多存在于遠郊或工業轉型區域，比如寶山的部分區域。由于土地、廠房等成本相對較低，自然吸引了一些對成本敏感的企業入駐，成為區域產業發展的初期驅動力。

幾位受訪專家普遍認為，上海資源種類豐富，又囿于房地產成本高，在產業集聚上，很難形成杭州那樣的特色小鎮式的集中布局，實際上也沒必要去做類似的“產業小鎮”。

上海的每一棟樓宇中就可能孕育出多元的、集聚上下游產業的科創力量，每一個共享辦公空間中就可能誕生創新成果轉化。

上海看似沒有科創類明星企業，實際上，在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硬科技領域一直具備深厚實力，只是有些技術“不為互聯網宣傳”，未作為“明星企業”被廣為人知。

“上海的優勢在于產業配套完善、成果轉化高效。科創的積累有厚度、有延展度。”一位長期觀察科創領域的專家表示。

那么面向未來，適合上海的科創街區應該側重什么呢？打造科創人員更喜歡的“都市型”創新街區——具備類似中心城區的生活、藝術、文化休閑氛圍，具備為科創人群畫像而定制的一系列激發靈感碰撞的環境。

在曾經被認為只有工業廠房、冰冷機器、鋼筋水泥的科創園區里，把藝術、人文、生活放在突出位置。這是上海的一種嘗試，或許也是大勢所趨。

原標題：《為什么這樣的街區，吸引科研人才》

作者：解放日報 龔丹韻